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历史影响

龚自珍生前与魏源齐名，世人并称龚、魏。龚、魏同以刘逢禄为师，借助今文经学“三世说”、“微言大义”等学术思想和方法，在盛衰转换、山雨欲来的嘉道之际，倡导有切于国计民生、伦常日用的学术精神和问学议政、联络声气的士林风尚。以“医国手”、“亡羊补”为共同志向的龚、魏，成为嘉道之际士林中的双子星座。自珍卒后，其子龚橙请魏源编定《定庵文录》，魏源作《定庵文录序》，准确地总结了龚自珍的思想特点、学术选择与文学精神。龚自珍对恢复读书人的心力的提倡，对现存思想规范、社会现实及人情世故的否定、批判、忤逆，对于鸦片战争之后在近代思想、政治、文化的变革中试图有所作为的知识分子，具有强大的示范意义。追寻宋明时代的儒者气象，高扬“以经术为治术”、“通乎当世之务”的学术精神，化育放言无忌、慷慨激昂的士风学风，龚自珍对包括今文经学在内的儒学精神、儒者气象的重新发现、开掘和选择，在嘉道之际士林和鸦片战争之后的知识分子中具有启发蒙昧、引导风气的作用。龚自珍尊心、尊情、尊自然的文学“三尊说”所体现的自作主宰、自由书写精神，包含着创作自由论的萌芽，显示出近代个性解放的曙光。

清代嘉道之际，是中国近代社会的转型期，即使没有后来外敌入侵所引发的鸦片战争，清王朝所面临的诸种社会危机，也会必然诱发巨大的社会动荡。生活在嘉道之际的知识群体，作为时代与社会的先觉者，尽管社会地位、生活道路、治学旨趣不同，但面对时艰危局，无不急切地呼唤学风向有切于国计民生、伦常日用的方向转换，士人担负起“相与指天画地，规天下大计”的责任。在嘉道学风士风的激荡下，嘉道文学显示出旺盛的生命活力与刚健之气。“留心古今而好论议”的社会参与意识与率性任情、自作主宰的创造激情，构成了嘉道之际的文学精神。嘉道文学精神以一代士人建功立业，创造由衰转盛奇迹的人生理想与睥睨四海、意气风发的宏大气象为依托，充满着生气勃勃的浪漫气息，闪耀着绚丽夺目的光彩。在嘉道学风士风转换和文学精神的形成过程中，龚自珍始终是开风气之先的身体力行者。龚自珍属于嘉道之际风生水起的时代。在鸦片战争之后的历史进程中，知识阶层一直是中国社会政治与文化变革的主导者、推动者，嘉道士人所开创的学风士风和文学精神，包括留心古今而好议论的激昂慷慨，指天画地、歌哭无端的浪漫狂放，都被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时期新的一代志士仁人继承延续下来。龚自珍的书生意气，龚自珍的剑气箫心，也因此成为中国近代知识阶层行为情感的凭借和范型。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谓“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柳亚子称龚诗为“三百年来第一流”。龚自珍对鸦片战争之后思想界、文学界的巨大影响，源于他“未雨之鸟，戚于飘摇”的敏感，“引公羊义，讥切时政，诋排专制”的睿智，“四海变秋气，一室难为春”的衰世预告和“乐亦过人，哀亦过人”、“怨去吹箫，狂来说剑”的血性狂狷。我们看到：龚自珍对晚清文学家影响之广泛、之巨大、之深远，超过了此前任何一位大家、名家。从维新时期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黄遵宪、夏曾佑等一代新学家，到南社高旭、陈去病、柳亚子、苏曼殊、宁调元、黄人等革命派诗人，乃至鲁迅等五四文化巨匠，都对龚氏情有所钟，并不同程度地受其濡染。他们的诗文大量化用龚自珍的诗句文意，南社诗人集龚成风。在中国社会与文学从古典走向现代的进程中，龚自珍都无可争议地显示着自己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