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城乡统筹发展的国内外研究评述

1.2.1　国外有关城乡统筹发展的研究

国外关于城乡统筹发展研究的文献并不多见，且多以一体化的内容或形式加以概述，如“integration”（一体化），但这个词和“Urban-rural”（城乡）放在一起使用的情况却很少见，常用的词语是“Economic Integration”（经济一体化）。由此可以看出，我国提出的城乡统筹概念比西方的经济一体化概念更为广泛，不仅涉及经济，还涉及政治、文化、民主等多领域的发展。另外，西方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地理经济学领域还常用“城乡融合（和解）”（Urban-rural Composition）一词来描述城市和乡村的共同发展，其含义是指1950年以后西方发达国家在产业转移过程中形成了城市和乡村的混合发展过渡区，该区域具有两个地区的混合特征，类似于我国的城市郊区，并不断向外辐射，直至达到共同发展。综合西方的研究成果，其中典型的理论主要包括以下六个。

1.2.1.1　恩格斯的“城乡融合”理论

“城乡融合”理论是恩格斯在对农村和城市进行相关研究之后提出来的，其主要思想是“通过消除旧的分工，进行生产教育、变换工种、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以及城乡的融合，使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的发展”⁽¹⁾。恩格斯在这里主要强调了通过生产方式和科技的发展，重点消除城乡之间的对立，积极倡导与建立社会各阶级间的平等，直至阶级差别消除。此外，恩格斯还突出强调了人口分布的融合与协调。恩格斯认为，当社会发展到共产主义阶段时，阶级差别和阶级压迫都会消失，而区域差别，尤其是城乡差距也会随之消失，人们的差异只是分工的不同，而没有阶级的对立。当然，工农对立、城乡对立的消除也需要通过教育、分工的改善，以及社会财富的积累和人们文化素养与民主意识的提高来解决。也只有这样，城乡间的有机融合才能真正实现，人们才能真正获得全面自由发展。

1.2.1.2　杜能的“农业区位”理论

杜能在其代表作《孤立国同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关系》中多次提到“农业区位”理论，旨在提倡运用地理经济学的相关研究基础和方式来阐述产业转移的路径及其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辐射式影响。他指出，土地利用成本和类型与距离城市市场的远近有关。另外，杜能还认为农作物的种植地域分布与城市市场紧密相关，与市民收入、商品价格、需求偏好关联性较强，因而在种植区域分布上会形成类似于同心圆环带状的种植特征，农作物种植的组合与经营方式也十分丰富。为了将其理论简单化，杜能还形象地提出了一个“孤立国”假说，假定存在一个独立、肥沃的平原孤立国，且该国只有一个都市，都市只能为乡村生产工业产品，不能自己生产农作物，其所需的农产品由外围的乡村供给，都市与乡村分工明确。具体而言，杜能将城市外围的土地分为六个等间距环带地域，不同地域的地租因距离市场的远近而不同，因而种植物会根据成本的多少分布在不同的带状地域。该假说提出了土地的市场价值与农作物的空间种植分布规律，并形象地说明了城乡分割状态下资源的分布特征。

1.2.1.3　埃比尼泽·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理论

“田园城市”理论是由埃比尼泽·霍华德（Ebenezer Howard）提出来的。埃比尼泽·霍华德是一位著名的城市与规划学专家，他通过“田园城市”理论阐述了城乡一体化思想。他的知名著作《明日的田园城市》极力倡导城乡的融合发展。他认为，城乡虽有各自的发展优势，但它们各自的缺陷也十分明显，两者的发展绝不能走对立、孤立的路径，而应该是扬长避短、相互协调地进行。他还生动地描述了在城乡一体化发展模式下，人们会更多地享受到社会发展的福祉，侧面刻画了社会发展的目标及价值。霍华德的城乡一体化思想得到了经济学家刘易斯·芒福德的高度赞赏，后者认为该理念走在了社会发展的前列，具有极大的社会引领价值。多年后，刘易斯·芒福德又进一步指出，城乡的发展不能彼此孤立，两者对社会的贡献同等重要，理应有机结合起来发展。

1.2.1.4　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

阿瑟·刘易斯作为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以其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为我们提供了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新思路。在《劳动力无限供给下的经济发展》一文中，他深刻剖析了城乡对立发展的现实环境，以及劳动力、技术进步等生产要素的资源禀赋对发展的重要意义。他认为，两个部门构成了发展中国家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发展特征：第一，在二元经济结构下，技术有两种，一种是使用资本的技术，另一种是不使用资本的技术。第二，作为传统部门，尽管农业部门生产效率低下，但其对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仍具有重要意义。第三，农业部门的劳动力只能依靠微薄的收入维持家庭的最低生活标准，农村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具备为生计随时迁移的意愿。城市的工资收入高于农村，在工资差异的推动与吸引下，农民流入城市的心理预期非常明显。在对比了迁移收益和成本后，农村具备为城市提供剩余劳动的动力和源泉。

20世纪60年代初，费景汉和拉尼斯两位学者在刘易斯研究的基础上得出了著名的刘易斯-费-拉模型，该模型的核心是将经济发展过程划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农业部门采用传统耕作模式，生产效率十分低下，农村存在大量的结构性、季节性失业，大量剩余劳动力处于浪费状态。因此，劳动力的外流或迁移不会给农业总产量带来影响，这也为现代部门扩张所需劳动力提供了一个前提条件，即刘易斯假说中的劳动力可以无限供给。第二个时期，农业部门的生产效率有所提高，且边际生产率大于零，但劳动者的收入增长率并不高。若此时农业剩余劳动力大量迁移，并不会严重影响农业生产，反而会提高劳动者的收入。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在一定程度上会使农业总产量不升反降，农产品价格也会随之升高，进而导致生活成本提升，工业部门的工资也必然随之上涨。第三个时期，现代部门的扩张为农业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广阔的就业空间，劳动工资的上限应由劳动的边际产值确定，但总的情况是两部门的工资水平都有所上涨，国家的工业化程度会进一步提高。依此逻辑，经济发展的难点在于第二个时期，倘若此时工资的上涨速度超过了农业部门的商业化速度，在剩余劳动力还未充分被吸收时，社会就会发生通胀现象，最终会将现代工业部门的扩张扼杀在摇篮中。费景汉的解决方案是将新技术引入农业部门，提高农业生产效率，降低甚至消除因劳动力转移而给农产品总量带来的影响。

1.2.1.5　普雷维什的“中心-外围”理论

1945年，劳尔·普雷维什在其代表性报告《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及其主要问题》中明确提出，发达国家作为“中心”先发展起来，然后带动“外围”的欠发达国家发展，这一理论被称为“中心-外围”理论。中心发达国家作为技术创新的领先者和传播者，在利益的驱动下，不断将其技术向外围传播，进而形成产品的优势地位，并达到垄断市场的目的。发展中国家作为技术的接受者，在一定程度上处于被动地位，受制于技术领先国，因而成为我们常说的依附国。另外，从产品及生产技术的角度分析，中心国家之所以处于控制地位，是由于其生产和出口的产品具有较高的技术成分，发展中国家为了模仿和应用，必须进口这些产品，这就不可避免地会造成利益分化，发达国家获得的利益多，而发展中国家获得的利益相对较少。再加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工农业生产率上存在较大差距，发展中国家越来越依赖中心国家的技术，进而形成经济上的“马太效应”，这也是“二战”后发展中国家发展的现实及路径。为了摆脱这种不平等的分工依附地位，发展中国家应不断调整自身经济结构，突出自身优势，并扶助幼稚型产业的发展。所以，普雷维什的“中心-外围”理论适用于研究城乡发展中的相互关系，也适用于研究一个国家或地区内部的经济发展规律。

1.2.1.6　缪尔达尔的“地理空间二元论”

缪尔达尔在其巨著《经济理论和不发达地区》中详细分析了区域经济发展在地理区位分布上的二元特征。这部巨著是引领我们研究城乡关系的不朽之作。在该巨著中，缪尔达尔通过分析“扩散效应”和“回流效应”，概括了区域经济发展中二元经济结构特征形成的原因和机制。他从要素流动的特征入手，指出资本、人员、技术等要素的趋利性流动使贫困国家的要素流向富有国家，发达国家的现代商品不断流向贫困国家，这样利润分配会使得富国更富、穷国更穷，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为此，政府需要通过相应的制度改革促使落后地区尽快摆脱被动地位。

还有一些学者主张用“区域城市”的理念发展城乡关系，即用区域交通网络覆盖地域发展，促进要素流动，降低流通成本，进而形成公平的利益分配格局。与之对应的东北交通轴理论也是如此，该理论认为，城镇集聚地之所以处于交通的交叉点，就是为了降低信息搜集、货物流动的成本，这与亚当·斯密的观点也一致。

总之，从恩格斯以阶级对立论角度论证城乡融合发展，到近现代经济学家们所倡导的城乡一体化等理论，无不阐释了世界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大同理念。除了以上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基础理论，还有很多学者从现实的角度进行了实证研究和对策研究，多数理论认为，国家与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是：城市由农村发展而来，之后两者出现了分裂，甚至对立；城市充分发展后，这种分离与对立开始缓和，城市的先进技术、产品，乃至生产要素和各类市场都需要农村的广泛支持，因此城市与农村需要进一步融合与协调发展，最终达到步调一致。20世纪70年代，发展中国家因为整体落后并未出现城乡发展不均衡的状态。为了破除旧格局的束缚，落后国家在取得政治独立后纷纷走上工业改革的道路，普遍实行“重工轻农”的发展战略，从而促使工业完成原始积累，弥补外汇储备和资金的不足。农村发展的长期抑制和被剥夺状况导致城乡差距不断扩大。20世纪中期以来，多数发展中国家在基本解决温饱问题，甚至还未真正脱离温饱时就开始思考自身的经济发展之路。难道一定要重复经历发达国家的发展之路？这些国家在不断探索各自发展路径的同时，都对单纯“重工轻农”的思想进行了反思，认识到畸形发展不会带动国家走向稳定、富强和均衡。在长期的发展实践中，很多学者注意到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严重限制了农业现代化及城乡关系的协调发展。许多发达国家的学者在研究发达国家走过的道路的基础上，也深入分析了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二元”结构问题。针对亚洲一些国家的落后情况，麦基（McGee）进行了一系列实证研究，并发表了自己独有的见解。他认为，必须从区域综合发展的层面来理解城乡关系，消除城乡差距应该通过城乡一体化来实现。在对泰国城乡关系进行研究的基础上，麦克·道格拉斯（Mike Douglass）指出，城乡一体化好比一个网络系统，该系统的主要任务是推动城乡共同发展。莫瑞塔（Murata, 2002）用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研究，发现三次产业之间的关系应该保持在一定的速度及程度内，否则整体经济可能会面临发展失衡的危险。赫特尔·托马斯（Hertel Thomas）和范翟（Fan Zhai, 2003）用制度经济学的范式对我国产生城乡差距的原因进行了剖析，认为消除城乡二元化格局的关键是通过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改革来促进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实现人口有序流动，提高就业率。还有很多学者从未来发展的角度设想了“工作在城市，生活在农村”的社会生活方式，这种实际距离及虚拟距离决定了城乡差距消除的时间，也为城乡统筹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视角。

1.2.2　国内有关城乡统筹发展的研究

2002年党的十六大召开，在这次大会上，我国政府提出了城乡统筹发展战略，并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理论与实践的指导思路，充分体现了对城乡协调发展的高度重视。之后，很多学者对该领域进行了研究。

1.2.2.1　城乡统筹发展的内涵

城乡统筹发展战略被提出后，很多研究人员对此进行了研究，仅城乡统筹发展的内涵就产生了不同的观点：顾益康（2003）从城乡配套改革入手，认为城乡统筹的含义就是用市场经济与政府引导并重的方法，加强城乡配套改革，形成一体化发展态势，以此来实现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城乡的均衡发展。陈锡文（2003）指出，城乡统筹发展内涵广泛，囊括很多内容，涉及国家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只有当各种发展政策都能统筹进行时，城乡的和谐才有保障。陈希玉（2003）在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基础上构建了统筹发展的框架，认为城乡统筹的关键是摒弃城乡分治的思维，通过建立健全各种社会体制来实现城乡全方位的改革，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城乡一体化。所以，城乡统筹内涵丰富，包括经济、社会、民主及文化等多方发展的协调。鞠正江（2003）认为，统筹发展包括三个层面的含义，即经济资源的统筹、政治资源的统筹和社会资源的统筹。马珂（2011）认为，城乡统筹不仅涉及软环境，如教育制度、户籍制度的发展，而且涉及硬环境，如财政转移等。另外，城乡统筹还应包括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和社会各个方面持续、动态的协调。

1.2.2.2　城乡统筹发展的现实意义

很多学者对城乡统筹发展的意义与必要性进行了研究，主要观点如下：①部分专家将城乡统筹发展看作关系国家宏观经济发展、城市反哺农村及“三农”问题的重要战略（刘奇等，2003；韩俊，2004；石忆邵，2004）。②陈钊、陆铭（2008）等从反向角度论证了二元分割的内生机制及后果，认为二元体制最终会导致城市化发展落后于工业化发展，若要改变现存城乡非均衡发展的局面，必须纠正以城市利益为核心的畸形政策，包括人口政策、财政政策、就业政策等，否则就可能导致整体经济最终低速或畸形发展，不利于社会公平与和谐。③部分学者在某一理论框架下，从中微观角度论证城乡统筹的意义。田新民等（2009）运用新古典经济理论分析了区域经济发展的适度人口承载，认为经济增长和收入差距缩小是促进农村快速发展、缓解城乡发展不均衡的有效途径，如在基础教育、基础设施及农村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投入会成为新的投资增长点，同时也会促进整体经济发展，为城市发展提供广阔的市场空间。章元等（2011）通过实证论证了城市化率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认为社会问题之所以经常发生就在于两者间呈反向关系，只有城乡统筹发展了，城市化才能顺利实现。

1.2.2.3　我国城乡发展不协调的现状及原因

长期以来的城市发展战略导致城乡差距不断扩大，部分学者针对这种差距的细节展开了研究，对引发差距的原因进行了分析，主要观点如下：一是现状研究，主要论述城乡发展中存在的各种差距及其程度。例如，叶兴庆（2003）详细分析了城乡差距的表现，如收入差距、卫生差距及社会保障差距等。在具体差距程度的测量上，采用了基尼系数、熵系数、变异系数等统计指标。二是关于城乡差距形成原因的分析。例如，叶兴庆（2003）认为，农民的税收负担过重，加上公共资源过多地投向城市，导致农村获得的财政资金过少，在自我资金积累不足、税收繁重的情况下，农村会陷入贫困的陷阱。章国荣、盛来运（2003）认为，城乡收入差距过大不可避免地会使城乡消费差距、内部差距及地区差距发生分化，生产效率差距扩大的原因是城乡产业结构存在差异，若国家偏向城市的政策与体制不发生变化，这种差距就会不断扩大。郭玮通过实证与规范分析也得到相同的结论，认为这种政策导向上的差距在现实中表现在诸多方面，在公共投资领域如社会福利、财政转移、公共设施等尤为明显，长期实行的二元化非均衡策略是造成城乡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还有一些学者从政策的角度论证了城乡差距的成因。例如，张丽艳等（2005）、李禄俊（2010）从户籍制度改革的角度，王元璋等（2003）、赵芳（2010）从城乡劳动力就业的二元结构特征角度，耿卫新（2011）从国家对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投入的角度，还有很多学者从土地制度、社会福利等角度论证了城乡差距存在的原因及表现形式。

1.2.2.4　推动城乡统筹发展的思路与对策

有关城乡统筹发展对策的研究非常多，政府及学术界都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和实践，具体成果总结如下：

一是倡导建立平等、公正的新型城乡关系，认为消除二元结构是城乡统筹发展的核心内容。韩俊（2003）认为，城乡统筹发展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任重而道远，但其核心就是如何设计一套行之有效的政策来消除城乡的对立、孤立发展关系，建立一种平等而和谐的互助关系。

二是倡导消除劳动力市场分割，避免“同工非同酬”的劳动歧视。钟甫宁（2003）认为，农民收入低下的原因除了就业制度的歧视之外，还有农村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水平普遍低下、受教育程度较低。为此，改变收入不平等应该从就业制度改革入手，彻底摆脱歧视现象，加强在职教育和普通教育，提高农民的受教育程度，增加人力资本积累存量，广泛创造就业机会，增加农民收入。景天魁（2003）等认为，解决劳动力市场分割，应该从解决大量农村劳动力就业问题入手，即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创造大量就业机会，为此，需打破二元性的社会就业体制，建立城乡统筹的就业机制，保证农村剩余劳动力能在农村内部、城乡之间、行业之间有序、合理流动，从而为提高劳动力收入奠定基础。罗斌、殷善福（2001）通过对山东和江苏两省的部分地区进行社会调查，剖析了农民工就业方面的统筹问题，力主完善劳动力就业市场，强调建立劳动力就业的有效交易机制是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劳动力收入低下、就业渠道不畅和避免受到“同工非同酬”歧视的主要途径。此外，陈文科（2011）等还从就业市场的统筹规划、加强农民工就业培训等角度论证了提高农民收入的办法。

三是在县域经济发展中寻找城乡统筹发展的路径。城乡统筹发展纵然受到国家各类宏观政策的影响，但具体执行的顺利与否还是取决于各地区，尤其是基层县级发展的好坏，毕竟各地区的自然、人文、产业布局等资源禀赋和区位优势各不相同。许经勇（2003）认为，县域经济的发展与壮大是有效实现城乡统筹的关键。城乡统筹发展中的资源整合、产业布局整合、市场及社会各方面的整合都需要有一个发展平台，而县城正好成为城乡社会经济改革的联系点，可以直接实现城乡对接发展。刘志澄（2004）根据县域经济发展的特点提出，只有真正了解和把握县域经济的内涵，真正认识到工农协调发展的重要意义，才能在尊重客观现实的前提下，积极创造条件，主动解决问题，真正促进城乡共同繁荣，这也是发展、壮大县域经济的必由之路。所以说，县域经济的发展与城乡统筹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是将大政策融入小方案。因此，加强县域经济的发展，是关系国家整体发展的“底座”，也是国家发展战略能否顺利实施的关键，更关系到城乡改革的成败。

四是从现有社会体制改革入手，解决城乡分割，促进城乡统筹。制度与体制的变革具有惯性，城乡分割的解决必须立足于现有政策的变革，而不能着眼于未来用一整套新的制度体系来完成。因此，部分学者主张从现实出发，对各类涉及农村发展的制度进行改革，以缩小城乡差距。例如，顾益康（2003）提出，应通过调整分配结构来实现城乡统筹发展。“三农”问题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的关键在于发展策略的不统一，为此，需建立一套全方位的政策体系，涉及经济、劳动力结构等，重点是抓好国民经济的分配及结构调整，彻底改变以往的城市偏向性政策。韩俊（2003）也同意上述观点，主张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和财政支出结构，重点向农业、农村倾斜，尤其是农业基本建设一定要跟上去。此外，要加强农业科学技术的研发与推广、增加农民教育培训投入，或通过财政政策完善农业发展资金的投入与管理体制等。宫晓霞（2006）、叶金国（2015）等从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角度进行研究，认为福利差距的缩小可以有效解决民生问题，通过提高农村居民素质提升其可行性，进而增加农村居民收入和就业机会，改变其不利的发展地位，缩小城乡差距。葛蕾等（2015）强调要素交换的平等性，提出防范通过价格“剪刀差”剥夺农民利益的行为；同时提出建立平等、完善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促进金融要素的合理流动，提高农业产业的生产效率，推动二元经济的消除。另外，维护农民土地收益及土地使用权、消除二元劳动力就业体制和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等也是缩小城乡差距的有效举措。

五是通过提高农民专业化组织程度来统筹城乡发展。在扩大农业规模化生产方面，农民专业化合作组织具有农业家庭经营不可比拟的优势，有利于提高农民收入、降低农业生产风险，是缩小城乡差距的有效途径之一。范泽春（2004）通过对农村合作生产组织进行调研发现，农业发展落后的主要原因是农业生产规模较小、生产效率低下、抗风险能力不足，因而在产品市场的交换中处于不利地位。为此，只有通过大力发展各类农村合作组织，提高农业产业竞争力，才能摆脱传统农业的不利地位，增加农产品附加值，提高农民收入。因而，当下的重点就是快速发展农产品行业协会和农民合作服务组织，积极探索、支持农村合作社发展，在资金、技术、人员等方面给予倾斜。颜华（2004）认为，农村合作社作为该战略实施的有效载体，其发展加快了城乡发展的速度，对农民的经济利益具有明显的保护作用。合作社的发展扩大了农业生产规模，提高了竞争力，解决了资金不足、技术落后、产销脱节、规模效益低下的弊端，给农村其他社会生活注入了活力。除了农业合作社，农村、农民生活中也可以建立其他形式的合作组织，如医疗合作、养老保障合作、金融合作、技术合作等，以此为契机，促进农村生产、生活的彻底改善，缩小城乡差距。

六是以城镇化建设为契机，实现城乡统筹发展。城镇化建设在国家的新农村建设和实现小康目标战略中占据重要地位，也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前沿重点，涉及经济结构、就业、土地流转、民生等内容。许经勇（2003）认为，“三农”问题难以解决的核心是就业市场的歧视，从而导致了农民收入的不平等。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在县域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推动城镇化的进程，通过多种政策的融合，以城镇化建设为载体实现城乡统筹战略。许毅（2004）、吴海峰（2006）等从不同角度论证了城镇化建设对城乡统筹发展的积极意义及实现途径。他们认为，城镇化建设在城乡统筹发展中具有网络碉堡作用，城镇连接着城市与乡村的政治、经济、文化、民生等诸多内容，“三农”问题的解决首先要从现代化的城镇建设开始。为此，大力发展城镇化建设，不但可以形成新的投资热点，有利于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而且有利于扩展和完善农村市场、增加农村消费需求、促进宏观经济目标的实现。城镇化建设的发展对于社会保障体系、农业的产业化经营和农村教育制度的完善都有促进作用。因此，积极探索多元化发展的城镇化道路，完善各具特色的城镇体系是促进城乡融合与资源优化配置的有效途径。张晖（2012）认为，在分析比较城乡统筹发展不同模式的基础上，不同地区应根据自身情况进行各具特色的小城镇建设，特别要注意城乡资源协调配置，以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1.2.3　对已有研究的评价

国外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理论相对比较成熟，这对我国城乡统筹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一体化发展理论虽在概念和内容上与城乡统筹存在差异，也没有直接论及城乡统筹发展问题，但它对于城乡关系问题的研究，尤其是研究该问题时所采用的方法及研究视角还是给了我们颇多启发。例如，众所熟知的刘易斯等的二元结构论就非常深刻地剖析了发展中国家所出现的城乡对立的根源，并设计出了一套消除差异、实现一元化发展的方案，这与我国的城乡统筹问题较为接近。另外，缪尔达尔的理论对促进我国城乡统筹发展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但是，我们也应该意识到，国外的理论大多是对发达国家城乡关系发展的经验总结，这些经验不能直接被我国引用或效仿。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我国的发展实际，基于我国国情进行选择与创新，才能制定出符合我国实际的发展策略。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国内对于城乡统筹发展问题进行研究的文献也颇为丰富，政府及学术界的研究与实践呈现出多学科、多层次、多角度、多种方法的特点，为政府构建城乡统筹发展策略提供了有益的参考。但是，城乡统筹的建设过程充满未知数，这些研究远不能满足现实的需求。综合而言，国内的主要观点存在以下问题：①城乡统筹研究的片面性和非系统性问题较为明显。尽管我国学者提出了很多关于城乡统筹发展的主张与策略，但是与城乡统筹发展的实际需要还是有相当的距离。这项系统工程需要多种政策措施共同配合，而我们的研究则显得较为分散、不成系统，故而我们的理论研究还有提升的空间。②对国外城乡一体化进行研究的较少，进行国际比较、总结国际经验的也不多，而对这些进行研究能为我们提供有益的借鉴。③从制度层面研究城乡统筹发展的理论成果还不多见。在对前人相关研究进行梳理的基础上，运用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范式来剖析城乡统筹发展的机理和实现路径，通过研究我国城乡统筹发展中的制度安排缺陷，并借鉴世界其他国家城乡统筹制度安排的经验，提出了我国城乡统筹发展的制度路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