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文献综述

学者们对于知识转移进行了不同视角的定义，学者Simonin（1999）提出了一种相对被普遍认同的观点，Simonin指出应该以创新主体是否真正学习到并实现了应用为标准，来判断创新知识效率。而Phan，Peridis（2000）则指出知识转移是一个知识信息要素的采纳式递进，包含各个主体之间围绕要素的合作而形成的团体网络架构。另外也有学者从各方面进行了论述，其中，Abdul Wahab，Rose，Jegak，et al.（2011）从更广意义的角度进行诠释，并指出利用不同的创新企业自身的创新带动创新要素联结，是产业进行知识转移的主要步骤，而知识转移本身就是一个以要素联结实现网络内部以及外部共同创新的重要内在因素。对于创新的外在因素而言，知识转移本身又是一个包含环境支撑以及措施推动的综合过程，与其持有类似观点的还有（Javalgi，Gross，Joseph，et al.，2011）、Haslinda（2011）。也有学者从创新主体之间的要素共享角度进行了探讨（Lawson，Potter，2012）。同时，Strambach（2001）指出在特定创新协作企业、部门和创新环境中创新知识得以被转移并吸收利用，成为创新知识转移，这种转移同时还需要考虑创新知识资源被及时共享并得到受体的满意。

同时，知识转移作为特定的要素联结模式，并非是简单地利用知识要素进行产业间串联的过程，更是一个基于包含知识、知识储备及附属物，且知识网络从知识源到接受方的复制过程。为此，有学者针对知识转移从组织行为学理论进行了借鉴与结合，并指出应该将创新生产过程中知识产权等物化成果转移量作为衡量知识转移的标准，也有部分学者主张从制度角度出发，认为创新知识转移应该包含被吸收利用后的组织内部化实现，并指出诸如组织承诺、工作满意和心理所有权都可能通过个体活动维度对组织整体间的信息转移产生传递作用（Mcdonald，Makin，2000）。

关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知识转移过程，复杂的知识转移网络要求在对创新合作网络内部的不同创新主体的转移量进行测量时，应该包含整个知识转移的程度与进程，包括对创新主体在显性知识方面被完全吸收利用，以及在隐性知识方面形成完全程度的主体间移植、吸收应用的评价（Polanyi，1966）。

由于知识转移伴随着一定规模的隐性知识传递，知识要素所具有的不易被直接投入转化成生产，以及不易被转化形成显性知识实现与主体有效合作的部分，都使得知识转移在推动整个创新网络内部存在一定程度的阻碍。同时，由于知识本身存在的特殊性，隐性知识参与信息传递的过程本质上也是包含大量不被直接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其他要素的复杂演化过程（Allred，2001）。由于知识转移过程中隐性知识所具备的上述特性，整个知识转移过程成为隐性知识显化以及创新主体不断深化合作联结的过程（Bloodgood，Chilton，2012）。而在这一过程中，不同创新主体之间由于借助隐性知识进行了创新合作的传递，同样具备了从网状联结到能动要素共享合作的转化条件。

由于知识要素自身含有嵌入特性，使得知识要素不仅嵌入个体，而且还被无形地嵌入个体的行动之中，甚至是主体以及由主体群构成的社会网络结构之中，而部分不予揭示的信息以隐性特征融合于主体内部，形成与其他主体之间的创新知识的异质性。这种异质性，在不同主体之间形成的创新开放程度差异也进一步作用于主体之间的创新协作与知识转移（Henkel，2006）。知识转移首先受制于传播范围、适用组织与个体对象（反映组织的目标）。根据Argote和Ingram（2000）的观点，不同组织之间由于嵌入性差异而形成的知识转移过程是一个基于主体吸收能力差异，进而逐步借助转移累积竞争优势的渐进过程，创新知识的转移效果主要取决于创新主体个体差异，而个体间差异为进一步针对创新资源开展竞争提供基础条件。而由于知识转移过程中的知识生产要素关于隐性知识的直接沟通交互相对不易，相应的组织内部成员间沟通、生产协作重要性逐渐凸显，并且按照不同的学习效能差异化地影响到每一个创新主体对于知识转移效应的汲取。

另一方面，对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而言，在原先的生产合作框架下，参与主体自身内部的各种创新尝试是以既有生产网络为主要协作线索的，但通过知识转移形成的创新机会则赋予每个主体围绕创新转移形成合作分工，因此对KIBS来说，其不同的创新协作经过知识转移效应，在推动创新主体累积创新行动力的同时，获得了其进一步汲取创新成效的能力（Pinto，Fernandezesquinas，Uyarra，2015）。同时，对于不同竞争能力的创新主体而言，创新主体内部的创新吸收过程中主体自身创新研发投入力度是重要因素，在主体面临创新挑战时，提升自身研发投入迎接创新竞争是普遍的举措，从而从侧面提升自身关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创新知识转移的吸收效益（Canto，Gonzalez，1999）。

关于知识要素转移的主体吸收特性，Cohen和Levinthal（1990）指出吸收能力包含创新主体汲取创新知识并将其运用于自身创新竞争的综合能力。二人同时结合后进国家发展经验，分析了创新知识转移从获取到应用拓展的全过程环节以及相应环节的特征。二人总结知识转移要素特征如下：

首先，创新知识获取是针对外部信息在合理判断基础上的获取与加工；其次，对创新知识的吸收基于主体对其有效剖析，否则创新知识难以被合理、有效的利用；再次，有效吸收是自有创新知识与外部信息及知识的有机结合；最后，再在结合基础上开发出适合于主体自身创新能力条件的创新知识。

同时，也有学者从参与创新的主体与源自外资的外部技术之间的关联角度开展研究，并指出东道国自身创新学习与吸收条件是外资技术外溢的主要条件（Andersson，Gaur，Mudambi，et al.，2015），后起发展中国家是以技术引进为主要吸收途径实现创新知识转移与利用。从创新主体自身的差异来看，创新主体的先验知识主要围绕创新知识体系进行进一步的自我完善，而组织自有知识则又区别于先验知识，它是通过整个组织网络内部以不同主体进行信息交互的方式来实现多部门之间的广泛协作，并且是整个创新网络组织进化的高效方式（Taber，2015）。

在知识转移过程中的要素吸收还受制于不同创新主体之间的接受创新动力，其中不仅仅包含主体对于整个参与转移的创新知识要素的共享能力，也包含基于创新知识本身所需要的要素，以及对更进一步联合协作的基础性生产要素的独占性优势的获取，由于主体对于外部创新知识的获取往往不能在短期内实现，中、长期的知识累积对于整个创新知识转移具有重要意义（Apodaca，2013）。

再次，如果将创新知识按照类型加以细分，创新知识可分为个体持有创新知识，以及组织持有知识。两类知识都对创新转移产生重要影响。Nooteboom（2000）指出个人持有知识对于创新转移具有基础作用，并且在创新过程中还受到个人以往创新经验的影响；相对而言，组织持有知识则表现出综合作用，并且带有一定程度的创新感知特征；主体持有知识以交换或者溢出形态逐步推动创新知识转移的动态变化，当然，总体上组织创新转移还受到个体创新知识影响，帮助组织内部成员梳理知识转移接受内容，使其进一步解决创新问题的效率获得提高。Zahra和George（2002）结合组织架构的动态视角指出，通过向外部逐步进行消化吸收，而不同程度的内部研发传递创新效应是创新知识转移的主要路径。

综上所述，关于知识要素的创新转移，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企业个体、企业群、产业组织三个层面，以及整个创新主体构成的网络或组织体系内部的知识转移要素影响以及受影响因素之间的关联论证，而针对于创新生产特定网络组织内部的知识转移方面的研究相对不足；并且就创新知识转移本身存在的要素性质差异、创新主体之间的传递与接受异质性、创新转移关系与配套支持等措施因素形成的影响差异的研究也有待深化。既有研究的共同特性在于认为不同的创新出发点进行的要素转移都围绕整个知识创新生产的组织进步而运行，并且通过不同的结构特征形成对创新知识转移的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