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章 中日文化交流史的特点与分期

文化交流是人类社会和各民族文化进步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文化的发展，都不可能是孤立封闭的自我繁殖，而总是要和其他国家、民族的文化进行交流，互相影响、补充、渗透，不断借鉴、吸收、融合外来文化。史实证明，文化交流的有无和文化交流广度与深度的不同，直接影响了某个民族、某个国家的进步程度，甚至某个时期的社会进步程度。在世界各国的对外文化交流史中，中日文化交流史以其丰富多彩、源远流长的特点而格外引人注目。

相对于世界史上其他国与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史，中日文化交流史具备以下四个突出的特点：持久性、全面性、双向性、自主性。

（一）持久性。众所周知，在古生物的生存期间，也就是距今32000年至12000年之间，日本列岛和欧亚大陆是没有大海相隔的，今日的黄海海域是一片开阔的草原地带。直到12000年以前，日本列岛与大陆因冰川而相连，乘此陆桥，大陆的原始人类移居日本，大陆的动物群亦趋向日本列岛，这从目前日本所发现的旧石器时期的石器与动物化石和我国华北地区同时期的石器和动物化石有着许多共同点上，可以得到证实。距今12000年前，冰川融化，日本列岛与大陆完全分离后，大陆上的居民仍利用海流与季风不间断地趋向日本。中日之间的人为的文化交流从这时就已经开始了。而自那时起至今，中日间的文化交流就没有中断过。

自有文字记载以来，中国史书上就不断地记录中日文化交流的史实，周秦时代的地理名著《山海经》上有“倭属燕”的记载。《三国志》开始为日本立传，在至《清史稿》的二十五史的16种官修史书中，都有专门记载日本情况或专题记载中日交流情况的“倭人传”“日本传”等。

笔者认为，文化交流的主体是人员的交流。而中日文化交流史在人员交流方面异常突出。早在秦汉之间，就有以徐福为代表的大陆移民大量东渡日本，其移民潮长达600余年之久，为日本从蛮荒走向文明社会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有确切史料记载的人员往来情况可示例如下：

●据《后汉书》记载，公元57年，日本南方的一个小国——奴国遣使朝贡。

●据《三国志·魏书》记载，日本邪马台国使者来魏（包括带方郡）5次，魏使赴日（包括带方郡）2次。

●据《宋书》记载，自421年至478年，日本大和政权来使朝贡8次。

●据《隋书》记载，自600年至614年，日本遣隋使来华4次，隋朝使臣回访1次。

●据《旧唐书》《新唐书》及日方史料记载，自630年至894年，日本共派出20批次的遣唐使，唐朝廷也曾派10批次的访日团。

●自841年至903年的晚唐的这一时期里，中国的民间商船往返中日间多达30余次，参与人数为1200人以上。

●自908年至920年，后梁的商船曾3次运货到日本。

●自935年至959年，吴越的9批商船往返日本进行贸易。

●自978年至1 1 16年，北宋的东渡商船达70余批。日本入宋僧有3批22人。

●南宋期间，入宋的日本商船接连不断，甚至出现了日本朝廷自己限制出港船只的情况。

●自1277年至1364年，有43批日本商船入元进行贸易。1273年至1281年，另有2批次17万人次的元军参加远征日本的战事。

●自1401年至1551年，日本共派出19次遣明使。其前后，有由中日两国人员参与的大量倭寇开展的海上武装贸易。

●自1650年至1661年，有500艘以上的郑氏商船赴日本长崎进行贸易。

●自1662年至1840年，共有171批4445艘中国民间商船赴日本长崎进行贸易，1689年一年就有173艘。

●自1901年至1909年，有约10万人次的中国人到日本留学。

以上只是根据主要的确切的史料做出的保守统计，实际上，两国人员之间的往来人数和频率远不止这些。在交通不便的古代，中日之间能有如上所述的频繁的人员交流，是世界文化交流史上罕见的史例。

中日两国人员之间的持久的、频繁的往来是中日文化交流事业持久发展的最根本的保障。中日双方虽然曾有过五场战争，即发生于663年的白村江之战；1273、1281年的元朝征伐日本的战争；1591年至1597年的日本丰臣秀吉征伐朝鲜及明朝为保护国土而援朝的战争；1895年的甲午战争；1931—1945年的日本侵华战争。但即使在战争期间，为文化交流而往来的人员交流仍在进行。这说明中日文化交流是中日两国社会发展的需要，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住的。

（二）全面性。中日文化交流涉及了文化的各个方面。无论是狭义文化概念所包含的文学、哲学、史学、科学、宗教、教育、美术、音乐、舞蹈、书法、体育、园林、建筑、工艺、民俗等领域，还是广义文化概念所涵盖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宗教文化、民俗文化诸层面，无处不有中日文化交流的成果和事例。中日两国的文化经过长期的广泛的交流，形成了许多共同点和相似的素质。由此，中国和日本同属于东亚文化圈。

中日文化交流的成就是深远而卓著的。在隋唐以前，中国的漂流民和自然移民东渡日本，为日本带去先进的稻作技术、金属制作技术等物质文化，促进了日本从渔猎采集经济进化到农耕经济，由原始社会进化到奴隶社会。隋唐时期有日本政府派遣的遣隋使、遣唐使以及大量日本留学生与僧侣来华，全面学习仿效中国的制度文化。日本通过模仿中国的“唐风文化”逐渐创造出了具有日本民族特色的“国风文化”,建立了独立自主的国家，完善了以世袭为中心的完整的行政法规制度，形成了适合日本国情的制度文化。宋元时期随商船往来的增多，大批日僧访华，学习中国的南禅宗。一些中国僧侣东渡，带去了丰富的宗教文化，启迪了日本民族的信仰灵性，促成了日本民族独特宗教文化的形成。明清时期，由于航海的安全有了保证，商贸往来、僧侣交流十分活跃，甚至出现了私人行为的邮差。这时期的中国民俗文化深深地影响了日本，提高了日本人的生产生活品质，并促成了日本独特民俗文化的形成。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批中国人以留学、考察、政治避难等不同形式涌入日本，直接学习日本明治维新的新经验以及间接学习西方民主革命的新思想。这些民主革命的新生力量回国后，促成了辛亥革命，创建了包括现代政治、文学、艺术、学术在内的中国新文化，为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基础。

笔者认为，文化交流中最具长久影响力的方式是书籍的交流，中日之间不间断的书籍交流保证了中日文化交流的全面、深入地展开。据日本学者大庭修在《中国典籍在日本的传播与影响》一文中的考证结果，可示例如下：

●最迟在5世纪以前，汉籍已传入日本。

●在603年，由圣德太子制定的《十七条宪法》中已引用了《礼记》《周易》等十三经的内容。

●于735年回国的日本留学僧玄昉带回佛教经论5000卷。

●于735年回国的日本留学生吉备真备带回《唐礼》《东观汉纪》《乐书要录》等约300卷。

●8世纪日本东大寺写经所抄来自中国的书籍至少有76部。

●于9世纪末，由藤原佐理撰写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基本汇集了日本当时的藏书情况。据小长谷惠吉的计算，合计1586部16734卷。其中的绝大部分是汉籍。

●据《传教大师御请来目录》，于805年回国的日本还学僧最澄带回佛典、汉籍234部460卷。

●据空海《请来目录》，于806年回国的日本留学僧空海带回佛典、汉籍216部461卷。

●据圆珍《请来目录》，于858年回国的日本留学僧圆珍带回佛典137部201卷。

●986年，日本高僧奝然带回宋太宗所赐《开宝敕版大藏经》480函5048卷。

●1241年，日本高僧圆尔辨圆带回佛典260部、汉籍100部。

●13世纪以后，汉籍已成为日本上层社会较为普遍的读物，日本在收藏基础汉籍之上，又不断地来中国索书，形成了金泽文库等著名的藏书设施。

●17世纪以后，通过长崎唐人贸易的固定渠道，近万种的中国汉籍源源不断销售到日本。其结果，中国书籍的百分之七八十都被日本收藏，并且其中的一些书目配有日本人做的摘要。

如上所述，长期性的、持续性的中国典籍的东渡为中国文化全面深入地影响日本提供了可靠的保证。凝聚着中华民族智慧精华的汉籍为处于孤岛的日本民族输入了永不匮竭的精神养分。汉籍把中国的历史文化、思想宗教、文学艺术、民生医术、生产民俗之文明成果，完完全全地传递给了日本。

（三）双向性。历史学家普遍认为，隋唐以前是日本通过朝鲜半岛间接接受中国文化的时期；隋唐以后，是日本直接吸收中国文化的时期；明治维新以后至今，是中日文化双向交流的时期。具体说来，中日文化交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主要“流向”。

在古代，由于中国的经济文化比较发达，中日交流的主要“流向”是中国文化向日本输出。其输出推动了日本向封建社会的过渡和民族文化的形成。在古代，日本经历了从吸收到消化、改造中国文化的过程，至今，在日本的社会生活和民俗中还可以明显地看到中国古代文化影响的烙印。

在近代，由于日本及时地接受了西方的思想和科学，使之在明治维新以后，迅速成长为资本主义强国，由此，交流的主要“流向”发生了逆转。甲午战争的失败使中国的仁人志士开始觉醒，人们在谴责日本侵略行为的同时，也把向日本学习、效法日本作为救亡图存、振兴中国的重要途径，还把中日文化交流看作是吸收西方文化的一条捷径。于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批青年赴日本留学，他们深入日本的各个阶层，学习日本的政治、经济、法律、科技。这些学习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以上所指出的“流向”的变化是对中日文化交流史的趋势的总体把握。其实，细观历史，也可归纳出双向性的交流在整个中日文化交流史中的表现。据谭汝谦《中日文化交流史特色初探》的研究，古代中国虽然以天朝自居，鄙视四邻，但向来对日本相当尊重，称日本是个礼仪君子之国，唐朝曾10次派遣使臣赴日，答谢日本的遣唐使，并对来华的日本使节给予特别的礼遇。如753年唐玄宗举行盛大宴会欢送遣唐大使藤原河清等回国，还作诗赋饯别。自唐代开始，中国从日本进口木材、硫磺、砂金、刀、扇、漆器等，贸易额不菲。

宋代以后，来自日本的精致的工艺品，如刀剑、漆绘、螺钿工艺品、水晶制品等受到中国知识分子的欢迎。欧阳修、梅尧臣等曾作诗咏赞日本刀的精良，《天工开物》也赞扬日本刀的“百炼精纯”。中国是个美术工艺高度发达的国家，在古代能受到中国人赞许的外国工艺品是不多见的，从古代中国人对日本工艺品的赞美可以确认中日双向交流的史实。

自10世纪起，日本珍藏的中国汉籍的绝本、佚书就引起了中国人的重视。自那时起，日本人将其反赠与中国，中国人赴日访书之事便成为了双向性交流的重要内容。953年，吴越王钱俶曾委托商人蒋承勋赴日寻访《天台论疏》，求其抄本。984年日本国高僧奝然来华参见宋太宗，作为礼品送来《孝经郑氏注》1卷、《孝经新义》第15卷。在此同时，由日本人撰写的汉籍、汉诗也开始传入我国。其中日本净土宗源信大师的佛学名著《往生要集》传入中国后，对中国佛教的发展还产生过一定的影响。清廷钦定的《四库全书》还收录了日本学者山井鼎（1690—1728）的学术专著《七经孟子考文》及物观（荻生北溪）的《七经孟子考文补遗》共206卷。而山井鼎的老师荻生徂徕的《辨道》《辨名》作为海外新书也于1836年在中国出版，这些专著对清时期的中国儒学研究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甲午战争以后，中日之间的双向性交流表现得更为突出。清朝的张之洞、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大力提倡向日本学习，中国掀起留学日本的热潮，仅1906年一年的留日人数达8000人以上。中国近代军政界重要人物、新文化的重要开创者大都是留日学生或赴日游学者，如黄兴、周恩来、李大钊、陈独秀、鲁迅、郭沫若等。郭沫若先后寓居日本20余年，利用日本收藏的丰富的汉籍资料，潜心研究，最终成为了我国考古学的开拓者、甲骨文的破解人。一些近代民主革命家也流寓日本，在日本避难，收集情报，筹款募捐，开展革命活动。如孙中山曾先后15次流寓日本，居留日本时间达9年之多。日本明治维新的新成果还吸引了许多中国官员赴日考察学习。1902年，著名教育家、北京大学总教习吴汝纶就曾赴日本考察4个月之久，全面调研了日本当时的教育情况。

这一期间，中国政府还征聘了一些日本人来华，担任各级政府机关和各种企业的顾问、各级学校的教习（教师）。虽聘金不高，但日本的一些知名人士积极参与其中。当时东京帝国大学的教授服部宇之吉就曾应聘过北京大学的教头。早稻田大学教授松平康国、京都帝国大学教授织田万、思想家田冈岭云等都曾来华任教。日本教习讲授的科目十分广泛，大到理化、农业、工业、政法，小到绘画、手工、家政、电话事务、监狱事务等。日本教习们在中国的活动为甲午战争以后中国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化做出了一定的贡献。许多教习个人的高尚人格和渊博学识赢得了中国人的尊重，如王国维就常常怀念他在西洋哲学上的启蒙老师田冈岭云。

这一期间，日书中译形成高潮。由于清末的中国人对新事物新文化的渴望，人们对日本出版的新书，几乎不加选择地动手就译，以多、快为好。梁启超在逃往日本的轮船上就翻译完了一本日本政治小说《佳人奇遇》。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出版的有关政治、法律、教育、经济、社会等社会科学书籍的大部分都被译成了中文出版。1903年留日学生范吉迪等翻译出版了日本中学教材系列《普通百科全书》100册。

如上所述，在甲午战争以后的一二十年间里，日本明治维新的新成果以及日本整理的西方文明成果如潮水般地涌入中国，对中国近代思想体系的建立、民主革命的发生乃至最终成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虽然这一日本近代文明向中国传输的过程，比起中国古代文明向日本传输的过程要短得多，但如果能计算其交流的质量和势能的话，其绝对值应是比较大的。至少可以认为，整个中日文化交流是一个双向性的交流。

（四）自主性。日本是一个四周环海的国家，中国与日本之间也以海相隔，这就使古代中日文化交流产生了相对的自主性。

远古时期的中日交流是自然发生的。在航海技术不发达的时代，中日之间大海的存在的确为双方的交流带来不便，但若赶上偶尔的季风及海难事故的话，双方的交流范围就存在着广泛的可能性。从结果上也可以看出，中国东北、山东、江浙、福建、广东、海南等沿海地区的古代文化都有在日本的烙印。大海给双方的交流带来了阻碍，也带来了无限的可能性。比起双方中间有一块陆地或相隔另一个国家、另一个文化圈更为有利。有时，陆路比海路更加成为阻碍，除了自然条件的阻隔，还有人为因素的阻隔。

中日间以海相隔的地理位置还使中日双方各自保持了相对的独立。又因双方之间海的存在，在古代来往十分不易，相互间自然十分珍重对方的来客、对方的友谊。比如，每当日本使者来华朝贡，相比对待某些其他邻国，中国皇帝总是考虑到其路途遥远而特别赐给赏物或官位。其主要史料中是这样记载的：（笔者在重点处加了下划线）

1．建武中元二年（57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光武赐以印绶。（《后汉书·倭传》）

2．制诏亲魏倭王卑弥呼：……汝所献男生口四人、女生口六人、班布二匹二丈，以到。汝所在逾远，乃遣使贡献，是汝之忠孝，我甚哀汝。今以汝为亲魏倭王，假金印紫绶……悉可以示汝国中人，使知国家哀汝，故郑重赐汝好物也。（《三国志·魏书·东夷传·倭人》3世纪末）

3．倭讚万里修贡，远诚宜甄，可赐除绶……诏除武使持节、都督倭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王。（《宋书·列传·夷蛮》488年）

4．贞观五年（631年）遣使献方物，太宗矜其道远，敕所司无令岁贡，又遣新州刺史高表仁持节往抚之，表仁无绥远之才，与王子争礼，不宣朝命而还。（《旧唐书·列传·东夷》945年）

中国虽然向日本展示了自己先进的政治制度，但中国未派过政治顾问去日本，或有过统治日本的行为。日本对于中国，在学习效仿的基础上，又保持着自主独立性。诸多史实证明，一个殖民地的国家的人民对殖民者的文化是比较反感的，由于上述的日本于学习中国文化过程中的自主性，使日本人对中国文化一直抱着长久的兴趣并不断地吸收，这就使日本对于中国文化的学习，有选择、有步骤，尔后又能很好地消化、吸收，并创造出具有独特主体风格的日本文化。同样，甲午战争以后，中国屡遭日本不平等条约的欺压，甚至遭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但中国人留学日本，从日本引进近代文化是自主的，是一个自行选择的结果。

纵观世界史上的国家之间的一些文化交流史实，存在有不同程度的缺憾。如希腊与邻国的文化交流是缺乏双向性的，它只有希腊文化向邻国的输出，而罕见邻国文化的回流。这种单向的文化交流只能发生在历史的某一段时期，而缺少持久性。再比如英国与印度的文化交流，其开始的原因是由于殖民者的武力逼迫，是不自主的、不情愿的，这种武力逼迫下的文化交流是不可能深入的。再比如，当今日本与阿拉伯国家的文化交流，其开始的原因是日本人为了销售自己的工业产品及向阿拉伯国家换取石油，其交流内容往往有一定的局限性，很难进行包括思想、宗教、文学、民俗的全面性的文化交流。总而言之，中日文化交流史所特有的持久性、全面性、双向性、自主性的特点在世界文化交流史上是十分显著的。

北京大学王晓秋教授把古代中日文化交流史分为四个时期，即：（一）隋以前，（二）隋唐时期，（三）五代、宋、元时期，（四）明清时期。但王晓秋也指出：“由于考察分析问题的角度方法不同，或者对历史分期标准理解的差异，对中日文化交流史的特点，还可以作各种描述，对其分期也可以做不同的划分。另外，上述分期主要是从中国研究者的角度，以中国历史文化发展进程为主要线索来叙述和研究中日文化交流的历史。而日本的研究者，则往往从日本历史文化发展进程的高度，采取不同的历史分期，来考察日中文化的交流史。”正如王晓秋教授所述，两国间的文化交流史的发展进程受到双方国家历史进程的约束和影响，是会与双方国家的历史进程有区别，有差异的。

日本学者在阐述中日文化交流史时使用两种分期方法。一种是按照中国的历史年代分期，如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把整个交流史分为五个时期进行了阐述，即：（一）汉、六朝，（二）隋唐，（三）五代、北宋，（四）南宋、元，（五）明清。另一种是按照日本历史的年代分期，如田中健夫《中世海外交涉史の研究》《前近代の国際交流と外交文書》等著作中把中日文化交流史分为三个时期，即：（一）古代，（二）中世，（三）近代。

笔者以为，按照中日人员往来的主要走势来划分古代中日文化交流史的分期，能够更加科学地阐述中日文化交流史实。这是因为人员往来是文化交流的最主要的表征，人员的往来最受双方国家（不只是一方）外交政策、社会发展程度和经济条件的制约，也就最能实际地、准确地表现中日文化交流史的发展进程。比如，于1173年开始的中日古代文化交流史上人员交往最频繁的那段历史事件，其起始时间既不是中国某个历史年代的开端，也不是日本的某个历史年代的开端，而是由于中日双方外交政策的偶然的吻合。在日本方面，恰逢武士头领平清盛篡权，摒弃了平安贵族藤原氏族的“保持国体、不称臣”政策，力图通过与中国的交往获取填补国库亏空的经济利益；在中国方面，恰逢南宋与金议和，政局转入安稳期，南宋开始谋求与周边国家的交往。可以说，两国之间文化交流的发生，需要两个国家同时具备交流的条件和交流的要求，缺一不可。所以，笔者认为，关于中日文化交流史的分期问题，应该相对独立于两国的历史分期。

笔者将20世纪初以前的中日文化交流史，按照人员交流走势试划分为7个时期：

第一分期：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6世纪。即中国的秦、汉、南北朝时期，日本的弥生、古坟、大和时期。其主要的人员交流走势是大陆居民经过朝鲜半岛或沿海岸航行移居日本，传播大陆文明。此分期明显的起始事件为公元前209年徐福率三千童男童女东渡日本。其主要成就有，徐福东渡传播农耕文明、秦氏一族定居日本传播纺织技术等。

第二分期：公元6世纪末到9世纪末。即中国的隋、唐时期，日本的飞鸟、奈良、平安时代初期。其主要人员交流走势是由日本政府派遣的遣隋使、遣唐使、留学生、留学僧来中国考察学习。此分期起始的重要历史事件为公元600年倭使来隋。其主要成就有，在归国留学生的参与下，日本开展大化革新，模仿隋唐的政治制度建立了日本初步的国家体系；在归国留学僧的带动下，日本建立了自己的佛教文化体系。

第三分期：公元9世纪末至12世纪后半叶。即中国的晚唐、五代、北宋、南宋初，日本的平安中后期。其主要的人员交流走势为中国民间商人大量东渡进行贸易。此分期起始的重要历史事件为849年唐商53人驾一船赴日贸易。其主要成就有，中国商船在日本九州大宰府所进行的定期的大型贸易建立了中国物资在日本的稳定的流通体系，中国文化的影响逐步深入到日本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第四分期：公元12世纪后半叶至14世纪。即中国的南宋中后期、元时期、明代初期，日本的平安时代末期、镰仓时代、室町时代初期。其主要的人员交流走势为日本商人和日本僧侣大量来华进行贸易和考察学习，以及前期倭寇扰华的半武装民间贸易。此分期起始的重要历史事件为1173年平清盛复信给宋朝明州刺史，放弃禁止日本人私自访华的政策。其主要成就有，中国南禅宗文化东渡日本引发日本禅文化的发生。

第五分期：公元15世纪至16世纪。即中国的明代的中后期，日本的室町时代的中后期。其主要的人员交流走势为后期倭寇扰华所进行的半武装民间贸易和日本政府派遣明使来华进行半官半民的贸易。此分期起始的重要历史事件为1404年足利义满开始朝贡勘合贸易。其主要成就有，大量中国文物东渡日本，促成了日本民族文化的开花。

第六分期：公元17世纪至19世纪中叶。即中国的清代，日本的江户时代。其主要的人员交流走势为中国东南沿海一带的民间商船频繁赴日本长崎进行有秩序的定期贸易。此分期起始的重要历史事件为1684年康熙帝发布展海令，大批东南沿海居民赴日本长崎进行贸易。其主要成就有，中国书籍的大量流入日本引发了日本儒学体系的建立，中国民俗文化深入影响至日本人的日常生活。

第七分期：公元1 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即中国的清后期，日本的明治时代。其主要的人员交流走势为中国青年学子为求新学赴日本留学。此分期起始的重要历史事件为1898年清政府发布《游学日本章程》。其主要成就有，在归国留学生的参与下，建立了我国近代的新文化体系。

在长达两千余年的中日文化交流史中，中国与日本两个国家已建立了不可分割的紧密关系。尽管在过去和现在，日本始终存在着保持国体派和交流派的论争；中国也存在着亲日派和反日派的论争，但唯有一个事实是不能改变的，那就是两国人民之间要求交流的愿望和实际行动。研究中日文化交流史的特点，客观地确定中日文化交流史的分期，是在我国推进此领域研究的基础性工作。事实上，有关此领域的研究，日本的学者已建立了雄厚的研究基础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关于两国交流史的研究，只靠一方的研究是不够的，中国学者在这一领域尚有太多的课题要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