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文献研究

《四库全书总目》明人别集提要20篇订误[1]

西南大学文学院 何宗美

摘要 危素文集的规模，同时代的宋濂记载是“五十篇”，其后廖道周亦称“五十篇”，后来误以为是“五十卷”，因此到明代中后期的文献家眼中就有了一个五十卷本的危素文集，但皆闻而未见，再到清代的《总目》就主观地提出“明代已散佚不存”的说法，而事实上原本就不存在所谓的“五十卷本”。诸如此类的问题，在《总目》明人别集提要中不乏其例，有必要通过考证加以澄清。

关键词 《四库全书总目》 明人别集提要 订误

余嘉锡先生《四库提要辨证》序曰：“《四库》所收，浩如烟海，自多未见之书。而纂修诸公，绌于时日，往往读未终篇，拈得一义，便率尔操觚，因以立论，岂惟未尝穿穴全书，亦或不顾上下文理，纰漏之处，难可胜言。”[2]他所说的存在于《四库全书总目》中的“难可胜言”的“纰漏”，在明人别集提要中迄今为止还很少有人专做考辨，拙著《明代文学还原研究——以〈四库总目〉明人别集提要为中心》[3]亦限于宏观研究的模式，因此逐篇的考辨仍付阙如。笔者近日着力这一方面的工作，发现《总目》“纰漏”遗留之未考者在在皆是，兹整理若干则如下，以作《辨证》之补充，并就正于方家。

一 危素《说学斋稿》提要

（一）据《千顷堂书目》，其文集本五十卷，明代已散佚不存。[4]

按，清代《千顷堂书目》载“危素说学斋集五十卷，又云林诗集一卷”[5]，则不能说“明代已散佚不存”。又，明焦竑《国史经籍志》亦载“危素学士集五十卷”[6]。归有光跋《说学斋稿》只云“公集五十卷，尚未之获见”[7]，未言时已散佚。散佚之说，最早或出自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曰“有文集五十卷，宋元史稿若干卷，皆失传”[8]。朱彝尊也说过“太仆《说学斋文》，传钞都非足本”[9]。看来，从归有光到钱谦益、朱彝尊，再到后来的四库馆臣，都没有见过危素文集的五十卷本。但焦竑、黄虞稷又有确载。那么，这多少有点蹊跷的五十卷本到底是否存在呢？以下两条材料足以解开这一谜底。首先是与危素同时的宋濂所作《故翰林侍讲学士中顺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危公新墓碑铭》，该文载曰：“有文集五十篇，奏议二卷，宋史稿五十卷，元史稿若干篇藏于家。”[10]原来，危素文集根本就不存在“五十卷”之说，而是“五十篇”，五十卷指的是其另一著述《宋史稿》。其次是明中期廖道南《殿阁词林记》中的危素本传，载“所著有《宋史稿》、《元史稿》、《文集》五十篇、《奏议》三卷”[11]，亦说是“文集五十篇”而非“五十卷”，与宋濂的说法相同。这样，问题的答案就浮出了水面，即所谓五十卷本，不过是据宋濂或廖道南所载而看走了眼，由此产生的一种误说。由此也证实，焦竑《国史经籍志》、黄虞稷《千顷堂书目》所载书目，并不一定都是作者亲自过眼或有实书收藏的。

（二）此本乃嘉靖三十八年，归有光从吴氏得素手稿传抄。其文不分卷帙，但于纸尾记所作年岁，皆在元时所作。有光跋称共一百三十六篇，此本乃止一百三十三篇。又王懋竑《白田杂著》有是集跋，称赋三，赞二，铭二，颂三，记五十有一，序七十有六，共一百三十八首，以有光跋为传写之误。然据懋竑所列，实止一百三十七首，数亦不符。殆旧无刊版，好事者递相传录，故篇数参差不能画一，实则一本也。[12]

按，归有光跋文今附于四库本《说学斋稿》卷末，其原载曰“《说学斋稿》一百三十三首”[13]，故“有光跋称共一百三十六篇”有误。清汪由敦《跋危太仆文集》曰：“危太仆文一百三十三首，后有震川先生跋，秀水曹倦圃侍郎家藏抄本，所谓《说学斋稿》也。危公以文名至正间，入明隐然为耆宿。其文雄浑博大，前逊虞、欧，后劣王、宋，而醇雅清婉，高处亦诸公所少。南宋冗蔓之习，洗刷殆尽。余读而爱之。抄手殊恶，间以意正其阚误。家弟凝之，从江西志中校录又二十余首，于是而不可读者或希矣。集有目无序，篇别而不分卷，体亦不备，盖未定之本。太仆云公有集五十卷，如得尽读之，以慰倾慕且正抄本之讹，岂不快哉，姑识之以竢。”[14]所谓“一百三十三首”当出于此。汪氏所跋，是在曹侍郎家藏抄本基础上由其弟据地方志校录和补入本，与归有光跋吴纯甫家藏本并非同一版本，故《总目》所谓“实则一本”亦属错误的说法。

又，王懋竑《书危太仆集后》曰：“右危太仆先生《说学斋集》两帙，赋三、赞二、铭二、颂三、记五十有一、序七十有六，共一百三十八首，如议论杂著，如书如志铭之类，皆无之，盖轶其半矣。此本出归熙甫后，后有熙甫跋，然跋言一百三十六首，其数不合，或传写之误也。”[15]《总目》所谓“有光跋称共一百三十六篇”本于此，而非实据归有光跋文。按王氏具体所列篇数，加起来实为一百三十七而非一百三十八，但今据文渊阁四库本《说学斋稿》，记实为五十，序为七十八，其他则无异，总篇数又确为一百三十八。所以，王氏之误不在于总篇数，而在于记、序数目不确，四库馆臣未做考实，非但不能纠错，反而再生谬误。

二 危素《云林集》提要

（一）朱彝尊《曝书亭集》有是书跋，称发雕于后至元三年。则彝尊所见，乃元时旧版。此本卷帙相符，盖犹从原刻抄传者，特彝尊跋称前有虞集序，而此本所载乃集《赠行序》一篇，绝与诗集无涉，似为后人所附入。观其《静志居诗话》，亦称前有虞集《送行序》，则已自知其误而改之矣。[16]

按，朱彝尊《跋危氏〈云林集〉》曰：“《云林集》二卷，元翰林学士承旨危素太仆之诗，葛逻禄乃贤易之编，而虞集伯生序之者也。……是集发雕于后至元三年，盖学士入明后续作诗文均失传矣。”[17]又，《静志居诗话》曰：“《云林集》系葛逻禄易之所编，前有虞伯生《送行序》。”[18]今观文渊阁四库本《云林集》，卷首有《云林集序》，署曰“至元三年十月雍虞集序”，其文首曰“临川危太仆释书山房，将有观乎江海之上，虞集酌酒送之，而为之言曰……”[19]知所谓虞集《云林集序》，与《送行序》实为一文，只是题名有异而已，并非《送行序》之外别有一篇《云林集序》。因为一是朱彝尊跋文只说“虞集伯生序之”，《诗话》则具体说到《送行序》，二者不矛盾，不存在“自知其误而改之”；二是《总目》认为《送行序》“似为后人所附入”的说法没有史实和版本依据，且果为后人附入，则按常理不至于把原有的《云林集序》删除，而更换为“绝与诗集无涉”的《送行序》；三是今所载或所见的《云林集》版本中皆未曾别有一篇虞集《云林集序》；四是虞集文集亦查无该文。

（二）原集共诗七十六首，浙江鲍氏知不足斋本复从他书蒐采，增入补遗十四首，较为完备，今并仍而录之焉。[20]

按，文渊阁四库本《云林集》“补遗十四首”[21]，与《总目》所说相符。但“原集共诗七十六首”误，而是八十首，加“补遗”共九十四首。

三 唐桂芳《白云集》提要

今观集中有《与陈浩书》，称“尝慕苏老泉闭户探赜，古今上下融液胸臆，故下笔源源而无艰险窘迫态，辄谓文不可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此苏老家传法也”。[22]

按，《与陈浩书》即《奉陈养吾书》，见《白云集》卷七。[23]对照集中原文，“辄谓文不可学而能”之“辄”显然为“辙”之误。辙即苏辙，“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为苏辙之语，见于《上枢密韩太尉书》。[24]故“辄谓”当为“辙谓”即苏辙说，如作“辄”，则“文不可学”云云，便误为苏洵之见了。

四 林弼《登州集》提要

弼又名唐臣，以时禁国号名氏，遂仍旧名。是弼其初名，唐臣乃其改名。朱彝尊《明诗综》则云弼初名唐臣，当由宋濂序谓唐臣更名为弼致误。然宋序未尝言初名唐臣也。至弼改名既久，而此本之首尚署“林唐臣撰”，殊乖其实。今仍署弼名，著之录焉。[25]

按，《明诗综》卷七“林弼”云：“弼字元凯，初名唐臣，龙溪人。仕元为漳州路知事。戊申内附，以儒士登春官，修《礼乐书》，除礼部主事，历登州知府。有《梅雪斋稿》。”[26]宋濂《使安南集序》曰：“元凯名唐臣，临漳人，今以时制所禁，更为弼。”[27]据此，林弼原名唐臣，后改名为弼，《总目》“宋序未尝言初名唐臣”之说，显然未细核原文。又，朱彝尊之前已有钱谦益谓林弼“初名唐臣，以国禁改名”[28]。钱谦益之前，另有曹学佺谓“林登州初名唐臣，后更名弼”[29]。故朱彝尊“云弼初名唐臣”，最直接的来源应该是钱谦益、曹学佺二家之说，并不一定是“由宋濂序谓唐臣更名为弼致误”。又，黄虞稷《千顷堂书目》亦谓“初名唐臣”[30]，再综合曹、钱、朱诸人之说，说明“初名唐臣”当为晚明至清初的定说。关于林弼初名的问题，王廉《中顺大夫知登州府事梅雪林公墓志铭》载：“公妣陈梦北斗旁星堕怀中，娠而生公，因名弼，又名唐臣，字元凯，时禁国号名字，仍用旧名。”[31]所谓“北斗旁星”，即指北斗七星外的左辅右弼。由此看来，林弼初名似当以弼为是，这一点张燮《林登州传》“林公唐臣，初名弼”[32]可做佐证。但问题并非这样简单，今从《林登州集》中林弼自称的使用情况来看，支撑的是“初名唐臣”而不是“初名弼”。林弼文中，有时自称“唐臣”或“林唐臣”，有时自称“弼”或“林弼”。考察发现，前一称谓皆使用于元末之文，后一称谓皆使用于明初之文。例如，《题胡敏中哀唁诗序》“至正十年庚寅，唐臣将试艺有司”[33]，《兰轩潘君墓志铭》“至正丁酉七月癸巳……泣拜请于唐臣”[34]，《直翁孙君墓志铭》“至正十四年正月三日临漳直翁孙君卒，里人林唐臣走哭之”[35]，《梓堂隐君墓志铭》“至正丁酉卒于清丘里居，卜以己亥正月壬寅葬，孤观泣遣义明来致言于博陵林唐臣”[36]，《方简夫义节传》“至正壬辰……林唐臣”[37]，等等；再如，《同安丞刘君赴闽省序》“洪武二年夏……博陵林弼走送于万安江上”[38]，《送李本仁特告归觐序》“今上临御之年”“复被选纂修元史”“博陵林弼作而曰”[39]，《送韩君子煜之官海门序》“洪武丁巳春，弼再奉旨与礼部员外郎吴伯宗、顺庆府照磨韩君子煜同使安南”[40]，《丰城县改建东岳庙记》“洪武辛亥春，弼忝承上命”[41]等。又，《华川王先生诗序》曰：“宋太史景濓、胡先生仲申既序之矣，而嘱唐臣（原注：后更名弼）序其诗之集。”[42]序作于元至正后期，时尚未入明。原注当为编者所加，提到“更名”之事。以上材料以充分的事实证明，林弼原名为林唐臣，改名是入明后的事情。而张燮之《传》、王廉之《铭》，之所以会有“初名弼”之说，并载其得名之梦，很有可能是根据“弼”字之义后来附会的故事。或者其母梦“弼”星的事确实存在，当时并未取“弼”为名，而是取了一个隐含“弼”义的名字即唐臣，入明后禁止以国号为名，林唐臣想到小时候听到的有关自己出生的故事，便顺理成章地改成了以“弼”为名。

另外，《殿阁词林记》《翰林记》《明史》等书载林弼事皆用“林唐臣”之称，《总目》谓“至弼改名既久，而此本之首尚署‘林唐臣撰’，殊乖其实”，可谓大惊小怪，不免有井蛙之嫌。

五 释妙声《东皋录》提要

（一）洪武十七年，其徒德瓛始刊行之。《明史·艺文志》《明僧宏秀集》皆作七卷。此本有“汲古阁”印，盖毛晋家钞本。前有晋题识，亦称德瓛所刻。凡诗三卷，杂文四卷。而其书、杂文及诗仅共为三卷，盖传录时所合并也。[43]

按，毛晋题识，见于四库本《东皋录》卷首，但未见于《汲古阁书跋》[44]。题识曰：“洪武十七年甲子春，法孙德瓛跋而授梓。凡诗三卷，序、记、赞、铭、传、跋、杂文四卷。”[45]文中只说到七卷本，没有提及三卷本，说明其藏本为前者而非后者。《总目》谓“此本有‘汲古阁’印，盖毛晋家钞本”毫无根据，又谓“盖传录时所合并也”亦无出处。且又前后矛盾，因既云此为“毛晋家钞本”，则不得复有“传录时所合并”云云。《东皋录》七卷本，今有明刻本传世，上海图书馆存一至五卷。[46]关于三卷本，《续文献通考》卷一九四载：“释妙声《东皋录》三卷。妙声字九皋，吴县人。洪武时，与释万金同被召，莅天下释教。”[47]《东皋录》的四库底本即《续文献通考》所载的三卷本，不是毛晋家藏的七卷本。

（二）妙声入明时年已六十余，诗文多至正中所作，故顾嗣立《元诗选》亦录是集。[48]

按，据《式古堂书画汇考》载妙声题跋“洪武戊辰八月东皋妙声谨识”[49]语，妙声至少到洪武二十一年（1388）尚在世。明初，妙声因得召而“莅天下释教”，是佛教界极具声望和影响的人物，故其集中入明作品实属不少。以其文为例，《东皋录》卷中收录“序”24篇，自第7篇洪武二年（1369）《周玄初祝祷雨诗序》后，皆当为入明后所作。再以该卷收入的“记”为例，25篇记中自第5篇洪武乙卯即八年（1375）《溪云山居记》后，亦当皆为入明后所作。《东皋录》刻于洪武十七年（1384），时作者健在，其集刊行当亦参与，作品以写作时间由元而明的顺序编排十分清楚，虽诗较少写作时间的信息，其文的写作时间信息则多有迹可循。其中，《善庆庵记》载有“洪武十二年”[50]，也就是说，《东皋录》至少收录了妙声入明后十二年的诗文作品。可见，《总目》“诗文多至正中所作”之说，并不符合事实。

另，今查阅顾嗣立《元诗选》初集、二集和三集，其中并未收入妙声之诗。《总目》之说，亦属不实。

（三）四六俪语，亦具有南宋遗风。[51]

按，《总目》此语，实出于毛晋《东皋录题识》，原曰：“尤长于四六俪语，卷末诸山、江湖等疏，堪与月泉吟社往复诗启并传。”[52]此言“诸山、江湖等疏”，指《东皋录》卷下《良用贞禅师绍兴天章吴郡诸山疏》《印空岩黄龙吴郡诸山疏》《云谷法师上竺江湖疏》等文。“月泉诗社”，是元初吴渭等人创办的著名遗民诗社，创办时间为至元二十三年（1286），实已非南宋。《总目》一变毛晋原文之意，一是讳言文人结社，二是讳言汉族遗民。但这种主观擅改，使文意产生了龃龉。

六 朱同《覆瓿集》提要

集凡诗三卷，多元末之作。[53]

按，余嘉锡先生《覆瓿集》提要有考订，但不涉及上述内容。[54]此之欲辨者，是朱同之诗的写作时间问题。其诗多于题后注明干支，为澄清问题提供了便利。如卷一五古15首，署“癸卯”“丙午”即元至正二十三年（1363）、二十六年（1366）所作者仅3首，署“戊申”“辛亥”“壬子”“癸丑”“甲寅”即明洪武元年（1368）、四年（1371）、五年（1372）、六年（1373）所作者为6首。另有7首，因其集以编年为序，也可以从编排的位置判定为明代之作。该卷有七古16首，以同样的方法，知其为元末所作者仅为3首，只占极少数。卷二五律15首，确知为元代所作者仅为2首。七律（含《总目》所谓“七言古体”）72首，倒是多半为元末之作。卷三七律26首，全为明初所作。五绝3首，六绝6首，未著年代。七绝65首，元末所作者27首。其诗总计218首，确为元末所作者为86首。《总目》“多元末之作”的说法难以成立。

七 凌云翰《柘轩集》提要

（一）所作诗、文、杂著，藏稿于家，至永乐中其孙始编为四卷。[55]

按，《柘轩集》有宣德五年（1430）瞿佑序，曰：“宣德初，自山后召还北京，先生曾孙暹来见，求为尊德堂制记。盖先生在日，蓄前代典籍甚富，暹父敬与收藏无遗，于所居作堂崇奉之，可谓知所尊者矣。今予告老赐归，则先生所作若文、若诗及诸杂著，悉汇次成集矣。暹以予受知先生，虑得传写有所舛误，乞为校正，且俾为之序。”[56]瞿佑在此所说的“自山后召还北京”，时在洪熙元年（1425），凌云翰曾孙暹来见，则在宣德元年（1426）之后。“告老赐归”，具体是宣德三年（1428）自北京启程，五年到达杭州[57]。因此，凌暹编订《柘轩集》的时间，当在宣德三年至宣德五年之间。据此，《总目》之说有两点需要纠正：一是《柘轩集》并非编于永乐中，二是编订者是凌云翰曾孙而非其孙。

关于《柘轩集》的卷数，《总目》谓“四卷”，文渊阁四库本《柘轩集》提要谓“五卷”[58]，对照该著确为五卷，即诗文四卷，词一卷。中华书局整理本《总目》按曰：“文渊阁本作五卷，《总目》之与不符。”[59]其实，不只是“不符”，而且是本为五卷而误为“四卷”了。何有此误？我们可以把崔建英《明别集版本志》据四库底本的说法作为解释：“大题原作‘柘轩诗集’（卷一至卷三）、‘柘轩文集’（卷四）、‘柘轩词’（卷五），馆臣删去‘诗’‘文’作‘柘轩集’。”[60]底本今藏国家图书馆，可备核阅。另，《钦定续通志》载“《柘轩集》四卷，明凌云翰撰”[61]，抑或四库馆臣撰写《总目》提要时所本。

（二）朱彝尊《静志居诗话》称云翰学于陈众仲，故其诗华而不为靡，驰骋而不离乎轨。今案集有宣德中王羽序云：莆田陈众仲提举浙路儒学政，以文鸣于东南，程以文声誉与之伯仲。柘轩泛扫程门，获承指授，其里人夏节，作云翰行述，亦云早游黟南程以文之门。是云翰所师事者乃程文而非陈旅，诸家所记甚明，彝尊之言未知何据。[62]

按，朱彝尊之语见于《静志居诗话》卷五[63]，其谓“学于陈众仲”之说当无误。《总目》提出的疑问，在于四库馆臣对王羽序中“泛扫程门”的理解出现了偏差——此所谓“程门”，非指程以文之门，而是通常所说的“程门立雪”之“程门”，即师门之意，故前著一“泛”字，意凌云翰所师者是兼师陈、程二家而非一人，否则王羽序中大不必在程以文之前先大叙陈旅（众仲）一番。

八 朱右《白云稿》提要

（一）所著《白云稿》本十卷。今世所传仅存五卷，杂文之后仅有琴操而无诗。检勘诸本并同，无可校补。朱彝尊《静志居诗话》谓后五卷尝得内阁本一过眼，恨未钞成足本。则彝尊家所藏亦非完帙也。[64]

按，朱右的著述情况，最早且叙之最详者是其挚友陶凯于洪武九年（1376）四月即朱右逝后数月所撰《故晋相府长史朱公行状》，其曰：“公平生著述有《白云稿》十一卷，《春秋传类编》三卷，《三史钩玄》三卷，《秦汉文衡》三卷，《深衣考》一卷，《邾子世家》一卷，选《唐宋六先生文集》，修《李邺侯传》一卷，《补注汉魏诗》四卷，《历代统纪要览》一卷，《元史补遗》十一卷，藏于家。”[65]《白云稿》十一卷本未见他载，同时的宋濂撰《故晋相府长史朱府君墓铭》则载“其杂著文有《白云稿》十二卷行于世”[66]，另如《明史》卷九九、《千顷堂书目》卷一七、《浙江通志》卷二四九，皆载《白云稿》为十二卷。《总目》所谓十卷本，较早见于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其载：“《白云稿》凡十卷，予仅钞得前五卷，止有《琴操》无诗，其后五卷，仅得内阁本一过眼，恨未钞成足本。”[67]但《浙江通志》载：“《白云稿》十二卷，内阁书目，天台朱右诗文。”[68]可见，内阁所藏亦十二卷本，因朱彝尊“一过眼”，或误记为十卷本了，故有“前五卷”“后五卷”之谓，其实未抄者尚有七卷。晚于《静志居诗话》者又有《续文献通考》载：“朱右《白云稿》五卷……臣等谨案史称《白云稿》本十卷，今世所传仅存五卷，杂文之后有琴操而无诗。”[69]此显然出自朱彝尊之说。十二卷本，今有国家图书馆所藏明初刻本。[70]四库馆臣谓“检勘诸本并同，无可校补”，不过限于其版本视野而已，且“诸本”并无具体所指，或欺人之语耳。

（二）右为文不矫语秦汉，惟以唐宋为宗，尝选韩、柳、欧阳、曾、王、三苏为《八先生文集》。[71]

按，陶凯《故晋相府长史朱公行状》谓“选《唐宋六先生文集》”，朱右在《元朝文颖序》亦自谓“邹阳子右既辑《春秋传类编》《三史钩玄》及《唐宋六先生文集》”[72]，又《新编六先生文集序》曰：“邹阳子右编《六先生文集》总一十六卷，唐韩昌黎文三卷六十一篇，柳河东文二卷四十三篇，宋欧阳子文二卷五十五篇，见五代史者不与，曾南丰文三卷六十四篇，王荆公文三卷四十篇，三苏文三卷五十七篇。”[73]故朱右所选，就人而言虽含韩、柳、欧、曾、王及三苏八大家，但其集命名却为《唐宋六先生文集》或《新编六先生文集》，《总目》称《八先生文集》与原题不符。

又，《总目》以朱右之文“惟以唐宋为宗”，亦不免说得过于绝对。一是朱右虽然编有《唐宋六先生文集》，但也编过《春秋传类编》《秦汉文衡》《元朝文颖》等；二是朱右虽然说过“故唐称‘韩柳’，宋称‘欧曾王苏’，六先生之文，断断乎足为世准绳而不可尚矣”[74]之类的话，但同时也说“愚读《春秋三传》《国语》，爱其文焕然有伦，理该而事核，秦汉以下无加焉”[75]，还说“文莫古于六经，莫备于史汉；六经蔑以尚矣，史汉之文庸非后世之准衡也欤”[76]，认为五经之文“皆言近而指远，辞约而义周，固千万世之常经，不可尚已”，司马迁、班固之文“足为后世之准程”，而唐之韩、柳，宋之欧、曾、王、苏之文“未免互有优劣”[77]；三是朱右一生中对唐宋之文的态度并非一以贯之，自谓“予幼读之未知也，壮而知之未好也，年将五十始知好之，未能乐而不厌也，迩以课子之余取六先生所著全集遍阅而编辑之”[78]，即年近五十岁才开始喜欢唐宋八大家之文。综合这几点是完全得不出“惟以唐宋为宗”的结论的，《总目》执其一端而不及其余，显然受到四库馆臣先入为主观念的错误支配。

九 谢肃《密庵集》提要

《明史·艺文志》、焦竑《国史经籍志》、黄虞稷《千顷堂书目》俱载肃《密庵集》十卷，而传本久稀，藏书家罕著于录。惟《永乐大典》中所收肃诗文颇多。其时肃没未久，而姚广孝等已录其遗集，与古人同列。知当日即重其文矣……谨采掇编次，厘为八卷。又戴良原序二首别见《九灵集》中，今并取弁简端，以略还其旧焉。[79]

按，十卷本今仍传世，“传本久稀”云云，不过是限于四库馆臣的版本视野而言的。据《明别集版本志》，国家图书馆现藏明汇印本一种，为《密庵稿》五卷，《密庵文稿》五卷，皆明初刻本，有戴良《密庵先生稿序》《密庵文稿序》，刘翼南《密庵诗稿后序》。[80]傅增湘注曰：“明初刊本，十二行二十二字，黑口，四边双阑。全书分甲至癸十卷，前五卷诗，有洪武戊寅刘翼南后序，后五卷文，有戴良序。题门人作任守礼校正，刘翼南编次。此书四库所收为八卷本，辑自永乐大典。此为洪武三十一年原刊全帙，比四库本多诗一百三十六首，文三十首，然四库本有而此本无者亦有二首。此本已印入四部丛刊三编中。明天启五年粤中刊本，夏孙桐旧藏，今在北京图书馆。”[81]《明别集版本志》则载，明末粤刊本藏于美国普林斯顿图书馆。[82]

一〇 贝琼《清江诗集·文集》提要

《两浙名贤录》载琼集二十卷，明万历中所刻乃止三卷。此本凡诗集十卷，文集分《海昌集》一卷，《云间集》七卷，《两峰集》三卷，《金陵集》十卷，《中都稿》九卷，《归田稿》一卷，仅有钞本流传。康熙丁亥，桐乡金檀购得之，始为刊版。[83]

按，据《明别集版本志》，贝琼集在明初洪武间即有刻本，包括《清江贝先生文集》三十卷、《诗集》十卷、《诗余》一卷，合四十一卷，有徐一夔序。今上海图书馆、重庆图书馆有藏本。[84]由此可知，明代不止有过三卷刻本，其全集亦非至清康熙时“始为刊版”。另，康熙本刻于己亥即康熙五十八年（1719），而非丁亥即康熙四十六年（1707），有金檀、唐孙华《清江全集序》各一，金序曰：“先君子每以邑中往哲如鲍征士恂、贝助教琼当购其集以传……洎先君子见弃，越十年始得贝先生清江集四卷，又借得钞本四十卷，亟并录之。因次第校刻，深喜先志之克成。”[85]《总目》“购得”之说实属不确。再，今四库本《清江诗集》十卷，《文集》三十卷，不含清江词，共四十卷。其中，文之《归田稿》未单独成卷，而是与《文集》卷三十之《中都集》（即《中都稿》）合为一卷。[86]《总目》所说不确，不免致误。

一一 苏伯衡《苏平仲集》提要

（一）是集卷首有洪武四年刘基序，而集中《厚德庵记》云庵成于洪武壬戌十二月，则是记乃洪武十五年以后之作，基所序者，尚未定之初稿也。[87]

按，刘基之序见于《苏平仲文集》卷首，亦收入《诚意伯文集》，但文字异甚。特别是叙明代之文一段最为突出，如前者曰：

大明抚运，土宇之大，上轶汉唐，下与元同，而广于宋。虽混一未久，而高文宏辞，已有若翰林诸公，余故人子苏平仲其一人也。平仲于文定公为九世孙，文定公长子讳迟，以徽猷阁待制工部侍郎守婺，遂家于婺，故平仲今为金华人。起前乡贡进士，选为国子学录，即升学正，上亲擢翰林国史院编修官，一时号称得人。见于著作者，语粹而辞达，识不凡而意不诡，亦由其明于理而昌于气也。余与之同朝，每得而读之，未尝不为之击节焉。圣天子龙兴，江左文学之士，彬彬然为朝廷出者，金华之君子居多。典册之施，文檄之行，故实之讲，煜然足以华国，所谓如圭如璋，令闻令望，而颙颙卬卬者，则莫能或过于平仲，有由然哉！他日征我朝文章，言语之工，有以鸣国家之盛，而追配汉唐诸作者，其必于平仲有取也。夫平仲文稿，留余所良久，今得告省亲金华，于其行也，特举古人之大概，序而归之，以致期望之意云。洪武四年春正月十日，开国翊运守正文臣资善大夫前御史中丞兼太子赞善大夫护军诚意伯括苍刘基序。[88]

而后者曰：

今我国家之兴，土宇之大，上轶汉唐与宋，而尽有元之幅员。夫何高文宏辞未之多见，良由混一之未远也。金华苏平仲起国子学录，迁翰林编修，以其所为诗文示予。予得以谛观之，见其辞达而义粹，识不凡而意不诡，盖明于理而昌于气者也。与之游，知其勤而敏，不自足其所已能。且年方将而未艾也，知其它日必以文名于盛代，耀于前而光于后也，故为之叙，而举昔人之大以期之。年月日叙。[89]

二文对照，前署“洪武四年”，后则只注“年月日”。前谓“平仲文稿，留余所良久，今得告省亲金华”，因此序之；后谓“（苏伯衡）迁翰林编修，以其所为诗文示予。予得以谛观之”，因为序。二者内容差异较大，但又有一些相同的信息。当然，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苏伯衡集的刘基序本绝非最后的全集定稿，因不少作品是刘基卒后所作。《总目》举到洪武十五年（1382）十二月以后作的《厚德庵记》，其实，苏伯衡另一篇名为《书龙渊集后》的文中提到“洪武二十五年二月”[90]，比《总目》所举还晚十年，以此为例更能说明问题。

（二）又集末有洪武八年胡翰跋，谓伯衡选为太学官，居太学六年。考《明史》称伯衡以丙午岁为国子学录。伯衡所著《国子学同官记》，称以丁未升学正。其诗又有《庚戌七月十日奉命编摩国史口号》，则伯衡由学正擢编修，实在洪武三年，上距丙午仅五年。翰与伯衡同时，所叙不应有误，或史误移后一年欤？[91]

按，胡翰之跋并非《苏平仲集》之跋，而是《瞽言》又名为《空同子瞽说》之跋，今附于其集卷十六“别集”之后，又见于《胡仲子集》卷八，题曰《苏平仲瞽言后跋》。《总目》所引胡翰跋文确见于文中，曰：“右《瞽言》若干篇，空同子之所作也。空同子习于六艺之学，天子选为太学正，居太学六年，诸生从之授经，皆曰空同子诚吾师也。”[92]《明史·文苑传》苏伯衡本传载“丙午用为国子学录”[93]，亦诚如《总目》所说。其诗《庚戌七月十日奉命编摩国史口号》，见于《苏平仲文集》卷十五，题曰《明日入见于奉天门有国史编摩之命口号》[94]，因前一首题曰《庚戌七月九日哺时钦奉御笔宣唤赋此》，故《总目》有“庚戌七月十日”之谓。由此看来，苏伯衡在太学六年，洪武三年（1370）已为编修，从丙午即元至正二十六年、宋龙凤十二年（1366）到洪武三年不足六年，这几点皆如《总目》所说。但这并不能证明《总目》的结论是正确的。问题究竟出于何处？是《明史》记载有误，还是胡翰跋语并不像《总目》那样仅以为“翰与伯衡同时”即得出“所叙不应有误”的看法？为此，我们可以《总目》中提到的苏伯衡自撰的那篇《国子学同官记》来做出回答。因收入《苏平仲文集》卷七的《国子学同官记》有阙文，我们引用《文章辨体汇选》中同一文章为证。“乙巳秋，诏即应天府学为国子学，设师弟子员，其博士、助教、正录非有德望邃于经学者不得登用。维时博士则今上亲擢，金华许君存仁为之。丙午春，以章贡刘君宗弼为博士，临安李君宗表、河南张君用周、济宁潘君文秀为助教，高昌完君彦明为学正，广信郑君一中、金陵杜君叔循为学录，临江张君以诚为典膳。其夏，用周除淮安卫参谋。其秋，彦明除建平知县，以诚除管渎场管勾。其冬，一中除上海县丞。继用周则广平郭君可久，继彦明则南昌李君克正，继以诚则章贡吕君仲善，继一中则东阳张君孟兼，而余以七月忝授学录。丁未秋，学升正四品，始设祭酒、司业、典簿员，即拜存仁祭酒，宗弼司业，钱塘陈彦博由元翰林编修署典簿，浚仪陈君子方由元进士署博士，栋州高君仲晖由太子伴读署助教，而余亦忝进学正，补余处则吴兴张君伯渊也……然甫六年，而升沉出处、去就离合不齐已若是，况于他日乎？此余之所以慨然也，因为之记。”[95]据此所载，问题的眉目便变得清晰起来。首先，乙巳即元至正二十五年、宋龙凤十一年（1365）秋，应天府学改为国子学。此年许存仁被后来的明太祖“亲擢”为国子博士，但苏伯衡任学录并非与之同年。其次，苏伯衡“忝授学录”的确切时间是丙午年七月，即比许存仁任博士晚一年。最后，“甫六年，而升沉出处、去就离合不齐已若是”讲的不是苏伯衡个人的情况，而是从乙巳设立国子学最初一批国子学同僚的整体情况。弄清了这几点，问题就昭然若揭了。原来胡翰“居太学六年”的说法出自苏伯衡《国子学同官记》，但他误读了原文。《总目》根据的是胡翰之说，亦未认真阅读苏伯衡此《记》的详载。结果是，《明史》无误，胡翰所说反倒不确，与《总目》结论正相反。

一二 胡翰《胡仲子集》提要

（一）翰字仲子，一字仲申，金华人。洪武初以荐为衢州府教授。事迹具《明史·文苑传》。[96]

按，胡翰字仲申，号仲子，“翰字仲子，一字仲申”的说法有误。此可据宋濂《胡仲子文集序》，濂与翰为相交五十年的挚友，其说当确切无疑。序曰：“濂与先生同师于吴公，相友五十余年……先生名翰，字仲申，金华人，仲子其别号云。”[97]以“仲子”为字之误并不始于《总目》，如《静志居诗话》谓“胡翰，字仲申，一曰仲子”[98]，《佩文斋书画谱》谓“胡翰，字仲申”，并注云“《列朝诗集》云‘一字仲子’”[99]。此二家已不知“仲子”为胡翰之别号，显然是未读宋濂序文或虽读过而有所忽略。考其渊源，或出自明杨士奇《胡仲子文》：“《胡仲子文》刻板在金华，吾家二册，周纪善是修所惠者。仲子名翰，一字仲申，与宋学士同门。”[100]杨士奇在此未明言“仲子”是字或号，是为后人所误。

（二）是集乃其门人刘刚及浦阳王懋温所编，以洪武十四年刊版。今印本罕传，惟写本犹存于世。凡文九卷，诗一卷。史称其文曰《胡仲子集》，诗曰《长山先生集》。今合为一集，岂刚等所并欤？[101]

按，据《明别集版本志》，《胡仲子集》十卷本传世者除明抄本、清抄本外，还有明洪武十四年（1381）王懋温刻本，今国家图书馆和南京图书馆有藏。[102]但王懋温题识曰：“杂著文十卷、古近体诗二卷、附录一卷，共九万九千六百九十余言。”[103]则洪武刻本，实乃十三卷本，正文为十二卷，与今所谓十卷本不同。文渊阁四库本《胡仲子集》卷十是诗文合为一卷，较之王懋温所言，其诗少去一卷，附录亦不见存。另，刘刚《胡仲子集后序》云：“刚也不敏，安敢秘先生之言而靳其德，敬效荀卿、贾谊诸书，文居诗赋之首，编次成帙，号《胡仲子集》，通若干卷。”[104]诗文合为一集，确为刘刚所为，《总目》不必作推测之语。

（三）史又称翰少从吴师道及吴莱学为古文，复登同邑许谦之门。今观其文章，多得二吴遗法，而持论多切世用，与谦之坐谈诚敬小殊。[105]

按，《明史》载，胡翰“长从兰溪吴师道、浦江吴莱学古文，复登同邑许谦之门”[106]，《总目》“史称”云云指此。《总目》论及学缘关系，似疑胡翰曾出许谦之门。但《明史》之说，实本之吴沉《长山先生胡公墓铭》，其谓：“既长侍架阁君宦游兰溪，从礼部吴公学。公一见即期以远器。继从吴先生于浦阳，博览经史，靡所不究。又登文懿许公门，南北士在讲下者，皆愿与交。”[107]这是真实可信的原始材料，不当置疑。略析之，四库馆臣之误当因曲解许氏之学而致。事实上，史载许谦于“天文、地理、典章、制度、食货、刑法、字学、音韵、医经、术数之说，靡所不该贯”，其史著《治忽几微》“仿史家年经国纬之法……原其兴亡，著善恶”，就是著名的经世之作。[108]四库馆臣所谓“坐谈诚敬”，完全是对他的极大误解，而这种误解又导致《总目》对胡翰与许谦思想传承关系的误判。

一三 张孟兼《白石山房逸稿》提要

孟兼名丁，以字行，浦江人。洪武初征为国子监学录，与修《元史》。[109]

按，张孟兼“征为国子监学录”，其时不在“洪武初”，而是在元至正二十六年即宋龙凤十二年（1366）。此有苏伯衡《国子学同官记》为证。“丙午春，以章贡刘君宗弼为博士，临安李君宗表、河南张君用周、济宁潘君文秀为助教，高昌完君彦明为学正，广信郑君一中、金陵杜君叔循为学录，临江张君以诚为典膳。其夏，用周除淮安卫参谋。其秋，彦明除建平知县，以诚除管渎场管勾。其冬，一中除上海县丞。继用周则广平郭君可久，继彦明则南昌李君克正，继以诚则章贡吕君仲善，继一中则东阳张君孟兼。”[110]丙午冬，郑一中由国子监学录调任上海县丞，其学录一职由张孟兼替任。

一四 孙作《沧螺集》提要

作自号“东家子”。宋濂为作《东家子传》，推挹甚至……《东家子传》一字不及其诗，盖有微意，非漏略也。[111]

按，宋濂《东家子传》，见于四库本《沧螺集》卷首，题曰《沧螺集原序》。需要指出的是，宋濂之文何以名以“传”而不名以“序”？观其自谓：“唯东家子宜有序，又故左丞周公伯温已述于前，独小传缺然未书，余辱在记载，姑摭其概，贻知是书而不知其人者观焉。”而“是书”何指？这便是其前文已经提到的“著书十二篇，号《东家子》”[112]。《明史·艺文三》载“孙作《东家子》一卷”[113]，同书《艺文四》载“孙作《沧螺集》六卷”[114]，前者属于子类，后者归于集部，二者不为一书。《千顷堂书目》亦载“孙作《东家子》十二篇”[115]，说明此书在明清之际仍有单本流传。宋濂《东家子传》评曰：“《图说》《答性难》等篇，神采俊发，正气满容。濂洛之外，康成辈有是言与。人言东家子书，其醇正似孟轲，其环玮似庄周，其谨严似《通书》，其峭厉似《法言》，而又约以六经之渊奥，周以天下之知虑。博大哉！仁义之言。斯其为东家氏之学也，吾于公之文亦云。”[116]评价的对象显然是《东家子》一书，而非孙作的一般诗文之作。他说的《图说》，今未见。《答性难》则收入《沧螺集》卷五。今翻检《沧螺集》卷五、卷六，其篇目共为十三，应该就是通常所说的《东家子》一书的内容。朱彝尊《孙作传》曰：“著《东家子》十二篇，宋濂比之《法言》《通书》。其座右铭曰：‘多言，欺之蔽也。多思，欲之累也。潜静以养其心，强毅以笃其志。去恶于人所不知之时，诚善于己所独知之地。毋贱彼以贵我，毋重物以轻身，毋徇俗以移守，毋矫伪以丧真。能忍所不能忍，则胜物。能容所不能容，则过人。’其自赞画像曰：‘贫至于屡空，而心富如万钟千驷。长不踰中人，而志可夺三军之帅。此何得而然哉？盖庶几乎自返而无愧。’门人称之曰清尚先生。”[117]此可证实两点：一是宋濂所评且“比之《法言》《通书》”的，确为《东家子》一书；二是今见于《沧螺集》卷六的《坐右铭》《自赞画像》（即《小像自赞》）确为《东家子》中的篇目。

综上所述，《总目》认为宋濂“《东家子传》一字不及其诗，盖有微意，非漏略也”的说法，是没有弄清宋濂评价的对象是《东家子》而致误。该书本来就没有诗作，故根本谈不上什么“微意”。弘治时薛章宪《记沧螺集后》载：“得公所为文曰《沧螺集》于都君玄敬，既又得公诗于黄君应龙，各丐以归，如得重货。”[118]说明孙作之诗是在弘治间才与其文被合为一集的，此可作为佐证。

一五 钱宰《临安集》提要

其集，《明史·艺文志》、焦竑《国史经籍志》俱未著录，则在明代行世已稀。今从《永乐大典》中采掇编排，参以诸选本所录，厘为六卷，以备明初之一家。[119]

按，钱宰文集未著录于焦竑《国史经籍志》和《明史·艺文志》确为事实，但并不能因此便说“在明代行世已稀”，因为《千顷堂书目》载“钱宰《临安集》十卷”[120]，《浙江通志》也有同样的载录[121]，可知到清代除四库馆所辑永乐大典六卷本外，尚有十卷本传世。今国家图书馆仍藏有《临安集·诗》五卷、《文》五卷，为明末祁氏淡生堂抄本。另有清抄十卷本，亦传世。[122]十卷抄本有钱宰自撰《临安诗集叙》《临安文集叙》各一篇，今四库本卷首仅见文集之序。

一六 赵撝谦《考古文集》提要

此本所录诗仅十余篇，古文亦只五十余篇。前有顺治丁酉黄世春序，称“其子孙式微已甚，而能录其遗集，出没于藏书之家，殆天将藉是而彰考古”云云。盖其后人掇拾散亡，重裒成帙者耳。集后附遗言十六条，又载其裔孙诸生頀《上琼州姜参政请复姓书》，及与浙中族姓札数通……[123]

按，浙江巡抚采进本《考古文集》为写本，《浙江采集遗书总录》载：“《赵考古集》二卷，写本。右明琼山教谕余姚赵撝谦撰。洪武时征修《正韵》，归筑考古台，述《声音文字通》一书，今著于录。其所作诗一名《考古余事》，不传。是编其遗稿耳。末附《造化经纶图》。”[124]据《明别集版本志》，除写本二卷外，今尚有乾隆三十八年张廷枚铭西堂刻本《赵考古先生遗集》六卷首一卷，又有乾隆四十年铭西堂刻本《赵考古先生续集》一卷。前后两种刻本皆有张廷枚题识，三十八年刻本题曰：“岁壬申，得考古先生古文五十四篇、古今体诗十九首、杂言十三则、遗言十一则于竹浦黄氏，继于谢丈雪渔处得《造化经纶图》一卷、《续武王铭》五十二首、《雪窗夜话》一则，次第补诸传、像用授梓人。”四十年刻本题曰：“又得杂文数篇，并赵氏海南世系图续刻于后。”《遗集》及《续集》二种，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皆有藏。[125]

四库本《赵考古文集》存录诗文的情况是，文66篇（含《杂言》），其中卷一序20篇、记13篇、书8篇，卷二传6篇、跋6篇、书后4篇、铭3篇，其他杂文5篇；诗见于卷二，共9题21首。此与《总目》所述“诗仅十余篇，古文亦只五十余篇”不符，与乾隆三十八年刻本张廷枚题识“古文五十四篇、古今体诗十九首”亦不相一致。卷二有《遗言》11则，与《总目》谓“十六条”亦不符，与张廷枚题识则相同。

一七 刘炳《刘彦昺集》提要

（一）炳字彦昺，以字行，鄱阳人。洪武初献书言事，授中书典签，出为大都督府掌记，除东阿知县。阅两考，引疾归。《明史·文苑传》附载《王冕传》中。[126]

按，《明史》卷二八五载：“炳，字彦昺，鄱阳人。至正中从军于浙，太祖起淮南，献书言事，用为中书典签。洪武初，从事大都督府。出为知县，阅两考，以病告归。久之卒。”[127]据此，刘炳任“中书典签”时，尚在元至正即宋龙凤间。《总目》系于“洪武初”，有误。下文引《江西通志》所载可证。

（二）所著诗文本名《春雨轩集》，乃其门人刘子升所编。杨维桢尝为评定，其评亦附载集中。维桢及危素、宋濂、徐矩皆为作序，王祎、俞贞木、周象初皆为作跋。此本题曰《刘彦昺集》，不知何人所改也。[128]

按，刘炳诗文集，《国史经籍志》载为“刘彦昺《春雨轩集》七卷”[129]，《千顷堂书目》载“镏炳《春雨轩集》十卷”[130]，《明史·艺文志》载“刘炳《春雨轩集》十卷”[131]，《钦定续通志》载为“《刘彦昺集》九卷”[132]。集名与卷数，皆有异说。今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有明嘉靖十二年刻本，为“《春雨轩集》十卷”[133]。《刘彦昺集》之名，今可知者当自乾隆三十二年敕修《钦定续通志》始。

明嘉靖刻本正集九卷，附录一卷，今四库本附录未单成卷而是附于卷九之后，故为“九卷”。嘉靖本卷一至卷九之端题曰“鄱阳刘彦昺撰，门生同郡刘子升编，太史会稽杨廉夫评，裔孙刘塾刊”，卷十则题“鄱阳刘彦昺撰，同邑刘塾刊”。有危素、宋濂、杨维祯、徐炬、周象初《序》，俞贞木《后序》，蒋瑶重刊《序》，刘塾《题识》。[134]综合起来看，《春雨轩集》原为刘子升编，九卷，曾刊于洪武间；至嘉靖时，其裔孙刘塾重刊，编有附录一卷，为十卷本。

今观四库本，卷首原序作者有玄虚羽人、危素、宋濂、杨维桢、俞贞木，卷末有王袆《春雨轩记》而非跋，周象初《后序》（自亦云“以备后序”[135]）亦非称跋。《总目》所述与此多有龃龉，可见其提要并非认真依据版本而撰。

（三）案：炳事迹略具《明史·文苑传》中，而《江西通志》引《豫章人物志》所纪炳历官本末，与史多有不合。如史云炳至正中从军于浙，而志乃云为参政于光使金陵，不知所据；史云炳以言事为典签，而志乃云先参赞沐总制守镇江，寻授广东卫知事。考其吊余阙墓文，结衔称“大都督府掌记”在洪武十二年。而《哀曹国公》诗有“三年参记府”句，《沐西平挽诗》有“十年参幕府”句，李文忠以洪武三年领大都督事，沐英以洪武四年同知大都督府，以年数计之，不应未授典签，先参赞沐英军事。前后亦相舛迕，盖稗官野史传闻异词，往往如此。今一以史文为据，而并存其同异以备考核。[136]

按，《明史》刘炳传已见前引，《江西通志》引《豫章人物志》本传载：“镏炳，字彦昺，鄱阳人。元季兵乱，与弟煜结里闬相保，寇至却走。闻安庆左丞余廷心贤，往依之。余待以国士，计孤军不振，辞归。说参政于光曰：‘当今豪杰无可望者，惟金陵仁义之师，盍就之以立功？’光喜，即遣炳往金陵，太祖嘉之，留参赞帷幄。久之，命参赞沐总制守镇江，寻授广武卫亲军指挥使司知事。未几，苦目疾，得请还乡。复征大都督府掌记，乞外补，知东阿县，寻引疾归。著有《春雨轩集》。”[137]按，余阙（廷心）元至正十八年（1358）败于陈友谅，自刎死。故刘炳“往依”且“辞归”，当在此前。又，《国榷》载，至正二十年即宋龙凤六年（1360）七月，“汉院判于光、左丞余椿守浮梁，来降”[138]，则炳之劝降当在此际，“太祖嘉之，留参赞帷幄”，及“献书言事，用为中书典签”，亦当在此年七月后。《明史·沐英传》载：“年十八，授帐前都尉，守镇江。稍迁指挥使，守广信。已从大军征福建，破分水关，略崇安。”[139]沐英生于元至正四年（1344），十八岁时为至正二十二年即宋龙凤八年（1362）。《国榷》载沐英破分水关在至正二十七年即吴元年（1367）十二月。因此，刘炳“参赞沐总制守镇江”，其时当在至正二十二年至二十七年间。《总目》把刘炳生平事迹多置于入明之后，又缺乏对史事的深入考察，故致很多事实混淆不清。

另，“广东卫”原文为“广武卫”。《哀曹国公》诗及“三年参记府”句，今未见于四库本《刘彦昺集》中。“十年参幕府”句，见于《东武吟》[140]而非《沐西平挽诗》。这几处也是《总目》的疏误。之所以出错，原因出在《总目》暗抄钱谦益之语，《列朝诗集小传》云：“集载《哀曹国公诗》云：‘三年参记府，龙钟侍文墨。’又《沐西平挽诗》云：‘十年参幕府，惭愧簪缨客。’曹国公以洪武三年领大都督府事，西平以四年同知大都督府。盖彦昺初任中书典签，而后从事于都府也，出宰未知何地。”[141]四库全书本与钱氏当时所据版本不同，而馆臣照抄钱氏之语，故致误。

一八 蓝仁《蓝山集》提要

《明史·艺文志》载仁集六卷。朱彝尊作《诗综》时，犹及见之。今外间绝少传本，杭世骏言吴焯家有之（原注：语详《蓝涧集》条下），然吴氏藏书今进入书局者未见此本，其存佚不可知。恐遂湮没，谨从《永乐大典》中采掇裒辑，得诗五百余篇，仍厘为六卷，以符原目，著之于录焉。[142]

按，蓝仁之集见载者，《国史经籍志》谓“《蓝静之集》六卷”[143]，《徐氏红雨楼书目》谓“崇安蓝仁静之《蓝山集》”[144]，《千顷堂书目》谓“《蓝山集》六卷……集有蒋易、张榘二序”[145]，《明史》谓“《蓝仁诗集》六卷”[146]，朱彝尊《静志居诗话》谓“有《蓝山集》……惜其著作罕传矣”[147]，又说“《蓝山》《蓝涧》二集，选家误有参错。今据明初雕本刊正”[148]。看来，《蓝山集》并没有“湮没”。《总目》所提杭世骏语，见《榕城诗话》，在《蓝涧集》提要中有引。杭氏曰：“《二蓝集》闽人无知者。何氏《闽书》：‘蓝仁有《蓝山集》，蓝智有《蓝涧集》。’竹垞尝辑入《诗综》中，以为十子之先，闽中诗派实其昆友倡之。集本合刻。吴明经焯尝于吴门买得《蓝山集》，是洪武时刊，有蒋易、张榘二序，与竹垞言吻合。而蓝涧究不可购，徐惟和辑《风雅》时，二蓝阙焉，则此集之亡久矣。”[149]后被清人辑入《全闽诗话》中。[150]据《明别集版本志》，国家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和重庆图书馆都藏有明嘉靖刻本《蓝山先生诗集》六卷，[151]今以重图所藏嘉靖本来看，就比四库本多出100多首诗。[152]可见，杭世骏所谓“此集之亡久矣”的说法仅仅是限于他当时的眼界而言，四库馆臣受其影响，便得出“其存佚不可知。恐遂湮没”的结论，其实不然。

一九 蓝智《蓝涧集》提要

（一）其字诸书皆作明之，而《永乐大典》独题性之，当时去明初未远，必有所据，疑作明之者误也。[153]

按，《总目》以为蓝智字明之疑为误，仅仅依据《永乐大典》“去明初未远”来判断，这种方法是最不可靠的。今观宋禧《过崇安县留赠税使夏文敬》一诗，其小序曰：“今年秋七月，予有闽中之行。廿三日入分水关，其暮抵崇安县驿而宿。明旦遇税使夏文敬于县郭中，文敬益都人，年未三十，既问予姓，而笑曰：‘畴昔之夜，梦造蓝明之先生之庐，先生不见，见一人状貌若吾子者，在其门外官道上，吾问曰子何姓，曰姓宋，其梦若是。吾与子虽并生于世，而南北之居相去数千里而远，且生平素不相闻，何夜之所梦，旦之所见，其容其姓其邂逅之地，无一之不有征耶？是可异也。’予闻其语，亦有乐于中，乃赋七字八句诗一首以赠之。”[154]此言及崇安蓝明之即蓝智。又，刘炳《七夕对月，怀蓝明之、黄彦美、蒋师文先生》[155]，也提到“蓝明之”，而另一个“蒋师文”恰是给蓝智之兄蓝仁之《蓝山集》作序的蒋易。宋禧、刘炳都是与蓝智同时代的人，其中刘炳与蓝智有很深的交情。他们以“明之”称蓝智，是蓝智字明之的最有力的佐证。后来，《笔精》《列朝诗集小传》《静志居诗话》《全闽诗话》《明史》《福建通志》等皆作“字明之”，是渊源有自的。

但这不能证明“字性之”的说法就一定是错误的。今据蓝智之友云松樵者为蓝智《书怀十首示小儿泽》所作跋语，其称“友人蓝性之”[156]，则《永乐大典》题曰“性之”亦不为无据。不过，此或为四库馆臣擅自所改。如原文如此，则结论应该是，蓝智，字明之，一字性之。

（二）《明史·文苑传》附载《陶宗仪传》末，称洪武十年以荐授广西按察司佥事，著廉声。志乘均失载其事迹。考集中有《书怀》诗十首，乃在粤时所作，以寄其子云松樵者。张榘为之跋，称其持身廉正，处事平允，三载始终无失。则史言著廉声者，当必有据。《刘彦昺集》有《挽蓝氏昆季》诗云“桂林持节还，高风振林谷”，则晚年又尝谢事归里矣。[157]

按，蓝智任广西按察司佥事，《笔精》载为“永乐中”[158]，《明史》载“洪武十年被荐，起家广西佥事”[159]，《广西通志》载为“洪武间任”[160]，诸家说法不一。《总目》以为“志乘均失载其事迹”，并引录蓝智《书怀诗》及诗后跋语有所考据。但遗憾的是，《总目》误把作跋的云松樵者当成了蓝智之子，而蓝智诗题中明明提及其子名“泽”，跋语的落款也明明称蓝智为“友人”，这说明四库馆臣根本就没有认真读蓝智的诗和云松樵者的跋。另外，跋中对蓝智出任的时间也详载，也被四库馆臣所忽略。现录跋文如下：“右友人蓝性之所作《书怀十诗》也。性之天赋淳美，学行超诣，尤长于诗。庚戌秋，以才贤荐授广西佥宪。筮仕之初，即膺重选，非素有抱负者孰能当此任耶？性之持身廉正，处事平允，于今三载，始终无失，于吾道有光矣。今观是诗，述其平生力学之由、田园之趣，不以家事萦心，付之令子，惟以致君泽民为念，不远数千里，作此诗令其官属楷书以寄其子，忠孝之道两尽之矣。为其子者，诚能体此，熟玩服膺，以为训戒，庶几不负乃父愿望之深意，使人见之，莫不曰：‘性之幸哉有子！’岂不韪欤？尚其勉之。壬子季冬望日，云松樵者书。”[161]庚戌为洪武三年（1370），是蓝智出任广西佥宪的确切时间。壬子为洪武五年（1372），是蓝智作《书怀诗》并寄其子的时间，当时他已在任三年。蓝智另有一诗《癸丑元夕柳州见梅忆泽》：“忽见繁花乱客愁，东风寂寞古龙州。故园穉子无消息，坐对寒江月满楼。”[162]此诗作于癸丑即洪武六年（1373），写的是作者思念其子蓝泽，此前寄诗而不得回音，故有此念。此与《书怀诗》恰前后关联。同时，这也证实洪武六年作者正在广西任官，《笔精》和《明史》所载皆为错误，《总目》的疑惑也有所解答。

（三）智集原目已不可考，观焦竑《经籍志》所载，惟有蓝静之集，而《蓝涧集》独未之及。是明之中叶已有散佚，近亦未见传本……惟《永乐大典》各韵中所收尚夥，蒐辑裒缀，共得古今体三百余首，虽篇什不及《蓝山集》之富，而大略已见。谨以类编次，厘为六卷，俾其兄弟著作均不致泯没于后世云。[163]

按，《明史·艺文志》载有“《蓝智诗集》六卷”[164]，《静志居诗话》载有“明初雕本”[165]，《千顷堂书目》载有“蓝智《蓝涧集》六卷”[166]，《福建通志》载“蓝智《蓝涧集》”而未及卷数[167]。据《明别集版本志》，《蓝涧诗集》六卷，为明嘉靖五年（1526）重刻本，有张昶、张榘、蒋易三序，今藏于国家图书馆，另有清抄本藏于北大图书馆。[168]由此可见，《总目》“明之中叶已有散佚，近亦未见传本”“泯没于后世”云云，并不足信。

二〇 孙蕡《西庵集》提要

（一）洪武三年举于乡，旋登进士，授工部织染局使，迁虹县主簿，召入为翰林院典籍，出为平原主簿。坐累逮系，旋释之，起为苏州经历。复坐累，戍辽东。既而以尝为蓝玉题画，坐玉党论死。事迹具《明史·文苑传》。[169]

按，孙蕡入明的生平事迹，《明史》所载较《总目》更详。《文苑传》之本传曰：“洪武三年始行科举，蕡与其选，授工部织染局使，迁虹县主簿。兵燹后，蕡劳徕安辑，民多复业。居一年，召为翰林典籍，与修《洪武正韵》。九年遣监祀四川。居久之，出为平原主簿。坐累逮系，俾筑京师望都门城垣。蕡讴吟为粤声，主者以奏。召见，命诵所歌诗，语皆忠爱，乃释之。十五年起为苏州经历，复坐累戍辽东。已，大治蓝玉党，蕡尝为玉题画，遂论死。”[170]对照起来，《总目》明显是《明史》原有记载的“压缩版”，但落实到具体细节，二者又非完全一致。

如科举一项，《明史》仅曰“与其选”，而未确言其为举人还是进士，而《总目》谓“举于乡，旋登进士”。今检阅《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洪武四年（1371）辛亥科并无孙蕡之名[171]，他年登科名录亦未见。再查《广东通志·选举志》，“举人”中孙蕡之名见于“明洪武三年庚戌乡试榜”[172]，“进士”中则未见于“明洪武四年辛亥吴伯宗榜”[173]。这说明，所谓“与其选”是指中了举人，并非登进士第。《明史·孙蕡传》出自朱彝尊之手，现保存在《曝书亭集》中的《孙蕡传》载录的就是“洪武三年，举乡试”[174]，而朱氏之传又本之于黄佐《孙蕡传》，黄传于此载为“庚戌应运首科，以毛诗中式”[175]，庚戌为洪武三年，故亦指乡试之“中式”。那么，《总目》“旋登进士”的说法是从何而来呢？宋濂给孙蕡《孝经集善》作序时曾言蕡为“乡贡进士”[176]，“乡贡进士”指的是经地方选拔参加礼部考试而未能擢第者。朱彝尊《静志居诗话》曾对此专做考证，曰：“考明初士子举于乡者，例称乡贡进士。樊余庆诗云：‘圣代新开进士科。’而千之《送闽人黄彦机》诗，亦云‘两省同年进士科’是也。如南海孙蕡、番禺李德，皆乡贡进士，而辑地志者，削去‘乡贡’字，竟称进士。钱氏《列朝诗集》，遂谓蕡中洪武三年进士。不知洪武三年，第下科举之诏，以是年八月为始，未尝会试天下士，且虽下三年叠试之诏，惟辛亥有登科进士耳，此一误也。”[177]由此可知，所谓乡贡进士就是举人，后通常简称进士，多有所误，钱谦益亦所不免。四库馆臣亦疏忽于此，把乡贡进士当成进士，故有了“旋登进士”的错误说法。

（二）是编前有黄佐、叶春及所撰小传，称蕡著述甚富，自兹集外，尚有《通鉴前编纲目》《孝经集善》《理学训蒙》《和陶》《集古律诗》。其《孝经集善》则宋濂为之序。蕡殁，诸书散逸。其诗文今行世者，为门人黎贞所编。然佐称《西庵集》八卷，而是编诗八卷，文一卷，卷端题“姑苏叶初春选”。或初春别加厘订，抑佐但举其诗集欤？[178]

按，“黄佐、叶春及所撰小传”未见于文渊阁四库本《西庵集》卷前，说明四库馆臣编录该集时将其删除。黄传载：“蕡生平著述甚多，有《纲鉴前编》七卷、《孝经集善》一卷、《理学训蒙》一卷、《西庵集》八卷、《和陶集》一卷、《集古律诗》一卷行世，宋濂为之序。蕡没后，书散佚。今所传者，黎贞所编也。”[179]《总目》上段文字即出于此。据《明别集版本志》，叶初春编选者为万历十五年刻本，卷端题“明翰林典笈五羊孙蕡仲衍甫著，姑苏叶初春选，邑人曾仕鉴校”，卷首有蔡汝贤万历丁亥即十五年序，曰：“古吴叶处元甫令顺德……裒先生所遗佚若古诗、歌行、五七言律诸体合而梓之。”[180]《总目》所叙未及此序，则四库底本亦当不是万历十五年所刻原本。另有明弘治十六年金兰馆铜字印本《西庵集》十卷，今藏国家图书馆。此本有张习序，顾恂题记。[181]傅增湘曰：“前弘治十六年张习序，言取箧中旧本厘为十卷云云，则即习所编定也。”并说，弘治本比万历本多出诗作九十一首。[182]

（三）蕡当元季绮靡之余，其诗独卓然有古格。虽神骨隽异不及高启，而要非林鸿诸人所及。小说载书生见苏轼侍姬朝云之魂者，得集句七言律诗十首，七言绝句十五首，今乃在此集第八卷末。盖蕡游戏之笔，即黄佐《传》中所称《集古律诗》一卷是也。黎贞乃缀于集后，又并载其序，遂似蕡真有遇鬼事者，殆与林鸿集末附载张红桥诗同一无识。姜南《蓉塘诗话》又从而盛称之，更无当矣。[183]

按，文渊阁四库本《西庵集》卷八“五言排律”，首为《朝云并序》，次为《琪琳夜宿联句一百韵并序》，仅此而已。《总目》谓“今乃在此集第八卷末”“黎贞乃缀于集后”者，为不实之辞。又，既说《朝云》诗“即黄佐《传》中所称《集古律诗》一卷是也”，则前云“然佐称《西庵集》八卷，而是编诗八卷、文一卷……抑佐但举其诗集欤”不当有疑，因黄佐《传》明言“《西庵集》八卷”“《休古律诗》一卷”，合而言之不为九卷乎？

姜南《蓉塘诗话》“盛称”之语曰：“孙仲衍典籍，南海人，诗格高粹。其《朝云》三律，皆集句而成，若出自一手，而不见其牵合。本朝集句，虽多其人，视之仲衍，盖不止于退三舍也。”[184]其所称者是指孙蕡“集句”之造诣，并非就诗歌创作的素材而言，与《总目》所讨论的是不一样的话题，并非“不当”。《总目》之所以不能接受孙蕡这种“游戏之笔”，是由四库馆臣先入为主的文学观决定的。在提要中，四库馆臣已有所谓“蕡当元季绮靡之余，其诗独卓然有古格”的观念定式，故对孙蕡《朝云》诗这类仍不脱“元季绮靡之余”的作品难有允评。其实，孙蕡之诗既有“卓然有古格”的一面，也明显有“元季绮靡”风格的另一面。不光《朝云》诗是一个例子，《骊山老妓行补唐天宝遗事戏效白乐天作》同样是这类风格的作品。这说明“游戏之笔”并非限于孙蕡的某一作品，这也证实《总目》对孙蕡诗歌的定位是较为片面的。

---

[1] 按，本文部分内容收入《明清文学与文献》第四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2] 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卷首，中华书局，2007。

[3] 何宗美、刘敬：《明代文学还原研究——以〈四库总目〉明人别集提要为中心》，人民出版社，2014。

[4]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九，中华书局，1997，第2265页。

[5] 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卷一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第449页。

[6] 焦竑：《国史经籍志》卷五，中华书局，1985，第278页。

[7] 危素：《说学斋稿》卷末，《王忠文集》外四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第753页。

[8]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甲集“危学士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第83页。

[9] 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第36～37页。

[10] 宋濂：《芝园后集》卷九，《宋濂全集》（第3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第1465页。

[11] 廖道南：《殿阁词林记》卷六《弘文馆学士危素》，《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52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第226页。

[12]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九，中华书局，1997，第2265页。

[13] 危素：《说学斋稿》卷末，《王忠文集》外四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第753页。

[14] 汪由敦：《松泉集》卷一五，《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28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第848～849页。

[15] 王懋竑：《白田杂著》卷八，《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59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第768页。

[16]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九，中华书局，1997，第2265页。

[17] 朱彝尊：《曝书亭集》卷五二，《曝书亭全集》，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第545～546页。

[18] 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第37页。

[19] 危素：《云林集》卷首，《王忠文集》外四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第756～757页。

[20]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九，中华书局，1997，第2265页。

[21] 危素：《云林集》卷下，《王忠文集》外四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第771页。

[22]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九，中华书局，1997，第2265页。

[23] 唐桂芳：《白云集》卷七，《王忠文集》外四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第900页。按，陈浩字养吾，《白云集》卷首收其所撰之序，见第775页。

[24] 苏辙：《栾城集》卷二二，《苏辙集》（第2册），中华书局，1990，第381页。

[25]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九，中华书局，1997，第2266页。

[26] 朱彝尊：《明诗综》卷七，中华书局，2007，第263～264页。

[27] 林弼：《林登州集》附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第204页。

[28]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甲集“林登州弼”，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第115页。

[29] 曹学佺：《石仓历代诗选》卷三二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91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第496页。

[30] 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卷一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第452页。

[31] 林弼：《林登州集》附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第202页。

[32] 林弼：《林登州集》附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第200页。

[33] 林弼：《林登州集》卷一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第120页。

[34] 林弼：《林登州集》卷一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第158页。

[35] 林弼：《林登州集》卷一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第159页。

[36] 林弼：《林登州集》卷二〇，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第165页。

[37] 林弼：《林登州集》卷二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第176页。

[38] 林弼：《林登州集》卷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第82～83页。

[39] 林弼：《林登州集》卷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第83页。

[40] 林弼：《林登州集》卷一〇，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第90页。

[41] 林弼：《林登州集》卷一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第127页。

[42] 林弼：《林登州集》卷一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第109页。

[43]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九，中华书局，1997，第2266页。

[44] 毛晋：《汲古阁书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45] 释妙声：《东皋录》卷首，《林登州集》外四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第564页。

[46] 崔建英：《明别集版本志》，中华书局，2006，第309页。

[47] 张廷玉等：《续文献通考》（第2册）卷一九四，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第4330页。

[48]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九，中华书局，1997，第2266页。

[49] 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卷一七，《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27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第769页。

[50] 释妙声：《东皋录》卷中，《林登州集》外四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第621页。

[51]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九，中华书局，1997，第2266页。

[52] 释妙声：《东皋录》卷首，《林登州集》外四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第564页。

[53]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九，中华书局，1997，第2266页。

[54] 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中华书局，2007，第1499～1501页。

[55]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九，中华书局，1997，第2267页。

[56] 瞿佑著，乔光辉校注《瞿佑佚作·柘轩集序》，《瞿佑全集校注》，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第879页。

[57] 瞿佑著，乔光辉校注《瞿佑全集校注》附录《瞿佑年谱补订》，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第929～931页。

[58] 凌云翰：《柘轩集》卷首，《林登州集》外四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第733页。

[59]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九，中华书局，1997，第2267页。

[60] 崔建英：《明别集版本志》，中华书局，2006，第407页。且据崔《志》，四库馆臣还删除了宣德五年瞿佑《柘轩先生文集序》和陈敬宗序。

[61] 嵇璜：《钦定续通志》卷一六二，《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394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第552页。

[62]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九，中华书局，1997，第2267页。

[63] 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五，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第112页。

[64]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九，中华书局，1997，第2267页。

[65] 朱存理：《珊瑚木难》卷五，浙江美术出版社，2012，第419页。

[66] 朱存理：《珊瑚木难》卷五，浙江美术出版社，2012，第421页。

[67] 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第52页。

[68] 嵇曾筠等：《浙江通志》卷二四九，《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25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第656页。

[69] 张廷玉等：《钦定续文献通考》卷一九一，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第4301页。

[70] 崔建英：《明别集版本志》，中华书局，2006，第262页。

[71]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九，中华书局，1997，第2267页。

[72] 朱右：《白云稿》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第65页。

[73] 朱右：《白云稿》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第64页。

[74] 朱右：《白云稿》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第65页。

[75] 朱右：《白云稿》卷四《春秋传类编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第57页。

[76] 朱右：《白云稿》卷五《秦汉文衡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第69页。

[77] 朱右：《白云稿》卷三《文统》，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第35～36页。

[78] 朱右：《白云稿》卷五《新编六先生文集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第65页。

[79]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九，中华书局，1997，第2267～2268页。

[80] 崔建英：《明别集版本志》，中华书局，2006，第47页。

[81] 莫友芝撰，傅增湘订补《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卷一五上，中华书局，2009，第1375页。

[82] 崔建英：《明别集版本志》，中华书局，2006，第47页。

[83]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九，中华书局，1997，第2268页。

[84] 崔建英：《明别集版本志》，中华书局，2006，第638～639页。

[85] 崔建英：《明别集版本志》，中华书局，2006，第639页。

[86] 贝琼：《清江文集》卷三〇，《白云稿》外三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第501页。

[87]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九，中华书局，1997，第2268页。

[88] 苏伯衡：《苏平仲文集》卷首，《白云稿》外三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第523～524页。

[89] 刘基：《诚意伯文集》卷一五《苏平仲文集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第365页。

[90] 苏伯衡：《苏平仲文集》卷一〇，《白云稿》外三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第722页。

[91]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九，中华书局，1997，第2268页。

[92] 胡翰：《胡仲子集》卷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第102页。

[93] 《明史》卷二八五，中华书局，2000，第4885页。

[94] 苏伯衡：《苏平仲文集》卷一五，《白云稿》外三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第831页。

[95] 贺复徵：《文章辨体汇选》卷五六七，《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09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第56页。

[96]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九，中华书局，1997，第2268页。

[97] 宋濂：《文宪集》卷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第421页。

[98] 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第46页。

[99] 孙岳颁、王原祁等：《佩文斋书画谱》（第3册）卷四〇，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4，第1079页。

[100] 杨士奇：《东里续集》卷一八，《东里集》（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第609页。

[101]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九，中华书局，1997，第2268～2269页。

[102] 崔建英：《明别集版本志》，中华书局，2006，第601～602页。

[103] 崔建英：《明别集版本志》，中华书局，2006，第601页。

[104] 胡翰：《胡仲子集》卷末，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第136页。

[105]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九，中华书局，1997，第2268页。

[106] 《明史》卷二八五，中华书局，2000，第4885页。

[107] 程敏政：《明文衡》卷八四，《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74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第636页。

[108] 《元史》卷一八九《许谦传》，中华书局，2000，第2887页。

[109]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九，中华书局，1997，第2270页。

[110] 贺复徵：《文章辨体汇选》卷五六七，《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09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第56页。

[111]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九，中华书局，1997，第2270页。

[112] 孙作：《沧螺集》卷首，《胡仲子集》外十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第477、478页。

[113] 《明史》卷九八，中华书局，2000，第1615页。

[114] 《明史》卷九九，中华书局，2000，第1636页。

[115] 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卷一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第297页。

[116] 孙作：《沧螺集》卷首，《胡仲子集》外十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第478页。

[117] 朱彝尊：《曝书亭集》卷六三，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第629页。

[118] 孙作：《沧螺集》卷末，《胡仲子集》外十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第512页。

[119]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九，中华书局，1997，第2270页。

[120] 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卷一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第452页。

[121] 嵇曾筠等：《浙江通志》卷二四九，《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25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第656页。

[122] 崔建英：《明别集版本志》，中华书局，2006，第770页。

[123]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九，中华书局，1997，第2271页。

[124] 沈初等：《浙江采集遗书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第632～633页。

[125] 崔建英：《明别集版本志》，中华书局，2006，第607页。

[126]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九，中华书局，1997，第2271页。

[127] 《明史》卷二八五，中华书局，2000，第4886页。

[128]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九，中华书局，1997，第2271页。

[129] 焦竑：《国史经籍志》卷五，中华书局，1985，第278页。

[130] 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卷一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第456页。

[131] 《明史》卷九九，中华书局，2000，第1636页。

[132] 嵇璜等：《钦定续通志》卷一六二，《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394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第553页。

[133] 崔建英：《明别集版本志》，中华书局，2006，第660页。

[134] 崔建英：《明别集版本志》，中华书局，2006，第660页。

[135] 刘炳：《刘彦昺集》卷九附录，《胡仲子集》外十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第769页。

[136]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九，中华书局，1997，第2271页。

[137] 高其倬等：《江西通志》卷八九，《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16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第59页。

[138] 谈迁：《国榷》卷一，中华书局，1958，第291页。

[139] 《明史》卷一二六，中华书局，2000，第2491页。

[140] 刘炳：《刘彦昺集》卷三，《胡仲子集》外十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第728页。

[141]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甲前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第38页。

[142]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九，中华书局，1997，第2272页。

[143] 焦竑：《国史经籍志》卷五，中华书局，1985，第277页。

[144] 徐：《徐氏红雨楼书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第382页。

[145] 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卷一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第456页。

[146] 《明史》卷九九，中华书局，2000，第1637页。

[147] 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四，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第90页。

[148] 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四，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第104页。

[149] 杭世骏：《榕城诗话》卷中，福建人民出版社，2012，第17页。

[150] 郑方坤：《全闽诗话》卷六，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第292页。

[151] 崔建英：《明别集版本志》，中华书局，2006，第496页。

[152] 按，笔者硕士生吴文庆赴重庆图书馆查核，并抄录。又，陆心源《仪顾堂书目题跋汇编》卷一三《原本蓝山蓝涧集跋》：“此本从明刻本抄出，《蓝山集》多得诗一百五十余首。”中华书局，2009，第189页。

[153]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九，中华书局，1997，第2272页。

[154] 宋禧：《庸庵集》卷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22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第430页。

[155] 史简编《鄱阳五家集》卷一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76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第458页。

[156] 蓝智：《蓝涧集》卷一，《胡仲子集》外十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第845页。

[157]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九，中华书局，1997，第2272页。

[158] 徐：《笔精》卷四，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第111页。

[159] 《明史》卷二八五《文苑传》，中华书局，2000，第4896页。

[160] 金鉷等：《广西通志》卷五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66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第539页。

[161] 蓝智：《蓝涧集》卷一，《胡仲子集》外十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第845页。

[162] 蓝智：《蓝涧集》卷六，《胡仲子集》外十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第880页。

[163]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九，中华书局，1997，第2272页。

[164] 《明史》卷九九，中华书局，2000，第1637页。

[165] 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四，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第104页。

[166] 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卷一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第456页。

[167] 郝玉麟等：《福建通志》卷六八，《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30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第444页。

[168] 崔建英：《明别集版本志》，中华书局，2006，第497～498页。

[169]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九，中华书局，1997，第2275页。

[170] 《明史》卷二八五，中华书局，2000，第4899页。

[171] 朱保炯、谢沛霖：《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第2415～2416页。

[172] 郝玉麟等：《广东通志》卷三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63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第377页。

[173] 郝玉麟等：《广东通志》卷三二，《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63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第363页。

[174] 朱彝尊：《曝书亭集》卷六三，《曝书亭全集》，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第627页。

[175] 孙蕡：《孙西庵集》卷首，载罗云山编辑《广东文献》（第2册），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4，第982页。

[176] 宋濂：《文宪集》卷五《孝经集善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第366页。

[177] 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五“郑真”，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第117～118页。

[178]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九，中华书局，1997，第2275页。

[179] 孙蕡：《孙西庵集》卷首，载罗云山编辑《广东文献》（第2册），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4，第983页。

[180] 崔建英：《明别集版本志》，中华书局，2006，第201页。

[181] 崔建英：《明别集版本志》，中华书局，2006，第201页。

[182] 莫友芝撰，傅增湘订补《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中华书局，2005，第1380页。

[183]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九，中华书局，1997，第2275～2276页。

[184] 姜南：《蓉塘诗话》卷五“孙仲衍”，载周维德集校《全明诗话》（第1册），齐鲁书社，2005，第7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