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大学生劳动力需求增加

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主要工业国家劳动力市场上大学生供给依旧持续增加，但高等教育的收益率并没有如过度教育学者所担心的那样继续下降，反而开始上升，高技能水平与低技能水平、高教育水平与低教育水平劳动力之间的收入差距没有如预期那样逐渐靠拢而是在不断拉大。美国大学生就业人数占比在1980年、1985年、1990年、1995年、2000年持续上升，分别为19.3、22.0、23.8、25.5、27.5；大学生劳动力与非大学生劳动力的相对工资也持续上升，分别为1.36、1.47、1.55、1.61、1.66。英国也表现出了完全相同的趋势，两项数字分别为5.0、9.8、10.2、14.0、17.2；1.48、1.50、1.60、1.60、1.64（Machin，2002）。高等教育与就业之间的关系又一次成为各种理论和学说的研究热点，甚至成为20世纪末至今劳动经济学领域炙手可热的议题。不过学者们关注的角度和以往截然不同，从原来大学生供给过剩所引起的教育与市场的不匹配问题，转向了为何高技能劳动力的供给在持续增加而相对工资效应不降反增。从先前的一边倒地集中于大学生人力资本的供给行为研究，转移到了技术进步与劳动力市场需求的研究。

高校扩招与收益率同时增加这一经济现实的背后，似乎只有唯一的一种解释，那就是以大学生劳动力为代表的这部分高质量劳动力需求一定以高于其供给增加的速度在增加。那么进一步的问题则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了高质量劳动力，即大学生劳动力需求的增加呢？在主要市场经济国家，高等教育收益率增加与技术进步同时发生是一种巧合还是一种必然？技术进步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解释劳动力市场上大学生劳动力需求的增加？针对上述问题，最新的主流文献认为，20世纪末的技术进步可能与大学生（技能型）劳动力互补，而与非大学生（非技能型）劳动力形成替代，从而使大学生工资升水^[4]（college-premium）不断增加，教育收益率持续攀升（Acemoglu，2002）。作为这方面研究的经典文献之一，阿兰·克鲁格（Alan Krueger）在1997年发表的文章用标题恰如其分地概括了这一观点——《论计算机怎样改变工资结构》（How Computers Have Changed The Wage Structure？）。正如杰里米·格林伍德和梅米特·亚路考格鲁（Jeremy Greenwood，Mehmet Yorukoglu，1997）所说：“新技术的研发和操作不可避免地需要搜集和处理信息，而大学生劳动力所拥有的技能为这一切提供了方便，因此，技术进步飞速发展的时代一定伴生对（大学生劳动力）技能回报的增加。”

首先，许多研究试图运用各种数据来验证技术进步带来教育收益率上升这一理论猜测。有些经验研究运用数年的美国人口状况调查数据（Current Population Survey，CPS）证实高等教育的扩张不仅未使高等教育的收益率下降，反而增加了行业内的工资差距，而且有不断扩大的趋势。

但是，由于CPS数据并不包括企业及有关技术进步的观测值，所以他们的研究仅能将教育收益率的增加粗略地归结为需求增加的结果。把技术进步仅仅看成是与收益上升同时发生的事件，并未将技术进步作为内生变量来解释需求增加，进而解释教育收益率的上升，仅仅把技术进步当做不可观测变量，推断行业内工资差异必然源自技术进步，所以无法为这一结论提供直接和令人信服的证据。

伯曼、庞德和格瑞里奇斯（Berman，Bound，Griliches，1994）、阿兰（Allen，1997），以及布朗和坎贝尔（Brown，Campbell，1999）使用行业层面数据开展的研究较好地弥补了上述研究的弱点。

伯曼、庞德和格瑞里奇斯用购买计算机设备和R&D来近似代理技能偏态型的技术进步，发现较多使用这些标志性技术进步的行业，大学生劳动力的使用也较多。他们在分析中建立了一个成本函数：

首先，他们发现技能偏态型的技术进步解释了技能结构变动和收入不均等趋势大部分的情况。通过估计，他们发现与高技能劳动力就业变动的相关性非常显著，因此他们认为技能偏态型技术进步可以很好地解释美国制造业技能变动的现象。而对于这个黑箱，他们也作出了解释。他们认为研发投入和电脑的大量使用，是解释技能偏态型技术进步的最有力证据，因为两个因素与技术进步是高度相关的，并且电脑投入可以至少解释1/4到1/2的就业结构的变化。

阿兰使用研发密集型行业数据及高技术资本存量作为技术变迁的代理变量，发现工资差异与技术进步密切相关，能够解释教育收益增加中的30%。然而，布朗和坎贝尔使用半导体生产企业数据研究却发现了和技能偏态假设相反的结论：采用新的自动化和IT系统会使高技能工人的职务级别提升状况恶化，表明技术变迁对高技术劳动力需求、教育及知识折旧的影响是个复杂的命题，需小心求证。

布朗和坎贝尔使用半导体企业数据，戴维斯和豪迪望格（Davis，Haltiwanger，1991）使用行业内部1963—1986年的企业综列数据，詹森和托罗斯克（Jensen，Troske，1997）使用美国制造业工资变化数据的研究，以及多姆斯、敦纳和托罗斯克（Doms，Dunne，Troske，1997）的研究均支持技能偏态型技术进步增加技能和大学生劳动力的使用。采用更多先进技术的机构比较少使用先进技术的公司会雇佣相对多的技术工人，并且会支付更高的工资。

克鲁格（1993）使用美国人口状况调查数据（Cunrent Population Survey，CPS）来分析使用计算机的回报率，发现在1984年到1989年，声称自己在工作中使用计算机的受调查者从24%增加到了37%。在构造了含有使用计算机虚拟变量的收入对数函数后，他估计工作中使用计算机的工人比不使用计算机的工人工资多10%—15%。他得出的结论是使用计算机带来的工资差距可以解释教育回报率增加的1/3到1/2。

迪纳多和皮士科（DiNardo，Pischke，1997）使用了西德的资质与职业调查数据，里面包括人口学变量、工作效率、计算机使用、电话使用、铅笔使用、手工工具使用等众多变量。首先，迪纳多和皮士科使用克鲁格的估计方法证实了西德的数据也支持10%—15%的计算机使用者的工资升水。但是继续用包含铅笔使用等变量的模型再次进行估计后，他们惊奇地发现使用铅笔可以带来同使用计算机一样的技能升水，因此得出结论：克鲁格关于技能偏态型技术进步导致技能升水这一结论值得商榷。

在克鲁格、迪纳多和皮士科等人研究的基础上，奥特、卡兹和克鲁格（Autor，Katz，Krueger，1998）又重新检验了计算机对劳动力市场供给和需求的影响。他们结合普查和CPS个人层面数据，运用行业层面技术进步代理变量进行计量检验，发现大学生劳动力需求增长在1975—1990年间要快于1940—1975年间，需求增长与高技术劳动力供给加速增加和技能偏态型技术进步几乎同步发生。研究发现，技术变迁的代理变量能够解释大部分劳动力需求增加。根据他们的估算，计算机技术的使用能够解释技能劳动力相对需求增加的30%—50%。

尽管仍存在争议，但大多数经验研究^[5]均证实由于以信息革命为代表的技术进步大大增加了对于大学生劳动力的需求，使教育收益率上升，大学生劳动力和非大学生劳动力之间的工资差距加大。

但是，经验研究无法替代理论的精确和形式上的严谨。在理论上对此作出重要弥补的一篇标志性文章是《为什么新技术与技能型劳动力互补？直接技术变迁路径与工资不平等》。阿西莫格鲁在这一文章中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为什么增加技能劳动力需求的技术变迁没有发生在18世纪和19世纪，而是发生在20世纪，特别是20世纪后半期？劳动力市场上借由技术进步而发生的技能型劳动力需求增加与高校扩招是一种巧合还是存在内在关联？

阿西莫格鲁（1998，1999）认为技能偏态型技术进步内生于人力资本投资增加或高技能劳动力供给增加。他认为，正是高技能劳动力供给增加引发技术进步向技能偏态型的路径发展。他为这一结论作出如下解释：劳动力中技能劳动者供给的增加在短期内会降低高低技能劳动力的收入差距，但这种变化是暂时的，并非市场的稳定均衡结果。从长期来看，技能劳动者供给的增加会引发与技能劳动者互补的技术进步，增加对技能劳动者的需求，最终使高等教育收益率增加，高低技能劳动力收入差距扩大。他在文章中对技能劳动者供给增加引发技能偏态型技术进步的内在机制和逻辑因果进行了正规的数学证明。阿西莫格鲁的研究建立了逻辑形式严谨的模型框架，令人信服地解释了这样一个事实：为什么美国从70年代后期开始，尽管高校毕业生仍旧在大幅度增加但大学生与普通劳动力在行业内的工资差异却在不断加大？

甘西亚和兹利博迪（Gancia，Zilibotti，2009）所进行的理论研究，凯利和刘易斯（Kelly，Lewis，2003）对澳大利亚技术进步与劳动力需求的研究，以及甘德森和克拉辛斯基（Gunderson，Krashinsky，2009）对加拿大技术进步与劳动力需求的检验研究，以阿西莫格鲁建立的理论框架为基础，进行了理论拓展和现实检验。研究的主要结论包括：教育扩张增加了大学生劳动力供给，降低了大学生劳动力使用成本，扩大了使用与技能劳动力互补技术进步（生产方式）的市场需求，引发了技能偏态的技术进步，最终推动技能（大学生）劳动力需求增加，导致了一般均衡条件下的大学生劳动力长期需求曲线斜率为正，最终出现了劳动力市场上，大学生就业比重和相对工资水平同时上升的现象。

将大学生劳动力需求纳入研究视野的国内文献虽不多见，却也不乏具有开创意义和代表性的文献。岳昌君和丁小浩（2003，2004a）等学者通过研究认为，劳动力市场对高校毕业生的需求取决于经济发展规模、速度、产业结构状况，以及经济发展战略等。岳昌君和丁小浩计算了20世纪90年代我国经济增长的一般就业弹性和高校毕业生就业弹性，发现经济增长对高校毕业生的吸纳能力并不大，而产业结构调整对高校毕业生的吸纳能力相对而言更明显。如果产业结构调整幅度不大，按目前8%左右的经济发展速度计算，很难吸纳日益增多的高校毕业生就业。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结论。研究的结论表明，一方面，如果大学生需求不能从数量和结构方面发生改变，则高等教育的快速扩张一定会带来就业问题。另一方面，经济增长方式及结构的改变会比总量的增加更能增加大学生劳动力需求。这些结论本质上与先前所论述的近期国外主流文献有某种印证和相通之处。

近几年，一些国内学者开始尝试运用一般均衡的分析方法研究有关高等教育与就业市场关系，特别是从技术进步角度阐释劳动力市场上需求与供给之间的相互作用。周礼（2006）对这方面的文献进行了较为详细的综述。国内学者许学军（2003）提供了关于人力资本阶段性供给增加效应的一个分析模型。根据周礼的综述，他（许学军）的模型假设存在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两个生产部门，最终产品市场是完全竞争的，而中间产品市场是垄断的，利用研究与开发成果生产两种类型的中间产品——与高技能劳动力互补的高技能中间产品和与低技能劳动力互补的低技能中间产品。最终产品的生产具有以下特征：第一，最终产品的生产可以采取不同的生产方式，高技能劳动力与高技能中间产品组合或是低技能劳动力与低技能中间产品组合的生产方式，两种方式完全替代，即企业无论采取何种生产方式，最终产出是同质的。这说明，企业对生产方式的选择是内生的，企业对低技能劳动力和高技能劳动力组合的选择依赖于企业可获得技术的偏向型。第二，无论采取哪一种生产方式，生产函数对于劳动一种要素来说，是边际收益递减的，但对于两种要素的组合来说，生产函数为常数规模报酬。技术进步是内生的，高技能偏态型技术进步依赖于高技能劳动力数量，表现为高技能中间产品种类的增加。同理，低技能劳动力的增加诱导了低技能偏态型技术进步，表现为低技能中间产品的增加。中间产品种类的扩大产生了内生技术进步。不同企业生产的中间产品是同质的，总产品可以用来进行研究与开发，以扩大中间产品的种类。最终产品生产者追求利润最大化。模型均衡的结果是，当高技能劳动力在总劳动力中的比例增加时，技术进步将沿着技能偏态型的方向展开；同时，高低技能劳动力之间的工资收入差距也将拉大。这说明，技能偏态型的技术进步将产生高技能劳动力需求增加，使高低技能劳动力的相对工资收入差距拉大，产生投资于人力资本的激励。这时，不考虑人力资本投资不足的问题，高技能劳动力供给将迅速增加，而这又将反过来推动技术进步进一步偏向于技能。

在此基础上，许学军（2003）利用比尔兹（Bils，Klenow，2000）的模型，对爱尔兰技术进步与人力资本形成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技术进步所带来的相对工资差距是诱致1980年以来爱尔兰人力资本快速形成的关键因素。而公共教育投入的增加也只有在快速技术进步的背景下，才能对人力资本的有效形成产生显著影响。许学军（2003）检验了我国的深圳市技术进步与人力资本供给之间的关系。研究采用了Granger因果分析来分析技术进步与人力资本供给之间的因果关系的方法，技术进步指标用人均FDI，人力资本形成指标是在校大学生和中学生数量。因果检验结果表明，在0.10的置信水平下，技术进步对深圳在校大学生和中学生数量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证明了对深圳来说，技术进步是诱使人力资本供给增加的重要原因。此外，姚先国、周礼和来君（2005）的一项研究利用制造业企业的微观数据，采用成本函数和生产函数形式两种计量模型，对中国企业技术进步的技能偏态型进行了计量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企业的技术进步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技能偏态型的特点，导致了企业对高技能劳动力需求的增加，以及高技能劳动力所占的就业比重和收入比重的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