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生平与文学思想

龚自珍（1792—1841），字璱人，号定庵，又名巩祚，晚年又号羽琌山民，浙江仁和（今杭州）人。龚自珍出生在一个三代京官的书香世族。祖父龚禔身、父龚丽正均为进士出身，亦官亦学。母段驯，雅好文学，著有《绿华吟榭诗草》。外祖父段玉裁是清代杰出的语言文字学家。自珍年少时随父母诵读诗书，在母亲帐外读吴伟业、方舟、宋大樽之诗，并习作诗文。十二岁外祖父授以《说文解字》部目，在文字、目录、考据、校雠学等方面都有涉猎，间有治经史之作。嘉庆十五年（1810）首次顺天乡试后，随父母游学徽州、上海、京师各地，阅历与学问俱增，诗文也颇负盛名。《明良论》、《乙丙之际箸议》即写于这一时期。嘉庆二十三年（1818）中举人。次年，在京师从刘逢禄受《公羊春秋》，有“从君烧尽虫鱼学，甘作东京卖饼家”诗句，记述其学术路径向今、古文经兼容并蓄方向的转变。此后在京任内阁中书十余年，充国史馆校对官。道光九年（1829），第六次参加会试得中，殿试后赐同进士出身，仍留内阁中书任上，与京师文人雅集聚会更为频繁。道光十五年（1835），升任宗人府主事，后又改礼部主事。道光十九年（1839），叔父龚守正任礼部尚书，按清代引避条例，龚自珍辞官回乡，奔走杭州紫阳书院与丹阳云阳书院之间。道光二十一年八月十二日（1841年9月26日），病卒于云阳书院。

敏感率真，“以良史之忧忧天下”，留心古今而好议论，构成了作为思想家的龚自珍。引公羊义讥切时政，热心西北舆地之学，深谙朝章国故、世情民隐，好佛学，构成了作为学者的龚自珍。哀乐过人，歌哭无端，“受天下之瑰丽，而泄天下之拗怒”，构成了作为文学家和诗人的龚自珍。龚自珍生前有《定庵文集》（道光三年自刻本）行世，今人辑有《龚自珍全集》（中华书局1959年版）。

龚自珍的文学思想，以尊心、尊情、尊自然为三大基石，可合称之为“三尊说”。

“尊心说”强调在文学创作中尊重作家的主体地位和思想力、判断力。在嘉道之际呼唤士风复苏的思想背景下，龚自珍崇尚心力，提倡心察。其《壬癸之际胎观第四》云：“心无力者，谓之庸人。报大仇，医大病，解大难，谋大事，学大道，皆以心之力。”士人的心力来自坚毅自信的品格。有心力才能有所担当，有所进取。士能担当，能自律，能有廉耻，能有气象，方能激扬清淑，以振厉天下，成就事业。其《文体箴》云：“虽天地之久定位，亦心审而后许其然。苟心察而弗许，我安能颔彼久定之云？”心审心察是一种独立思考、理性判断的能力和态度。乾坤宇宙，天地万物，经史子集，无一不需心审心察，独立思考，这也是清儒提倡的实事求是精神。人云亦云，陈陈相因，则与心审心察的态度格格不入。“尊心说”的提出，以嘉道之际士风复苏为底蕴。起衰救弊，振刷士气，当从恢复士人的自信心和判断力入手。“尊心说”真实反映出嘉道之际士人阶层自作主宰、激情四溢的精神风貌。“颓波难挽挽颓心”，在“一人为刚，万夫为柔”的高压时代遭遇崩溃的时候，龚自珍等人热切呼唤士人能忧能愤、能思虑作为、能有廉耻无渣滓之心力的复苏，呼唤士人进取、担当精神和心审、心察思想力的复苏。“尊心说”作为文学主张，其倡导诗文之作，应看重心灵与思想之光，注重自我，张扬个性，以歌哭无端、剑气箫心的狂放，表达一代士人拯衰救弊之志和幽光狂慧之想。

“尊情说”强调情感在文学创作中的地位和作用。龚自珍《长短言自序》言：“情之为物也，亦尝有意乎锄之矣；锄之不能，而反宥之；宥之不已，而反尊之。”情何以为尊？“无住为尊，无寄为尊，无境而有境为尊，无指而有指为尊，无哀乐而有哀乐为尊。”情无住无寄、无境而有境、无指而有指、无哀乐而有哀乐的存在方式，使之为尊。情何以为畅？“畅于声音”，“先小咽之，乃小飞之，又大挫之，乃大飞之，始孤盘之，闷闷以柔之，空阔以纵游之，而极于哀，哀而极于瞀，则散矣毕矣”。情以声音作用于人，“闻是声也，忽然而起，非乐非怨，上九天，下九渊，将使巫求之，而卒不自喻其所以然”。情畅于声音，给人以如此美妙的享受，这是作者“宥之不已，而反尊之”的原因所在。作为诗人，龚自珍对诗文写作过程中情感的生成、酝酿、升华、艺术表现等环节，感觉十分细致，对文学以情感与审美的方式感动人、陶冶人的特性，亦深有体会。他宣告，在情感的世界里，“住也大矣”，“寄也将不出”，体现出自作主宰的精神品格，同时也是其精神生活的一种写照。住寄于情感世界中的诗人，被奇想幽思所困扰，不招而来，挥之不去，哀乐忧患，纷纷扰扰。这种情绪情感纠结所带来的喜怒哀乐演绎而成的神思妙想，“不可告也，矧可疗也”（《写神思铭》），故而尊之。

“尊自然说”追求心力、情感在文学创作中的自然发挥、自由表达。在《与江居士笺》中，龚自珍以风喻心力情感，以水喻语言文字，以为：“外境迭至，如风吹水，万态皆有，皆成文章，水何容拒之哉！”又有诗云：“万事之波澜，文章天然好。”其《绩溪胡户部文集序》提出“毕所欲言而去”的论文标准，其《书汤海秋诗集后》称赞唐以来李、杜、韩、黄等大家之诗：“皆诗与人为一，人外无诗，诗外无人，其面目也完。”“诗与人为一”之“完”与“毕所欲言而去”，都推尚一种自由书写的写作境界。“尊自然说”在《病梅馆记》中表现得更为完整，更可触摸：文人画士认为“梅以曲为美，直则无姿；以欹为美，正则无景；梅以疏为美，密则无态”，于是鬻梅者投其所好，“斫其正，养其旁条，删其密，夭其稚枝，锄其直，遏其生气，以求重价，而江浙之梅皆病”；作者感伤之余，决心治疗病梅，其方法是“纵之，顺之，毁其盆，悉埋于地，解其棕缚”，并设想广贮江浙之梅，以平生之力疗之。这是一篇带有深刻寓意的杂文。江浙之梅皆病的原因，是鬻梅者迎合了文人画士畸形美、病态美的标准，而使正、直、有生气之梅变成曲、欹、无生气的病梅。要疗救病梅，则须解除一切束缚，舒其根枝，顺其天性，让其自由自在地生长，成为具有自然美、健康美的新梅。疗梅如此，疗救其他一切被束缚、被损害、被摧残的东西，也应如此。

尊心、尊情、尊自然，构成了龚自珍文学思想的基本框架。“三尊说”的核心是自作主宰。在对自然与社会等重大问题的思考判断中提倡“尊心”，尊重个人的思想力、判断力，唤醒士阶层的担当精神；在情欲纠缠、阴气沉沉而来袭心时提倡“尊情”，感情为人类所独有，因而弥足珍贵，将感情酝酿升华，形诸文字，畅于声音，是最美妙而最让人陶醉的事情；在“形诸文字，畅于声音”的文学创作过程中，提倡“尊自然”，解除束缚，信腕信口，文如其人，诗与人一。“三尊说”所体现出的自作主宰的精神气象，以嘉道之际士气高涨、士风复苏为底蕴，充满着对士人能力、意志、情感、创造力的渴望，它呼唤以作家为主体，在重视个人独特的思想判断、独特的内心体验的基础上，创造自然天成、自由书写的传统。

龚自珍的“三尊说”，在鸦片战争前夕的思想界，闪耀着启蒙思想的光辉。“三尊说”与明末公安派“贵我尊己”的文学性灵论遥相呼应，其不拘规矩格套、崇尚心灵纯真、得自然之趣、成天籁之美的文学主张，在复古拟古、陈陈相因之风甚为浓厚的文坛，具有石破天惊、振聋发聩的作用。而其奇诡瑰丽、亦狂亦怨、“触之峥嵘，忆之缠绵”的诗文作品，更是让人耳目一新，感发奋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