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影响生活用能碳排放的因素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Jane Golley所做的文献调研结果显示，研究中国城市生活用能的文献非常匮乏，仅检索到两篇研究中国生活用能的英文论文[13]。

一 家庭微观因素

20世纪70年代发生的能源危机引发了对家庭用能的大量研究，这些研究并不局限于直接能源消费，还包括家庭购买产品和服务的碳足迹，研究结果表明家庭收入或支出是影响生活用能最重要的因素。Vringer和Blok计算了荷兰家庭直接和间接能源需求，结果显示，家庭开支和能源需求之间存在密切关系，能源需求的收入弹性是0.63[14]。Peters提出家庭支出是碳足迹增加的主要因素，碳足迹和支出之间的弹性一般在0.6和1.0之间，高收入家庭的消费转移到高附加值的商品和服务上。Pachauri使用印度微观家庭调查数据发现，家庭经济、人口、地理、家庭和住宅特征是影响家庭能源需求的重要因素，不同家庭能源需求模式的巨大差异在于消费支出类别不同。经济计量得出的结果显示，家庭总支出或收入水平是造成整个家庭能源需求差异最重要的解释变量[15]。

从跨国比较来看，不同国家家庭能源需求量的差异，主要由家庭总支出的差异导致，间接能源需求与家庭总支出呈线性关系。Reindersa、Vringerb和Blok对欧盟11个成员国的家庭平均能源需求进行评估，结果显示各个国家直接能源在能源总需求中的比例从34%到64%不等，这种差别没有考虑气候差异[16]。Manfred Lenzen等通过对家庭支出和能源需求的弹性进行跨国比较，结果表明每个国家的能源消费都有其自身的特点，资源禀赋、社会文化规范、生活方式和市场情况、历史事件以及能源和环境规制政策都是重要的影响因素[17]。

家电普及率、能效水平及能源价格也是影响家庭能源需求的重要因素。Rosas等对墨西哥家庭，Kenny 和 Gra对爱尔兰家庭，Boonekamp对荷兰家庭进行了研究，并得出了类似的研究结果[18][19][20]。家庭生活方式的调查研究结果表明，生活方式的扩张是推动家庭CO₂排放的重要因素，并且非经济因素的推动作用不可忽视。Druckman 和 Jackson对英国不同收入阶层的碳足迹调查结果显示，最高碳排放家庭比最低碳排放家庭的排放高64%；2004年娱乐休闲的CO₂排放量占典型家庭排放量的1/4[21]。Chitnis和Hunt比较了经济因素（收入和价格）和非经济因素对家庭能源消费和碳排放的影响，提出为实现2020年交通CO₂排放相对于1990年下降29%（或40%）的减排目标，政策制定者除了通过税收来限制能源消费外，也要考虑改变生活方式和消费行为的政策措施[22]。此外，家庭的住宅属性、使用权、家庭的组成和类型及地理位置（农村还是城市）、家庭规模等也是影响家庭能源需求的重要因素[23][24][25]。

二 宏观影响因素

人口规模与结构、能源结构、消费水平是影响生活用能碳排放的重要因素。Ehrlich提出了IPAT模型，后由York改造成STIRPAT模型，该模型现已成为碳排放分解的常用工具之一[26][27]。彭希哲等认为，现阶段我国居民消费水平与人口结构变化已超过人口规模变化对碳排放的影响力，居民消费水平与消费模式等因素的变化有可能成为我国碳排放新的增长点，且生活用能结构仍有较大的优化和提升空间[28][29][30]。牛叔文等的研究结果证实了1980年以后，消费水平提高是影响资源环境的主导因素，人口规模是居民消费碳排放的主要影响因子[31][32]。Pachauri将能源需求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分解为：①人均消费支出的增长；②人口；③食品和农业部门能源强度的增加[33]。

人口变化对碳排放的影响尚未得到足够重视，发展中国家正在经历的人口转型对能源消费和碳排放路径的影响重大。当前针对能源需求与温室气体减排的研究，对人口变量影响的处理基本限定在考虑人口规模的变化上。美国居住和交通能源消费说明了人口变量的重要性，特别是家庭规模对能源消费的影响。考虑到未来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生活方式、家庭规模和城市化将是重要的研究领域[34][35][36]。经验研究表明，家庭特征，如家庭规模和年龄结构，是影响家庭能源消费的关键因素（Schipper，1996），且美国家庭构成的变化对全国能源需求产生深远的影响，一些研究在预测能源需求时虽然考虑了家庭特征，但处理方式较为简单。家庭结构的特征并没有引入能源—经济分析模型，该模型是进行长期CO₂排放预测及气候政策分析最常用的工具。通过模型比较发现老龄化对美国能源消费与碳排放有较大影响[37]。

发展中国家人口规模、年龄结构，城市化等因素变化较大，这是进行减排政策设计时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对于中国来说，城市化和老龄化对碳排放影响非常大（O'Neill et al.，2010）。政府的能源规制与碳排放政策也是影响生活用能需求结构的重要因素。一般来说，低收入群体对能源价格比较敏感，通常选择成本较低的能源；高收入群体更愿意采用清洁、高效的高品质能源。政府对清洁能源、可再生能源的补贴有利于加快能源结构的转变[38]。由于政府尚未对小汽车排放进行管制，小汽车使用者没有支付社会成本，这导致小汽车过度使用[39][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