1.3 文献综述

在家上学在世界各国广泛存在着，在许多国家是合法的，如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而在另外一些国家如日本、韩国等则是违法的。在我国，在家上学概念的进入也只是最近一二十年的事。事实上，在家上学并不是什么新事物，而是人类最为古老的教育方式。在近代教育出现之前，家庭教育是世界各国人民最为主要的教育儿童的方式。在我国古代，私塾教育是典型的在家上学形式，它虽然主要由家庭聘请的私塾老师来上课，但地点一般是在家里、族里、村中所设的学堂里，或在老师的家中。总之，它的特点是家校合一，人数不多，教师有时间进行个别辅导。因此，当在家上学概念在中国出现，并伴随着一批学堂、私塾的践行时，人们称呼它们为“现代私塾”。那么，“现代私塾”与中国式在家上学的区别和联系是什么呢？为了更好地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先来看看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在家上学。

1.3.1 国外有关在家上学的研究

美国是现代在家上学的大国，人数众多，争议最久，相关研究也最丰富。因此对美国在家上学研究文献的收集和整理就成了我首要的任务，我希望借此能给中国式在家上学找到研究的突破点和借鉴处，以及理论解释的可能性。

根据美国国家教育统计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 NCES）1999年、2003年、2007年的统计，美国父母选择孩子在家上学的原因始终居于前三位的是对环境、宗教和公立学校学术的不满。其他学者也有一些与之相同的研究结果（Gilmore, 2003; Stevens, 2001）。Dan Shepherd在他的博士论文里对这三种原因进行了比较详细的分析。父母对环境不满主要是由于公立学校中存在吸毒、暴力、性乱及性传播疾病，而这些是经常在报纸上看到或在电视里听到的，他们让孩子远离这些危险的及不道德的环境，以免孩子成为这些事件的参与者或牺牲品。宗教的原因则是因为公立学校是完全世俗的，是“远离教堂和政府的”，他们认为他们的宗教信仰在那里不受欢迎。比如担心在学校祈祷会被禁止，进化论会被作为一种科学的解释模式来解释宇宙和人类的起源。而这些有宗教信仰的父母则认为《圣经》应该是所有知识的基础，当《圣经》和它的规训被排除在学生知识领域之外时，孩子们就会缺乏接受新知识和判断新知识的真理核心。对公立学校学术的不满主要是由于它们失败的学术指导。如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印第安纳州首府）公立学校（IPS），在读和语言的运用上，通过基本考试的学生仅占51%，而在所有年级中进行的基本数学考核通过率也只有55%，事实上能够毕业的学生只有46%（Shepherd, 2010）。

Brian D. Ray博士在2011年最新的对在家上学原因的研究中，发现有些变化，以下7种是主要原因：①对每一个孩子都可以定制个性化课程和学习环境；②可以完成超出学校的学业内容；③用适合孩子的教学方法而不是那些学术学校用的典型教学法；④加强孩子与父母及兄弟姐妹的亲密关系；⑤提供年轻的同伴及成人的符合逻辑的带有指导性的社会互动；⑥给孩子提供一个安全的环境，因为公立学校存在暴力、吸毒、酒精、心理问题以及不合适不健康的性别认同等问题；⑦可以传授给孩子一套特殊的价值观、信仰和世界观。很明显，带有反抗性质的宗教原因已退出前三，怎样给孩子提供更好的、个性化的教育及培养孩子的情感、性格等居于前列（Ray, 2011）。正如Milton Gaither对最近在家上学的研究和分析所表明的那样，在家上学越来越像早期的家庭教育，而不再是一种反文化的抗议运动（Gaither, 2008:201-226）。

在家上学在美国的发展也有一个从违法到合法，再到如今的蓬勃发展的历史过程。美国在独立前，不存在州立公办学校和强制入学法，独立后才慢慢开始对教育进行管理。1852年美国马萨诸塞州是首个把强制入学写进法律的州，其他各州也紧随其后。到1918年，每个州都立了法，制定法律强制儿童入学。如果父母不把孩子送到一所正规学校而是放在家里，就会面临法律制裁。20世纪60年代后，伴随着城市权利、反战和反主流文化运动等，美国的教育体系受到批判。一些父母决定把孩子放在一个可选择的教育环境中，对于一部分家长来说，这意味着在家教育孩子。同时代，基督教右翼作为一种强有力的社会和政治力量出现，谴责公立学校不断严重的世俗化。而在家上学作为一种受青睐的选择被加入基督教教育。来自宗教与社会的力量使在家上学出现了长达三十年的蓬勃发展。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在家上学人数已突破百万大关。从1893年马萨诸塞州默认在家上学到1993年美国最后一个州密歇根州承认在家上学的合法地位，美国的在家上学经过了百年的抗争。人数也从20世纪60年代的1万～1.5万人（Shepherd, 2010）上升到现在的204万人。这正如Milton Gaither所认为的那样，现代由政府管理的、强制参与的、具有标准课程设置的教育不过是19世纪中期改革以后的事，在早期的美国家庭才是教育的中心（Gaither, 2008: 1-5）。

美国在家上学的地位在过去两个世纪的巨大变化显示，公立学校在被人们广泛接受和发展之前，在家上学是一种社会标准。后来，当工厂模式的学校席卷全国的时候，在家上学被这种标准排斥，最近几十年，在家上学从被排斥，到慢慢被接受，直到成为寻常之事。从这个历史中可以发现，在家上学的人数是随着社会意义的改变而改变的。在家上学一度主要处于社会的边缘地位，今天，选择在家上学的家庭令人惊讶地多样化，他们选择的理由也像宪法和意识形态一样多变。从白人、中产到低收入者、有色人种；父母的受教育水平也相差很大，从拥有博士学位到高中没毕业。虽然在家上学面临着经济、教育、世俗资源的挑战，但是缺乏一个或多个这些方面的家庭还是勇敢地接受了挑战（Kariane, 2002）。

美国在家上学取得合法地位的过程，也是一个对其利弊研究、分析、评判的过程。研究证明，在家上学的孩子不但学业优于公立学校的学生，而且社会化程度也很好，并没有出现专家们一直担心的社会化问题。最新的研究表明，在家上学的孩子比公立学校的孩子在标准化学业考试中成绩高出15%～30%，无论其父母原先的受教育水平和收入如何，在家上学的孩子们的学业成绩高于平均水平，其SAT和ACT（美国大学入学考试）分数也高于平均水平。在社会化、感情和心理发展上也明显好于公立学校的学生（Ray, 2011）。

由此可见，在美国，在家上学与社会发展、文化进程密切相关。当然，不管（选择孩子）在家上学者的背景如何，无论他是一个基督徒还是一个无神论者，是一个穆斯林还是一个摩门教徒，是一个佛教徒还是一个浸礼会教友，在家上学者都认为孩子们有巨大的潜力去挖掘以取得与众不同的成绩，而标准化的教育则会削弱甚至压制这种潜力（Stevens, 2001: 5）。总之，正如Mitchell L. Stevens认为的那样，在家上学在美国最初是一场社会运动，有着丰富的历史和严密的组织结构。在家上学者的最终分离不是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或宗教信仰的不同，而是由于他们对谁来管理及怎样做决定等问题意见不统一（Stevens, 2001: 4-9）。Milton Gaither认为，美国的在家上学运动影响广泛，比如对性别的理解。在家上学的母亲们不再把自己看作简单的家庭主妇或妈妈，家变成了一个工作场所，“妈妈”成了一种教育职业。父亲们也变得更加家庭化，男孩们学习烹饪、清扫和照顾年幼的兄弟姐妹。孩子们一块成长，很少有性别特殊性；也有些学者把在家上学运动看作女权主义运动，或者反现代主义等。作者引用社会学家Zymunt Bauman“流动的现代性”（liquid modernity）的概念，最后得出结论，在家上学代表了教育的未来：非管制的、市场驱动的、私人化的、伸缩性的、流动的教育（Gaither, 2008: 225）。

同为发达国家的加拿大，在家上学现在也变得流行，这使得在家上学的人数在过去的20年增加了4倍。在过去，绝大多数在家上学的孩子是由于宗教原因，现在，很少有在家上学家庭还有负面的反公立的观点，取而代之的是认为它是公立学校的一种替代性选择。之所以选择它，是为了给孩子提供比公立学校更好的教育。除此之外，孩子的特殊需要、交通、方便、社会问题、家庭等是其他一些值得注意的原因。一部分人担心在家上学孩子的学业成绩，但数据显示，在家上学孩子的考试成绩远高于所有公立、私立学校学生的平均分。在阅读上的得分超过80%的学生，在数学上超过79%的学生，在语言上超过76%的学生（Basham, 2001）。另一部分人担心在家上学孩子的社会化问题，认为这是一个全面发展孩子的重要组成部分。孩子们确实需要与别人、同伴的互动，无论在家上学家庭提供多么充分的互动，这都是个备受争议的问题。1999年，加拿大国家教育协会宣称，他们相信，在家上学不能提供给孩子全面综合的教育实践（Basham, 2001）。一位公立学校负责人在1995年的研究发现，92%的人相信在家上学的孩子没有获得充分的社会化实践（Medlin, 2000）。但在家上学的家长和宣扬者则认为，他们的环境不是有害的，而是有利于孩子健康成长的。孩子们关注父母的模式，而不是从同伴那里学习行动准则和信仰。研究表明，在家上学的孩子很少受同伴影响而更加关注家庭，这与公立或私立学校的学生处在受同伴主导的文化中、因存在于高风险的社会而出现失调的情形完全不同。在家上学孩子的家长会加强控制，允许孩子们选择，并监督每个孩子的社会互动。但是监督孩子互动伙伴的质量，并不意味着数量的减少，有研究表明，在家上学孩子家庭外的伙伴通常有5.2个，有些是公立学校的孩子。此外，在加拿大，每个省至少有一个在家上学协会，它们的存在也有助于在家上学孩子的社会化。在家上学学生在学业和社会化上的成功表现使在家上学人数在加拿大戏剧性地增长，类似的潮流似乎也环绕世界，在英国、德国、日本和韩国，在家上学的人数都在快速增长（Saunders, 2006）。

除了发达国家的美国和加拿大，我们再来看看与中国同为东亚文化的其他国家和地区。

台湾地区与中国大陆同根同源，具有一样的文化传承。在过去只允许有残疾或者有精神疾病的孩子在家学习。1999年，根据“国民教育法”，在家上学作为一种“非学校形态之实验教育”而被承认是合法的，然而在台湾地区父母只被允许教他们的孩子到9年级，这和美国的K-12年级都允许在家上学有些不同。但毕竟，中国台湾地区和美国由于文化的不同，在家上学的情况还有许多不同之处。在台湾地区，儒家思想影响深远，父母认为应该由其他人来教自己的孩子，因为这样可样避免教学中父母和孩子之间出现紧张局面。此外，台湾地区的教育更多地强调社会化，如果孩子没有像他的同伴们一样进学校学习，就会被认为不正常，这和个人化程度很高的美国文化有很大不同。台湾地区在1967年发起“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在学校，学生们学习更多的中国古代传统经典著作和儒家思想。儒家学说被认为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和中国教育的基础。从孔子开始，教育就在东亚文化里扮演最基本的角色。教育似乎被作为通向未来成功和发财的路。在台湾地区，父母都是尽其所能地给孩子提供最好的教育，支持孩子获得最多的教育。此外，教育也能够保持社会的和谐。通过教育，人们可以通过适当地扮演不同的角色去处理各自不同的社会关系。一句话，对父母来说，很难把孩子带出学校在家上学，因为在传统观念中，教育把学术成就和社会发展放置在很高的地位，教育是道德文明和社会进步的基础。在台湾地区，父母如果不满意公立学校教育，可以选择其他教育形式，如到私立学校，包括到基督教学校，或者出国留学，但依然还是有一些父母不管文化期待和普遍的教育选择而进行在家上学实践。原因是什么？大致来说，一是相较于传统教育，在家上学更有利于满足个别孩子的兴趣和需求；二是在台湾地区，大部分在家上学家庭都有宗教背景，绝大多数是新教背景。在西方，至少从中世纪开始，宗教成为文明的基础；而在中国文化中没有具体的宗教元素，台湾地区的学校由于各种原因忽略了宗教教育。也就是说，与美国的在家上学运动类似，台湾地区的许多家庭选择在家上学是为了让孩子受到更好的宗教和道德教育，而且这些家庭绝大多数是基督教背景，特别是新教背景。由于台湾的宗教运动，早在1998年，在家上学者在台湾地区就建立了“中华基督教慕真在家教育协会”，他们认为养孩子是父母的责任和上帝的任务，这个任务不应该由政府和学校来接管等，强调加强和重建宗教信仰的重要性，决定重拾在家上学这样一种更好的教育。据统计，2005年，台湾地区大约有600个在家上学的学生，到2009年的时候，这个数字增加到1200个（Tung, 2010）。

在家上学的出现在日本也是近些年的事。日本的小学和初中存在着严重的辍学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二战）前主要原因是贫穷、疾病和父母的漠不关心等。而20世纪90年代快速增长的辍学问题主要是因为心理疾病、校内欺凌、学业压力、教育体系和价值体系的同质性等，日本教育部、文化部等政府部门想了许多应对措施都不能解决上述问题。一些辍学学生的家长对美国的在家上学很感兴趣，并开始进行在家上学的实践。或者说，日本的在家上学者大部分是辍学者。但目前在家上学在日本是不合法的，国家的态度也不明确。由于在家上学可能偏离国家教育控制，不是如今教育改革的典型选择，国家可能不会接受。但在家上学倡导者认为，在家上学是比日本的标准化教育更好的教育策略，因为它可以加强每个孩子的创造力。而日本高比例的辍学问题和新兴的在家上学与日本的教育体系密切相关。

日本教育中有两个关键的因素，一个是国家控制的标准化教育，另一个是学术竞争。从历史角度看，日本的教育发展具有同质性的文化语境，人们相信学校的学业成功与未来的成功紧密联系在一起。日本是在19世纪末结束封建制度和闭关锁国，并开始全面向西方学习的，包括学习西方国家的教育体系。无论是政府还是人民都渴望模仿西方模式并赶上西方，1873年，公立教育体系建立。日本的教育体系二战前是在西方的模式下建立的，二战后是在美国的领导下重建的。由于传统中日本人把教育作为社会对孩子最重要的责任之一，日本教育以政府为主导，使每个人都有接受平等教育的权利，小学和初中实行义务教育。日本人相信，在这个经济快速增长的时代，教育是孩子的成功之路。也就是说，教育是社会人权的基础，高水平的学术成就意味着现代化和经济增长。日本是同质性很强的社会，任何和大多数人不一样的人和事都会招致排斥。日本的高中和大学入学考试特别关注学术成绩，这个体系强迫学生面对极端残酷的等级制的划分。这样的考试制度导致产生了大量的补习学校，学生们晚上还要到补习学校学习，回家时有时已是夜里。对这种过度竞争厌恶或者辍学的学生被称作“废物”。

20世纪90年代，日本社会结构发生改变，主要原因是孩子数量的减少，泡沫经济破灭后年轻劳动力市场的转移，信息技术的发展，价值观和道德标准的转变等。所有这一切都动摇着日本的教育体系。学校僵化、标准化的体系和以考试为中心的导向，引起越来越多人们的不满，有关教育的一系列改革建议由此开始。地方政府和私立学校开始有了一些自由裁量权（Minoura, 2013: 215）。2002年，为了解决教育问题和应对变化了的时代，日本全面实施教育改革。过去整个教育体系和学校课程都被国家控制，也就是说，日本的小学和初中在相同的时间、相同的体系下教着相同的东西。现在的教育改革正在努力尝试着更少的标准化和更多的弹性，因为国家认为，标准化的学校体系带来了一些教育问题，如辍学，公立学校应该关注多样性以满足多种类型的学生需求。现在的教育改革允许学生有更多的自由去面对如此过度的学术竞争，比如减少上课内容等，但这种改革却遭到一些家长和教育专家的反对，以致最后政府不得不颁布现在的课程量是最小课程量，学校可以在这个最小需求外增加更多的内容。日本人的学术成就信仰似乎还没有改变（Aso, 2006）。

韩国在家上学的主要驱动力是宗教价值及对整齐划一标准化公立教育体系的不满。它可以分为两种类型，非学校教育和基督教在家上学。非学校教育的父母相信孩子的个性，要去提升孩子的学术独立和创造力；基督教在家上学的父母强调孩子的个性发展和以《圣经》为中心的世界观。无论哪一种类型，韩国在家上学的父母都典型地代表了他们接受了西方的个人主义，要培养孩子独立的公民意识或者基督教的美德。母亲是在家上学的关键人物和代理人，她们管理受教育的孩子，拥有了一个新地位——“在家上学妈妈”。在家上学的实践会让妈妈们意识到独立的自我并发现孩子的特点个性。与传统的自我牺牲的母亲不同，在家上学的母亲关注发展自己的潜力，而不是在孩子身上实现自己的抱负。在韩国文化语境下，在家上学已经超越了简单的教育方式的选择，它是一种文化的反抗：在教育的新自由主义的统治下，帮助重建以家庭为中心的价值和生活方式。在这个快速改变和越来越非人格化的社会，家变成了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地方，在那里，母亲撤回到家中，重新装备她们的孩子以使他们更具竞争优势，并在社会上获得成功（Jung, 2009）。

虽然在家上学在韩国被认为是一条可选择的教育之路，但大部分人对它还是有误解，仍把在家上学看作天才儿童或由于不适合集体导向的学校环境而采取的一种特殊教育。虽然媒体对在家上学和在家上学孩子优异成绩的报道已慢慢改变了这种想法，但大部分韩国人仍然认为学校是孩子实现社会化最主要的地方。在韩国社会生活中，学校被认为非常重要，不单是因为韩国人认为教育最重要，而且是因为他们认为学校校友资源对今后的社会生活很重要。近些年，在家上学的优势被放在显著位置，越来越多的家长和学生加入这个潮流。但事实上，在家上学在韩国是违法的。现行的义务教育法规定，所有的孩子都必须进入九年制的小学和初中，对违反者即孩子的监护人要处以100万韩元（约1000美元）的罚金。尽管在家上学处在不合法的地位，但并没有人被罚款，也从来没有有关在家上学合法性的争议。通过提出延迟学校教育的申请，孩子们就获得了学校体系外的合法自由。缺席三个月长的课程后，孩子们就有资格参加升入初中和高中的入学考试。通过这些考试代替正规教育。为了支持多元化的教育模式，韩国政府现在正打算使在家上学合法化，但在这个计划发布之后，却受到教师和家长的双重批判。教师协会警告说，新的法案将忽略国家教育孩子的责任，而把教育交到私人教育产业。在家上学的家长们则担心有钱的家庭把在家上学当作一种精英教育而带来对在家上学的误解。他们也担心立法后由于要满足法律标准而带来额外的负担，以及政府的规章制度会对在家上学造成基本损害。虽然在家上学的非法地位会限制父母对教育的自由选择，但矛盾的是，法规原则的缺席反而让在家上学的父母选择他们希望的课程，法规可能会剥夺这种自主选择课程的权利并且带来额外的管理负担。大部分在家上学的父母和倡导者都宣称政府不应该干涉他们的在家上学，因为他们能够给孩子提供比公立学校更好的教育机会（Jung, 2009）。

那么，在发展中国家或说相对贫困的国家或地区，在家上学的情况又是如何呢？

以非洲大陆的乌干达为例。乌干达由于是内陆国家，在经济上完全靠邻国港口，因此造成高昂的燃料价格和的昂贵的生活成本，这直接和间接影响了国家在教育上的投资。再加上政局不稳和艾滋病的横行，这些都在摧毁乌干达弱小的经济体制，人均收入只有300美元。直到今天，这个国家还主要依靠外部的经济援助，这其中就包括教育。作为原先英国的殖民地，1962年乌干达才获得独立，并见证了政治体系戏剧性的变化。然而1971～1985年的政治动乱又把乌干达拉回到贫穷和可怜的境地。1986年现在的国家抵抗运动政府执政之后不久，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其他发展伙伴的帮助下，政府开始执行许多改革项目，这其中就包括普及初级教育，并把它放置在首要位置，因为国家也意识到教育是任何国家政治、社会、经济发展的主力，能够提高人们的文化水平、收入、健康、政治参与、自由和总体福利等。

统计表明，在乌干达，受过教育的父母是孩子存活的强大因素，并且教育在初等水平以上的家庭一般有着较低的出生率。受过中等教育的妇女的生育率是3.9，没有接受过教育的是7.9，接受过初级教育的是7.8。此外，接受过中等教育的妇女也更多地参加产前检查并在专业人士的帮助下分娩。通过上述事实，可以发现，在未来多年，努力使妇女完成中等教育，摆脱各级教育中的性别偏见将成为政府的核心工作。政府将通过多种渠道、付出双倍努力去提升妇女的受教育水平。目前的公立正规学校无法完成这个任务，因此，成人家庭学校将作为一种可选择的教育模式出现，目的是使尽可能多的人接受教育，特别是女孩和成人妇女。在家上学在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概念是父母或监护人在家监督孩子的教育发展，而在乌干达的语境里，这个概念被扩大到成人在家上学，在家或社区，文盲成人将监督自己的教育发展，它仍将意味着在正规的公立或私立的学校外的学习，但是包括成人从他们丰富的、可利用的社区资源及与其他成人学习者的互动中学习。在乌干达将来的学校模式中，在家上学将成为小学和中学的补充模式，通过关注妇女成人在家上学提高受教育水平和发展技能（Nakabugo, 2008: 55-69）。

从以上研究可以发现，在世界范围内，在家上学人群、产生的原因、表现形式等都不尽相同。由于各国文化和社会环境不同，国家政策和普通民众的看法也不相同。显而易见，在家上学不是一个孤立的教育现象，它的产生和发展与本国的历史背景和整个社会文化大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对它不能做孤立的静态分析。这也给我们研究中国式在家上学提供了视角和线索。

1.3.2 中国大陆有关在家上学研究

现代在家上学（homeschooling）的概念也是近些年才在中国出现的。著名“童话大王”郑渊洁1983年出生的儿子郑亚旗自小学毕业后，就一直在家接受教育。郑渊洁自己教学，自编教材，如把中国刑法中419项罪名编成了419个童话故事等。三年后，儿子算是中学毕业了。无独有偶，笑声演员郭德纲1996年出生的儿子郭麒麟初三退学，专攻相声，15岁即开相声专场。

在我国，关于在家上学的原因，目前还没有学者做过较为系统的分析，只有一些主观报道性的文章零零散散地出现在报刊中，而大家普遍认为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对当前教育的不满。张玉胜认为，家长们选择在家上学的家庭式教育方式，其初衷就是要规避现行学校模式的弊端，比如课业繁重的学生负担、缺乏个性引导的“一刀切”等（张玉胜，2013）。王秀娟认为，传统的学校教育因群体教学难免粗枝大叶，又因大多以应试为导向而广受诟病，而且评价体系过于单一（王秀娟，2012）。陈汉珍的《丁丁为什么在家上学——兼论教育的异化》（陈汉珍，2008）使用了人类学的参与观察及访谈方法，较为系统地分析了丁丁在家上学的原因，认为这是教育的异化。具体来说，这种异化包括三个方面：教育价值观的异化、教学方法的异化和评价体系的异化。比较有说服力的是21世纪教育研究院发布的《中国在家上学研究报告（2013）》。21世纪教育研究院采取网络调查问卷、QQ群和“在家上学联盟网”在线对在家上学现象进行调查和统计（此调查对象是以家庭为主要教育场所的人群，不包括各类小型学校）。结果显示，人们选择在家上学的原因前五位是：“不认同学校的教育理念”，占54.19%; “学校进度过慢”，占9.50%;“孩子在学校没有得到充分尊重”，占7.26%; “孩子厌倦学校生活”，占6.70%; “宗教信仰的原因”，占5.59%。具体原因及分布如图1-1所示。

从现有文献来看，在我国，对在家上学产生原因的分析基本上都认为是对学校教育本身的不满，如教育理念、教学方法、教学进度、教学评价等。

此外，国内对在家上学的研究还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合法性问题，二是规范性问题。第二个问题其实是以第一个问题为前提的，因为只有先合法才能有效地解决规范化问题，如对“孟母堂”的争议等（罗倩，2010；季卫华，2007；胡喜盈，2009）。规范化也是人们关注的焦点。沈晓敏认为，对于“家庭学校”的担忧或批判多集中在孩子的社会性发展、家庭教育的质量监控，以及对《义务教育法》的违背方面（沈晓敏，2010）。程鸿认为，把孩子留在家里自己教育是一件具有很强的相对性和偶然性的事情，对于绝大多数家长来说，公立教育体系更成熟，教育质量更有保证，是教育孩子更好的选择（程鸿，2010）。

但在家上学的好处也是显而易见的。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认为，孩子适合做什么，他的天赋、能力和爱好在哪里，集体化的学校教育是很难发现和识别的。而通过面对面的小班教学，可以观察孩子的变化，体察他的爱好、潜力和情绪。其实教育最重要的功能是人的自我发现，发现我自己能做什么。这种新的教育制度的出现的确有它的价值、合理性和必然性（靳晓燕，2012）。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康健也认为，在家上学作为现代教育的探索，给了学校制度之外的选择。教育必须要突破“我们认为社会需要什么，我就要给你什么，你就要接受什么”的思维。任何一种教育形式都无法满足一个儿童、一个学生成长的全面需要。没有人能够知道一个孩子到底需要多少东西，也无法提供给他所有教育的类型。教育必须是多样化的，就像吃东西，吃多元复杂的会好一点（靳晓燕，2012）。

除此之外，孩子的社会化问题也是一个争论的焦点。孙云晓认为，孩子进学校读书并非仅仅学习知识，如何与同伴相处是其社会化极为重要的途径，如果让孩子在家上学远离伙伴可能会造成重大缺失。同时，适应学校的各种生活，也是大多数孩子的必修课。因此，父母在决定孩子是否在家上学时需要慎重行事，特别要客观评估自己的能力和精力。但也有学者表达了不同观点。齐学红、陆文静曾就在家上学孩子的社会化问题进行过个案研究，他们通过对一位接受在家教育已三年的女孩的学习态度和人际交往两方面的考察，发现在家上学的孩子并未出现批判者所担心的社会化发展不利的问题，相反，在家上学的教育方式具有培养自主型儿童的可能，对儿童的社会化发展具有积极影响（齐学红、陆文静，2013）。

总之，对在家上学的利弊，大家的看法也不一。总体来说有利的方面主要是多元选择和可以增进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不利的方面主要集中在规范化、社会化问题上。

综上所述，中国有关在家上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对其产生原因的分析，主要认为是家长对公立学校或说对现有教育体制的不满，如教学方法，教育理念等。二是在家上学的合法性问题。三是在家上学的社会化、规范化问题。由于中国式在家上学以学堂、私塾的形式出现，并不存在社会化问题，但合法化、规范化的问题依然存在。

1.3.3 总结

首先，从世界范围看，在家上学都将是一种趋势，尤其在最近几十年。无论是像美国、加拿大这样的发达国家，还是如乌干达这样相对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在家上学都是正在发生或即将出现的一种教育方式。即使是像美国这样在家上学的大国，人数的剧增也是发生在2000年以后（从20世纪90年代的100万人到如今的200多万人）。在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在家上学都是最近几十年的事。

其次，由于历史、文化、社会发展状况，甚至地理环境等国情的不同，在家上学产生的原因、表现形式、作用和意义等又有不同。在美国等发达国家，在家上学是孩子们真正地在家接受教育，而在乌干达这样的经济落后地区，它则是为了解决初等和中等教育问题，提高全民最基本的文化素质，在家上学的概念拓展到成人妇女，则是对正规学校的补充，更是社会资源的再利用。在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这些受儒家思想影响、重视教育的国家和地区，在家上学的情况又有所不同。日本在家上学的孩子主要是因为辍学问题；台湾地区在家上学的孩子主要来自有宗教信仰的家庭，在家上学主要是为了解决信仰问题；韩国在家上学的孩子主要是由于宗教和家长对标准化公立学校的不满，但深层意义上则是文化的反抗。

以上研究表明，自20世纪末起，世界范围内的教育改革就开始进行，虽然各国的国情不同，但这种教育体系的广泛改革证明，公立学校存在严重问题，这种问题主要表现在与变化了的国情和时代的不相适应上。也就是说，当国情和时代发生变化的时候，目前的公立学校的教育体系依然没变。这必然招致矛盾和民众的不满以及自下而上的变革呼声，但对目前的教育体系的变革最终还需要自上而下国家政策层面的支持，这在各国的教育实践中都得到证明。在家上学现象只是这种变革的一种表现形式，从某种程度上讲，在家上学几乎在所有国家都是因公立学校不能满足个体的特殊要求而出现的一种教育方式。可以说，每个国家的公立学校体系都面临着同样的困难。

从世界范围来看，在家上学现象不是一个孤立的教育现象，它的产生和发展还与整个时代及本国的历史背景、社会文化大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对它不能做孤立的静态分析，这也给我们研究中国式在家上学提供了视角、线索和理论依据。首先，对在家上学的分析要结合中国本土实践来进行，也就是要进行本土化研究，找出中国在家上学的特色。其次，要结合中国国情来对在家上学现象进行研究，找出中国特色形成的历史、文化背景，并通过对在家上学的分析，探讨教育的本质、目的。因此，对在家上学现象产生的广泛的社会文化背景做深入的、情境化的、脉络化的分析和研究，从更为广阔的文化视野来研究这一教育文化现象及其产生发展的社会原因是本书研究的关键。对这种文化脉络的分析包括两个方面，即纵向的历史文化背景和横向的社会结构、自然生态、科技发展、国际影响等，它们相互影响和作用，共同形成了中国式在家上学。由于本书把在家上学置于教育人类学视角之下，因此，构建本土化的教育人类学是本书的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