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国家认同、国家情感与对外排斥的关系分析

“爱国”是否会影响一个人“爱世界”？通过该部分的分析，我们希望能够发现“如何爱国”才能对“爱世界”有更积极的促进作用，以此对我国大学生的政治等方面的教育提供一定的借鉴。

下文中我们将探讨“爱国”与“爱世界”的关系。“爱国”的程度将以国家认同标准、国家自豪感、国家情感三个部分来测量。国家认同标准越严格，爱国程度越高；具体领域自豪感越强，爱国程度越高；国家情感程度越深（非建设性爱国、建设性爱国、符号爱国、身份认同程度越深），爱国程度越高。“爱世界”的程度则是以“对外排斥度”这一维度指代，对外排斥度越高，则爱世界程度越低。

一 文献回顾

按照一般的逻辑，相对来说，爱国程度越高的大学生爱世界的程度应当较低，毕竟当今世界国家还是人与人之间的最主要的界限之一。头脑中对这一界限标准越严苛，对世界公民的认同度自然也就越低，即国家认同标准认同度越高者似乎越有可能不接受世界上的其他国家。

研究表明，对国与国之间界限的认可对接纳世界其他国家的影响并没有那么简单。认可不同类型的界限会带来不同程度的对世界的接纳。如果认为国与国的界限为是否拥有相同的祖先、是否有相同宗教信仰等，那么标准的严苛度会带来更少的对世界的接纳。相反，如果认为国与国的界限为是否尊重国家法律、是否有共同的语言、是否拥有国家的国籍等，即使标准更严苛，也不会带来更差的世界态度（Hjerm，1998；Kunovich，2009）。这个结论在中国的大学生群体中是否也能得到验证呢？

除国家界限标准外，另一个比较常见的研究是自豪感。自豪感事实上代表了一种满意度，按照一般逻辑，自豪感越强的人，也即满意度越高的人似乎有着更强烈的国家情感投入，这种情感投入可能会成为其热爱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一种障碍。

研究表明，对国家的自豪满意程度是否会带来对世界其他国家的排斥也要视情况而定。已有的研究表明，对民主、经济发展、安全系统等政治相关领域的满意会成功减低人们对外来的竞争和威胁的认识，提高他们对外来事物的接纳。而且还揭示了背后的原因，这些部分元素带有人道主义的民主成分，这种成分本身就是支持文化与社会的多样化的（Blank & Schmidt，2003）。不过其功效更多表现在对身在本国的外来移民上，其是否也能降低对外国人等的排斥还并不确定（吴鲁平等，2010）。尽管政治经济领域的满意度对接纳世界等的积极作用结论有些矛盾，但文化领域满意度对接纳世界的消极作用却是得到了证实的（吴鲁平等，2010）。

很显然，无论政治自豪感还是文化自豪感，均是建立在对各个领域评价的基础之上的。而爱国情感更多带有整体评价的性质，这种爱国情感的成分对排外的影响是否会有别于政治、文化自豪感呢？

研究表明，爱国情感对排外的影响也是比较复杂的。其中，带有无批判性的沙文主义倾向的爱国情感会导致更少的对他国或他族的容忍（Blank & Schmidt，2003）。因为国家主义较强者总是更倾向于感受来自移民等的威胁，从而影响其对于合法公民资格的看法（Raijman等，2008）。相反，有着建设性和理性成分的爱国情感则会积极预测对其他国家的接纳（Blank & Schmidt，2003；Huddy，2007）。

二 研究方法与结果

本研究中，我们使用多元回归的方式对爱国与爱世界的关系进行分析。事实上，已有研究也提示了，一些重要的人口学变量也会对爱世界造成影响。因此，我们首先将性别、年龄、年级、父亲学历、母亲学历、出国的经历等因素与爱国的诸成分放在一起考虑，但结果表明，这些人口学变量可以解释的变异远远小于“爱国”的诸成分，且由于背景变量存在部分缺失，引入分析可能会减少被试总量。此外，我们已经在第二部分中对部分有显著作用的人口学变量进行过分析，因此，我们不在此处分析这些背景变量。

三 结果与结论

国家认同、国家情感对排斥度作用力影响各回归系数如表2-11所示，影响作用力的简单关系如图2-18所示。

表2-11 国家认同、国家情感影响排斥度的回归分析

续表

图2-18 国家认同、国家情感影响对外排斥度的回归分析

注：“＋”表示影响是正向的，即影响因素取值越高，大学生对外排斥度也越高；相反，“－”表示影响是负向的，即影响因素取值越高，大学生对外排斥度程度就越低；虚线表示没有影响。

（一）“国家界限”标准与“爱世界”的关系

国家之间的界限究竟是否重要？何种标准最重要？这种认识上的差异对接纳世界的态度产生了哪些深刻的影响？

一方面，若认同的是公民标准，则越重视标准，就越热爱世界。

我们先来分析公民标准对排外的负预测力。事实上，该结论与以往的研究并不完全一致。例如，来自世界30国研究（吴鲁平等，2010）认为，对公民标准的重视不会如对民族标准的信奉一样令人产生对外来移民和他族的憎恶，但是似乎也没有产生突出的促进接纳外国的作用。但在我国大学生群体中所作的研究却发现了这个积极的作用，我们认为可能有两个原因对此有解释力：第一，中国是一个发展速度快的国家，高发展速度将是不会排斥外国的催化剂（刘涵慧、吴鲁平，2011）；第二，作为传统的东方国家，我国的公民标准中所包含的指标与西方国家不尽一致。

另一方面，若认同的是民族标准，则越重视标准，就会越抗拒世界。

该结论与以往的研究完全一致（吴鲁平等，2010）。不难想象，如果在青少年的爱国主义教育中更多地将传统的、带有民族保护色彩的思想强加到青少年身上，从而使青少年的认同标准中带有保守传统的、血统的、地方保护的标准烙印，那么将有损青少年建立向世界开放的思想。

（二）“自豪感”与“爱世界”的关系

国家在各个领域表现的优异程度会影响国人对世界的态度吗？

结果表明，一方面，在我国环境下，开放心态的“助推器”——政治领域自豪感（Herjm，1998）并没有表现出应有的促进效力。之所以会出现此不一致现象，我们认为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中国的政治经济维度中多了一个科技部分。是否因为对科技的自豪带有保守色彩，从而会阻碍对外来的接纳呢？第二，国别差异。有研究曾经提示，透明指数越高的国家，政治自豪感越可能正向预测对外接纳（刘涵慧、吴鲁平，2011）。例如，排名世界第一的瑞典、排名第六的澳大利亚便能看到政治自豪感与对外接纳的正向预测趋势（Hjerm，1998）。而排名世界12的美国、排名13的日本，却看不到政治自豪感和对外接纳的正向关系。如此推测，只有在有公信力、廉洁公平的国家里，对政治经济国家系统的自豪感才能真正幻化成人们内心强大的自信力。否则，在自信的同时，人们的心中一定还有各种的不稳定因素，自然也就不利于形成真正的强大自信。

另一方面，文化领域的自豪表现出对走向世界这一趋势的阻碍。这与世界各国的趋势有一致之处（吴鲁平、刘涵慧，2010）。我们认为，在我国可能还有更独特的原因。首先，我们的百年屈辱史使得国家对历史的自豪感中伴随着屈辱的记忆，这些记忆中有外国文化的入侵和掠夺，于是喜欢中国文化的人便会相对更排斥这些曾经的入侵者。其次，改革开放后，我国的部分传统文化消失或消解，使得不少人陷入文化混淆、道德混乱的状态，令很多国人感到痛心，这也许会加重对于文化的入侵的敏感。在我们看来，这不应被责难为一种敝帚自珍，不过是特殊的国情状况下的特殊反应。

（三）“国家情感”与“爱世界”的关系

对国家的爱是否会影响对世界的爱呢？

结果表明，第一，无建设性的爱国情感将会负向预测对世界的爱，也即非建设性爱国越强，对世界的爱越少。无建设性爱国情感实际上是国家主义、绝对爱国主义的同义词，这种绝对爱国主义对全球态度的影响是带有毁灭性的（Blank & Schmidt，2003）。相反，带有建设性、批判性的爱国情感却相对积极，尽管本研究中没有得到明显的正预测力，也没有发现负向的影响。同时，本研究将对外国人等的态度作为爱世界的指标，也拓展了以往研究（Raijman，2008）的结论。

第二，理性的身份归属越高，对外排斥度也越强。国民身份认同对对外排斥度的正向预测力的作用，不禁引发我们的思考，身份认同为何会有此作用呢？类似的研究似乎还没有很多，不过，按照Huddy（2007）的解释，对国人身份的认同会促发其更多地参与到社会生活实践中，而对生活实践的参与自然会引发他们对国家命运等的思考，而尊己抑他也是这一参与的自然结果。

四 小结

在中国的大学生群体中，对国家的认同、对国家的爱是否会对他们接受外来的文化、外国的公司以及国际组织造成障碍？通过本研究我们发现，“国家认同”与“排外”拥有比较复杂但是也比较典型的关系。

在国家情感的成分构成中，充斥着感性色彩的“无批判性的爱国主义”成分和有着感性形象的符号爱国主义，以及融入了理性色彩的“有建设性的爱国主义”以及理性占了主导地位的“国家身份认同”显然为我们更深刻地揭示了同样是“爱国者”，其对外的认可和情感投入却有着截然的不同之处。感性的爱国者无论周围情况怎样，都一如既往地热爱自己的国家。这种感性的情感带有一定的国家主义的成分，是一种与排斥外来息息相关的情绪。因此，这种无排斥的爱国程度越深，其排外度也就越大。

与之相比较，拥有更多理性思考的“建设性的爱国者”却能够更多地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尽管其表面上看来是在批判国家的一些做法，但是，却带有更多的思考和理性在其中。如果说无批判的全盘接受的爱国是一种情怀，那么这种带有批评色彩的爱国心就是一种思考的展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