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研究现状

从第三厅、文工会看国统区抗战文艺，在整个抗战文学研究的格局中是一个很少为研究者注意的角度，迄今为止还没有专门的研究。

最初的研究还停留在文献史料阶段，散见于周恩来、郭沫若、阳翰笙等当事人的传记、年谱、日记、回忆录、回忆文章以及一些资料汇编之中。对于第三厅与文工会的详细情况的集中、系统记述只有郭沫若的《洪波曲》和阳翰笙的《风雨五十年》两部革命回忆录以及阳翰笙的两篇回忆长文《第三厅——国统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斗堡垒》《战斗在雾重庆——回忆文化工作委员会的斗争》。《洪波曲》写于1948年，当时郭沫若寓居香港，在夏衍主编的《华商报》副刊《茶亭》上逐日发表，1958年又经过整理在《人民文学》上发表。阳翰笙的回忆文章则发表于80年代中前期。除此之外，相关研究最重要的参考文献还有阳翰笙1942年至1945年的日记，是很珍贵的第一手资料。这些文献史料确立了第三厅和文工会作为“国统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斗堡垒”的形象，把它们定位为在中共南方局直接领导下在国统区进行进步文化活动、反抗国民党统治的政治文化力量。另外，夏衍的《懒寻旧梦录》、茅盾的《我走过的道路》等回忆录也不同程度地对抗战时期的第三厅、文工会以及国统区抗战文艺的史实有所涉及，也使用了同样的自我定位方法。这些当事人和历史见证者的回忆，确实是重要和珍贵的第一手史料，但是其中充斥着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文字证明了史料记述者的政治倾向性也是相当明确的。在20世纪80、90年代出版的资料汇编中，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编的《南方局党史资料》、中共重庆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的《南方局领导下的重庆抗战文艺运动》、楼适夷主编的《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第一编 文学运动）、文天行编的《国统区抗战文艺运动大事记》、重庆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的《重庆抗战纪事：1937—1945》等，都或多或少地保存了关于第三厅、文工会与国统区抗战文艺的部分史料。这一时期的《新文学史料》《人民文学》《历史档案》等刊物也经常发表资料性的文章，除了在具体史实细节上有所不同之外，这些文章的观点和立场都是完全一致的。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相关研究著作中，研究者关注的重点集中于抗战文学史、文化史的梳理与抗战文学内部研究。虽然第三厅、文工会是不能绕过的文学史事实，但依然没有获得足够的重视，都是直接沿用了史料的内容与观点。如文天行的《周恩来与国统区抗战文艺》，肖效钦、钟兴锦主编的《抗日战争文化史》，民革中央孙中山研究学会重庆分会编著的《重庆抗战文化史》，饶良伦、段光达、郑率的《烽火文心——抗战时期文化人心路历程》，彭亚新主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文化工作》，等等，都是基于既有文献史料对第三厅和文工会的工作活动进行简单介绍，并未有针对性地进行系统深入的论述。

同样的情况也存在于相关的单篇论文中，如崔莹的《抗战初期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王谦的《郭沫若与国民政府第三厅》、徐行的《周恩来与抗战初期的政治部第三厅》、徐志福的《阳翰笙与国统区抗战文艺运动》、安子昂的《周恩来同志与国统区抗战文艺》、秦文志的《周恩来与大后方抗日救亡文化运动》等20余篇，都是以回忆、介绍为主或是在整体论述国统区抗战文艺时有所涉及，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历史的细节，但仍未做出有针对性的系统整理和具有突破性的理论分析。

近年来的研究生学位论文中，只有有限的几篇涉及第三厅。题名出现“三厅”的只有武汉音乐学院2004年李莉的硕士毕业论文《“三厅”与武汉抗战音乐》，该文从抗战音乐入手，对第三厅的宣传活动做了较为详细的述评，其对第三厅的介绍和评价也是限于现成史料的。东北师范大学2008年中国近现代史专业韩丽红的硕士学位论文《国统区作家群体述评》也简单介绍了第三厅的成立及发展。湖南师范大学2008年中共党史专业周韬的博士学位论文《南京国民政府文化建设研究（1927—1949）》对中国共产党对第三厅的领导以及宣传活动进行了专节讨论，在资料上较为丰富。

台湾文学批评界在抗战文学研究中对第三厅、文工会同样没有予以重视。金达凯的《郭沫若总论——三十至八十年代中共文化活动的缩影》在论述郭沫若在抗战时期的活动时，完全基于《洪波曲》的记述对第三厅、文工会做出了评述。有趣的是，从相同的史实出发，金达凯的论调却处处与郭沫若相反。他在自序中明确声明：“对郭并无好感，一因他的为人，是一个有多重性格的人，对婚姻、家庭、社会都无责任感，缺乏伦理道德观念和做人的原则……二是他没有学术良心，也没有真正的学术素养，他是为政治任务而写作，其学术地位亦由政治力量而来。”[3]苏雪林等人的《抗战时期文学回忆录》也是站在明确反共的立场上，表现出了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由此可见，在“解严”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台湾文学研究界也没有超出政党意识形态的制约，缺少学术研究应有的客观性和公正性。

综观两岸的抗战文学研究现状，最值得一提的是倪伟的《“民族”想象与国家统制——1928—1948年南京政府的文艺政策及文学运动》，以20世纪20年代末至40年代末南京政府的文艺政策与文学组织活动作为研究课题，从历史、政治、学术的角度对官方文艺政策的制定与流变及其对于抗战文学的深刻影响进行了深入探讨。他第一次把第三厅与“文协”（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相提并论，借助档案材料和自由文化人的评价做出了不拘囿于史料观点的独立判断：第三厅是直属于军委会政治部的文化组织机构，是“抗战前期国民政府所依赖的主要的文化活动机构”[4]。不仅突出了第三厅与国民政府的密切关联，从第三厅前期活动中分析与国民党政策的符合之处，还详细地探讨了第三厅的抗战文化宣传对于抗战文艺的发展和中国社会的现代化的重要作用。倪伟的研究对于国统区抗战文艺研究具有重大的突破意义。

以第三厅和文工会这一研究视角来考察国统区抗战文艺的研究现状，会发现其存在着比较严重的缺失，而这种状况的出现自有其历史和现实因素。

首先，现代文学学科从建立之初就在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下确立了革命、进步的价值标准。以延安为中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文学被规定为抗战文学的中心，国民党统治区域和大后方文学、孤岛和沦陷区文学都被贴上政治标签而受到“歧视”。此处的“歧视”是指以革命的、政治的标准来评价抗战文学。一直接受中共领导的解放区文学在党派意识形态下当之无愧地树立起了其在抗战文学中的正统地位，国统区文学就必须充分地、甚至过分地挖掘并彰显自身“抗日爱国”“革命进步”的一面才能证明自身的价值和意义。即便如此，国统区抗战文学被“边缘化”和被忽视的命运依然不能避免。20世纪80年代之前，国统区抗战文学“右倾论”一直是中国现代文学界的主流观点。

在旧有的文学史研究模式之下，国统区抗战文艺受中共领导革命进步的一面被极力强化，而国民政府则以专制独裁、摧残文艺的反动派形象出现，是进步文艺的对立面。这样的文学史判断失之简单化和概念化，忽视了国民政府对抗战文艺建设和支持的作用，也简化了文学研究对抗战文艺的认识和理解。

当史学界已经肯定了国民党在民族抗战中的正面意义和积极作用后，国民政府对于抗战文学的作用也就不应该为现代文学研究者所忽略，这也是梳理与阐释国统区抗战文学的一条重要线索。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国共两党迅速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下虽然仍不时有摩擦和冲突，但合作抗日、共赴国难是毋庸置疑的主流。文化界也在抗日救亡的旗帜下形成了广泛的团结局面，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和政治部第三厅的成立就是最好的证明。绝大多数研究者把“文协”视为国统区抗战文艺的领导核心、“文学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第三厅在抗战文艺的研究中却被普遍地忽视了。或许是由于意识形态的作用，这部分内容一直只作为史实而没有被纳入文学研究者的研究视野。同样在第三厅之后成立的、作为第三厅继续的文化工作委员会，也很少被论及。

因此在国统区抗战文艺研究中，新的文学史观与文学史研究方法亟待建立。从学界的探索来看，已经取得了具有突破性的成果。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的张中良研究员近几年撰写了一系列关于国民党正面战场文学的论文，以超越政党意识形态之上的立场来观照抗战文学，为考察抗战文学和抗战历史的真相开启了一个新的视角。对于第三厅、文工会的研究，也要全面、客观、公允地探究国民政府对抗战文艺的政策与措施及其影响和作用，才具有积极的理论意义。在当下的抗战文学研究中，正视国民政府的积极作用、重视考察国民党文人与抗战文学的关系，才能全面客观地审视国统区抗战文学，将以往文学史叙述和研究中被压制、忽略的非主流部分呈现出来，使我们能在更丰富、更宽广的背景下进入抗战文学，并在超越国共意识形态之上的高度获得对抗战文学乃至整个现代文学的全新认识，从而推动学术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其次，文献史料问题也是制约国统区抗战文艺研究的主要因素之一。文学史研究必须建立在掌握大量文献资料的基础上，但是抗战时期国统区的文献史料，不仅数量少、难以搜集，而且史料本身的可信性也值得商榷。这就使抗战文艺研究呈现出更为复杂的状况。因此，处理、运用史料的方法就尤为重要，需要从理论层面寻求解释途径。

第一，国共两党持续半个多世纪的对立使得文学研究者的立场和观点一直处于截然对立的状态之中。从抗战之初直到20世纪80、90年代，国共两党都在讲述以自身为中心的抗战史。因此，基于不同立场和观念的关于抗战文艺的记述，有时在史实上都存在着讹误，这就为客观、准确地认识与评价抗战文学制造了很多障碍。这样的现象在第三厅、文工会的文献材料中俯拾皆是。郭沫若、阳翰笙的回忆录中都极力强调第三厅和文工会的工作是在周恩来和中共南方局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与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官员的关系则尽力撇清，并强调自身的坚定立场与敌对态度。但是实际上，国共之间的关系在抗战期间是经历了一个从合作到紧张以至对立的过程的，第三厅和文工会的活动、工作都需要具体分析。第三厅的成立代表着国共两党的开诚合作，第三厅全体人员都穿上了国民党的军装，从厅长郭沫若到普通职员都是有军衔的。第三厅成立之初在武汉举办的抗敌扩大宣传周、“七七”献金活动，都以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的名义来进行，只强调中共单方面在活动中的重要作用是不合情理的。从对一些基本史实的重新认识和分析入手，才能为国统区抗战文艺的研究奠定一个比较客观公正的基础。

第二，在抗战文艺研究中把当事人的回忆作为第一手材料是很常见的，但是这一类文献史料的可信度并不高。一方面是因为年代久远，当事人一般都年事已高，在重述历史场景的时候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记忆的偏差；另一方面则是出于后来形势的变化和需要，或在“革命进步”的文学史观的影响之下，当事人有意识地删改历史，人为地塑造历史，“创造”出了一批“红色史料”。可以说，抗战文艺所面对的绝大多数文献资料都是“红色史料”。因此在研究中，这些材料不仅不可直接作为信史，往往只通过与其他材料的互证也不足以确定其叙述的真实与否，还需要尽可能地搜集档案资料等可信度高的史料加以佐证。更重要的是确立对待史料的态度，要把文献史料作为文本细加辨析，而非历史事实全盘接受。

第三，现有的文献资料汇编也存在着意识形态问题。新时期以来，一些抗战文学亲历者与研究者致力于文献史料的搜集、整理，出版了一系列资料丛书，如《中国解放区文学书系》《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中国沦陷区文学书系》等，极大地丰富了抗战文学的文献史料。但是这些文献资料的筛选、汇编，并没有克服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主要还是以“革命进步”为主导价值标准的文学史观来指导文献资料的整理，依然延续着对国统区、沦陷区文学真实性与丰富性的遮蔽。其实，抗战文艺的价值不应该只体现在中共以及左翼文化人的作品中，当时所有的抗战文学现象与作品都是值得重视和研究的文学文本。考察国统区抗战文学史，也并不是为了研究抗战期间国共两党争夺文艺领导权的斗争，而是重新认识和理解当时错综复杂的文学生态状况。

第四，以第三厅、文工会为线索研究国统区抗战文艺会发掘出一些以前研究的盲点，是旧有的文学史研究模式所遮蔽的部分。例如国民政府的官方文化人张道藩、王平陵、邵力子等，属于自由主义但观点倾向官方的文化团体“战国策派”等。这些对国统区抗战文艺产生过很大影响的人物、思想和作品，也是现代文学第三个十年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正确认识和理解国统区错综复杂的文学生态，就必须把文学史在过去由于意识形态的问题所忽视的部分重新发现并彰显出来，给予恰当的分析阐释与文学史定位。例如近年来已经开始引起部分研究者关注的“战国策派”文人陈铨，他的四幕话剧《野玫瑰》就曾经震动山城重庆。而因为他极力推崇尼采哲学、倡导民族文学运动，《野玫瑰》又获得了国民政府教育部年度学术奖的三等奖，新中国成立以后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他都以宣扬法西斯主义的汉奸文人形象出现在现代文学史上。但是通读陈铨的文学作品和理论文章，他所鼓吹的只是民族意识和抗战建国的热情，他是一个正直爱国的自由主义文人。只因为国民政府利用他的《野玫瑰》为官方文艺运动造势的行为，引起了左翼文化人的敌视，左翼文化人就以郭沫若的《屈原》为反击武器，通过演员罢演、文化人抗议等手段压制了《野玫瑰》的再次上演。这一风波被认为是国共两党在文艺领域的正式交锋。在抗战时期，文学不仅仅表现为文本本身，更受到外界环境的深刻影响。当时许多文学作品就如同《野玫瑰》一样，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牺牲品。重新发掘这样的作品，对于全面认识抗战文学的文学生态是非常重要的。

迄今为止，在文学研究和史学研究中，第三厅和文化工作委员会都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在行文中涉及这部分内容的论文、论著也都只限于点到为止的粗略介绍，语焉不详，缺乏有针对性的分析研究。在对照阅读中很容易发现，各种著述中有一些相关的细节还存在着较大的出入，部分史实没有确定的结论。这都会影响、制约研究者对于国统区抗战文艺的正确认识和理解，以及研究的深入发展。这固然囿于根深蒂固的政治意识形态和旧有的文学史研究模式等因素，但更重要的是凸显出学界在研究中对于历史真实和文献史料缺乏必要的问题意识。因此，对于第三厅、文工会的各种活动和发展脉络的系统梳理，对于其对当时国统区抗战文艺发展的影响和指导作用的整理与揭示，是目前学界亟待解决的课题，而且对于整体的现代文学研究也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