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供应链混合融资决策及风险管理研究
- 金伟 骆建文
- 3699字
- 2025-02-26 15:40:11
2.2 供应链融资风险管理研究综述
传统的供应链运营管理强调最大化利润或者最小化成本,很少考虑决策者的风险偏好。众所周知,基于对风险的态度,决策者可分成三种:风险偏好型、风险中立型以及风险规避型。另外,供应链融资过程中存在着很多风险,如产品需求或价格波动的风险、债务人的信用风险、利率或者汇率波动的风险,如何对这些风险进行管理已成为许多学者关注的焦点。基于此,本部分文献分为三类:风险识别与评估研究、风险量化工具研究、风险管理策略研究(见表2-2)。
表2-2 供应链融资风险管理主要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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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风险识别与评估研究
供应链融资属于运营与金融的交叉领域,因此对应的风险有运营风险和金融风险(Zhao & Huchzermeier,2015)。其中,运营风险主要包括供应风险、流程风险以及需求风险;金融风险包括道德风险、利率和汇率风险、衍生品价格风险等。Tang & Musa(2011)对供应链运营中的风险进行了识别,并提出了未来有潜力的研究方向。于洋、冯耕中(2003)分析了基于权利质押和基于货物质押的两种物流银行的业务模式,并从多个角度分析了物流银行运作中可能存在的风险及控制办法。Li等(2011)对供应链中的供应风险和资金流风险进行了识别与刻画。牛晓健等(2012)结合供应链融资的特点,对我国商业银行开展供应链融资业务进行风险量化,并为我国商业银行如何管理供应链融资风险给出了切实可行的建议。龙云飞(2013)通过分析影响供应链融资信用风险的因素,建立了指标体系,运用熵值客观赋权的方法对供应链融资进行信用风险评价。Xu等(2016)对金融服务过程中的运营风险,如流程设计、流程管理以及人员行为进行了详尽的综述。Mehrjoo & Pasek(2016)基于快时尚行业短生命周期、较高的市场需求波动以及难以预测性给出了相应的风险评估指标。
2.2.2 风险量化工具研究
目前供应链管理领域使用的风险量化工具大多数来源于经济学与金融学,主要存在四种量化决策者风险偏好的方法:效用测度、均值—方差测度、下侧风险测度、VaR与CVaR测度。
在供应链风险管理文献中,有很多学者使用效用函数来研究供应链模型。如Eeckhoudt等(1995)在经典报童模型框架下以效用最大化为目标函数研究决策者风险厌恶性对最优决策的影响,得出损失厌恶型报童的最优订货量可能低于也可能高于经典的报童订货量。与Eeckhoudt等(1995)不同的是,Agrawal & Seshadri(2000)在以最大化效用为目标的同时,考虑了报童的定价和定量问题,发现与风险中性的零售商相比,风险厌恶型零售商既可能设定更高的价格也可能设定更低的价格,具体取决于市场需求函数的类型。Chen等(2007)将决策者的风险厌恶性纳入多阶段库存决策模型中,发现指数型效用函数下的最优策略等价于风险中性下的最优策略。Schweitze & Cachon(2000)对损失规避型效用函数进行了详细的刻画,同时给出了该效用函数的性质。Wang & Webster(2007)构建了由一个风险中性的零售商和一个损失规避型的零售商组成的供应链,发现零售商的损失规避性导致了传统的供应链协调契约不再适用于损失规避型供应链。马利军等(2015)考虑了损失规避型零售商在供应和需求均不确定环境下,如何通过提前支付策略降低供应的不确定性风险。王佳等(2016)针对投资者的损失规避特征,分析了风险资产不确定条件下的分布鲁棒投资混合问题。Zhang等(2016)考虑了损失厌恶型供应商的契约偏好问题。
均值—方差(mean-variance,MV)测度可以看成效用函数的一种特殊形式,它是对收益和风险的权衡。Chung(1994)和Sobel(1994)将MV测度应用到马尔科夫决策过程中,这为MV测度在供应链风险管理中的广泛应用奠定了基础。Lau & Lau(1999)采用MV测度研究零售商的定价及回购策略。Wu等(2010)将MV测度引入传统的供应链契约模型中,得到了零售商的最优决策,并分析了零售商的风险厌恶程度对最优决策的影响。Buzacott等(2011)以最大化均值—方差效用为目标,在MV框架下分析了一类供应契约,并与以最大化价值为目标的契约进行了对比。Tekin & Ozekici(2015)将MV测度应用到供需不确定环境下的报童模型中。在他们的模型背景下,供应和需求的随机性与金融市场相关,因此模型中的报童可以通过金融工具的混合运用来对冲供需风险。Tekin & Özekici(2015)给出了最优的订货量和最优金融工具的选择。Chiu & Choi(2016)对MV测度在供应链风险管理中的应用做了详尽的文献综述。
下侧风险测度也是对风险和收益的权衡。与MV测度不同的是,下侧风险测度主要是对决策者的下侧损失进行量化。下侧风险测度最早由Roy(1952)提出,他强调投资者首先关注的应是资产的安全性,其次才考虑可接受的利润回报。该测度在供应链管理中受到学者们的认可,比如,Nawrocki(1999),Gan等(2005),Li等(2009),Hu & Motwani(2014),Wang & Luo(2015),Yao等(2016),最有代表性的是Gan等(2005)。Gan等(2005)分析了由一个风险中性的供应商和一个下侧风险厌恶的零售商组成的供应链协调问题。研究发现,在这样的渠道背景下,传统的回购和收益共享契约并不能协调供应链各方关系。为此他们设计了一个风险共享契约,实现了供应链协调目标。
VaR和CVaR测度是金融领域量化风险和管理风险的重要工具。VaR测度用于量化在一定置信水平下,某一金融资产或者证券混合价值在未来特定时期内的最大损失。正如Zhu & Fukushima(2009)所指出的,VaR测度不满足一个风险测度所应有的特性,因此VaR测度近年来受到许多学者的批判。CVaR测度弥补了VaR测度的不足,目前在运营领域有许多研究使用CVaR测度建立库存决策模型,如Ahmed & Cakmak(2007),Gotoh & Takano(2007),Zhou等(2008),Choi & Ruszczynski(2008),Chen等(2009),Yang等(2009),Xu(2010)。Chen等(2009)用CVaR测度作为决策标准,研究了报童模型的定价与订货问题,给出了最优决策存在的充分条件。Wu等(2010)以CVaR测度作为风险量化准则,研究了零售商的风险厌恶性对最优供应契约设计的影响。林强等(2011)在CVaR准则下,建立了基于收益共享契约的供应链决策模型,分析了集权供应链系统以及分权供应链系统中风险规避型零售商与风险规避型供应商的最优决策行为。
2.2.3 风险管理策略研究
针对供应链融资过程中的风险特点,有多种降低风险的策略,如风险转移策略、风险共担策略以及风险对冲策略等。保险是一种重要的风险转移策略,其基本原理是投保人以付出部分保险费为代价换取未来的损失补偿。一般的保险合同有三个基本组成部分:声明事项、保险协议和除外责任。保险在经济与金融领域被研究得较多,主要涉及最优保险条款的设计(Kliger & Levikson,1998;Wang et al.,2005;Kaas et al.,2008;Huang et al.,2013)以及保险的价值(Lai,1992;Lai & Soumare,2010;Valentin & Wolf,2013)。目前,越来越多的学者将保险模型与传统的运营模型相结合,研究保险在缓解供应链运营风险方面的作用。Dong & Tomlin(2012)研究了商业中断保险在降低供应中断风险方面的作用,并分析了保险策略与其他运营策略的替代与互补关系。Wang & Luo(2013)建立了一个资金约束的报童模型,利用纯保费原理分析了信用保险在企业融资中的角色。杨林(2013)探讨了在供应链金融中引入信用保险的可行性。Li等(2014)针对供应商在提供交易信用过程中面临的货款不能回收的风险,研究了交易信用保险策略下最优融资与运营决策。Serpa & Krishnan(2014)研究了在供应链上下游企业资金流不对等条件下,如何通过商业保险解决运营中断事后补偿的“搭便车”问题。Babich & Kouvelis(2015)强调了将保险、运营和融资结合在一起研究是一个非常有潜力的研究方向。
一些学者从运营与实证角度分析风险共担机制在企业风险管理方面的角色。Cachon(2004)比较了“推式”“拉式”以及提前购买折扣契约,分析三种契约在分担库存风险与提升供应链效率方面的异同。Dong & Zhu(2007)进一步设计了一个定价契约来分担供应链库存风险。汪贤裕、肖玉明(2009)通过分析比例回购、折价回购来研究供应链协调和风险分担问题。邢伟等(2010)分析了在随机需求和随机电子市场交易价格环境下,研究生产商在定价策略中如何通过欺压或者风险分担进行风险管理。但斌(2010)针对应用服务提供商(ASP)与独立软件开发商(ISV)组成的两阶段应用服务供应链面临需求不确定与服务竞争引发的市场风险问题,研究了ASP承担风险与ISV承担风险机制。Davis等(2014)从行为运营角度分析库存风险的不同分担策略如何影响供应链效率。Ghadge等(2017)在全球商业环境下针对商品需求和价格风险设计了供应链成员企业的风险共担契约。
对冲策略是管理运营风险与金融风险的一种重要工具。Gaur & Seshadri(2005)针对季节性产品的需求与金融资产价格相关的情形,设计了对冲策略降低风险厌恶型决策者的利润的波动性。Ding等(2007)研究了运营与对冲策略在一个跨国企业管理需求与汇率风险方面的作用,给出了企业的最优产能安排与金融期权决策。Chod等(2010)分析了一个企业在需求不确定环境下的产能投资问题。针对供需不确定以及利润波动的风险,他们研究了运营柔性与金融对冲的替代与互补关系。Caldentey & Haugh(2009)针对一个受资金约束的供应链,研究了具有金融对冲的供应契约,发现与无对冲的供应契约相比,零售商偏好有金融对冲的供应契约。Gamba & Triantis(2013)探讨了运营柔性与金融对冲的交互关系,分析了整合资金流动性管理、运营柔性以及衍生品对冲的价值。杜娟等(2015)在汇率风险和需求风险同时存在的情况下,建立了存在批发价激励的动态博弈模型,并计算出了模型的最优解。Turcic等(2015)分析了供应链上下游企业同时面临原材料成本不确定时的对冲策略,给出了均衡对冲策略存在的必要条件。Chen等(2014)、Dong等(2014)、Tekin & Özekici(2015)、Ni等(2016)也对管理运营风险与金融风险对冲进行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