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普通读者”的成长》：知识贵族的家庭

关于弗吉尼亚·伍尔夫，尽管进入其创作和精神世界的角度不同，途径各异，但几乎所有的学者在探讨伍尔夫之所以成为伍尔夫时，首先注意到的是她得天独厚的出身、生活和成长的环境，以及所受教育的方式。正如法国学者富尔所说：“环境、教育、情趣，一切都使得弗吉尼亚·伍尔夫注定要成为女作家。日后写出《飞蛾之死》的这个人，是在高贵、雅致、有教养的环境中出生长大的。”[1]

《普通读者》Ⅰ和《普通读者》Ⅱ是伍尔夫生前出版的、也是最能显示其创作才华和艺术个性的散文随笔集，因而可以看作伍尔夫散文随笔中最有代表性的文本。其中，《普通读者》Ⅰ经伍尔夫本人编订出版。在这本书的序言里，伍尔夫借18世纪英国作家约翰逊博士的话，阐明了自己作为一个读者的阅读立场：“‘……我很高兴能与普通读者产生共鸣，因为在所有那些高雅微妙、学究教条之后，一切诗人的荣誉最终要由未受文学偏见腐蚀的读者的常识来决定。’这段话定义了普通读者的性质……”[2]

序言开宗明义，表达了对约翰逊博士阅读态度的赞许，也阐明了自己作为一个读者的姿态和立场。正如伍尔夫援引约翰逊博士关于普通读者的看法：“普通读者不同于批评家和学者，他受教育程度较低，也没有过人的天资。他读书是为了消遣，而不是为了传授知识或纠正他人的看法。他首先是出于一种本能，希望从他能够得到的零碎片段中，为自己创造出某种整体———个人的肖像，一个时代的速写，一种写作艺术的理论。他在阅读过程中……足以容许热爱、欢笑和争论，使他从中得到暂时的满足。”[3]

当伍尔夫借用约翰逊博士的话表明自己普通读者的立场时，这样的姿态看似低调、漫不经心，但透着一位“读者—作家—批评家”的大气和自信。其实，尽管弗吉尼亚·伍尔夫以“普通读者”自居，但她却不是一般的普通读者。在其行云流水的文字背后，是一个文思敏捷、才情卓著的文学大家的品位和品格。所以，如果说弗吉尼亚·伍尔夫是普通读者的话，那么她应是一位学识渊博的普通读者，一位高屋建瓴的普通读者，一位才华横溢的普通读者。这样的普通读者，是真正的批评大家。不同于学院派批评家的是，伍尔夫的文学批评远离了概念、思辨、逻辑与论证，以及各种流派、各种主义甚至批评的正襟危坐与八股气，其文学批评随笔中对作家作品的理解和见地，以一种感性的、散文化乃至诗化的方式表达出来，由此形成了伍尔夫文学批评随笔的印象性特征，使文学批评真正切近了文学。读伍尔夫的文学批评随笔，对于读者和研究者而言，既有对其学识、视野和见地的感动，又有对其才思、才华及才情的激赏，更有对其生花妙笔的欣赏与品味。

伍尔夫文学批评随笔的不凡品格，一方面来自其个性、气质和作为一位作家的天赋；另一方面与其知识贵族的出身、家庭氛围、个性化教育，以及一生所处的生活环境息息相关。知识贵族出身，一流思想的陪伴，父亲所给予的严格和系统的阅读训练。从阅读伊始，完全用“第一流的思想来陪伴自己”；在康沃尔度过的13个夏天，圣艾夫斯海风的轻拂和海浪的浸润，强化着伍尔夫的敏感、善感和想象；布鲁姆斯伯里团体成员之间精神上的交流碰撞与相互激赏，无疑影响着伍尔夫的文学观念和审美趣味。可以说，出身、教育、环境与个人的禀赋资质，相辅相成，造就了一个意识流小说家的伍尔夫，一个散文随笔作家的伍尔夫，一个女性主义先驱的伍尔夫，一个在20世纪西方文学中拥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和影响的弗吉尼亚·伍尔夫。

——

一 父亲母亲的灵魂

这样一来，弗吉尼亚的继承就具有两面性，不管怎样，这种继承在她的想象中是足够真实的。为父系和母系方面各自贴上标签不是件难事：判断力和感受力、散文和诗歌、文学和艺术，或说得更简单些，阳性的和阴性的。所有这些标签都不能让人满意，可它们显示了真实的东西。[4]

出身于书香门第之家，被认为非常高贵地带着书卷气降生的弗吉尼亚·伍尔夫，原名弗吉尼亚·斯蒂芬，1882年出生于英国一个典型的知识贵族家庭。父亲莱斯利·斯蒂芬出身中产阶级。这个家庭自父亲莱斯利·斯蒂芬起上溯三代，男性大多有剑桥大学的读书经历，受过良好的教育，家族成员多从事律师、法官、教师等职业，且有成员出任过校长、剑桥大学导师。莱斯利·斯蒂芬的第一任妻子，是19世纪英国作家萨克雷的女儿。写出了长篇小说《名利场》的威廉·梅克皮斯·萨克雷（1811—1863），在文学史上几乎与狄更斯齐名。当然，从文学史的角度看，19世纪的英国文学，狄更斯以《大卫·科波菲尔》《双城记》等十多部长篇小说独步文坛，被认为是最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但就单部作品而论，萨克雷的长篇小说《名利场》，其揭示人性的深度和力度，一定程度上不逊于狄更斯。正是萨克雷的女儿，梅丽安，作为莱斯利·斯蒂芬的前妻，让斯蒂芬家族与文学史上鼎鼎有名的文学家萨克雷联系在一起。

弗吉尼亚·伍尔夫是父亲莱斯利·斯蒂芬与第二任妻子朱莉亚所生。就出身而言，朱莉亚所属的帕特尔家族也属绅士阶层，且在社会地位、生活水准上比斯蒂芬家族优越。也许是遗传的原因，也许是上帝的眷顾，帕特尔家族每一代都以女性居多，而且多以美貌著称。几乎所有的伍尔夫研究者或者传记作家都关注到了这个家族女性的美。对此，昆汀·贝尔在其《伍尔夫传》中有过这样的描述：“似乎有一种美貌在他们家族中不断重现，有时隐约，有时醒目地从一个化身转世到另一个化身。这种美潜伏在家族的男性身上，再现在他们的女儿那里，这些女儿们让接连几代艺术家欢喜不已。最欣赏这些女性的是画家。很难望着她们的容貌而不加以称赞；她们被优美地塑造出来，庄重、高贵、威严，不过既不活泼也不很容易亲近。她们的美貌暗示着（有时是联系着）一种道德上的高贵，一种品质上的不朽。”[5]

家族遗传的美体现在弗吉尼亚母亲朱莉亚身上，则是一种“惊人的美”。朱莉亚美丽、典雅、端庄，气质略显忧郁又神态沉静，是许多画家钟爱的画笔下的模特。实际上，这样“一位亲切和蔼、带有忧郁气质的美人，她是前拉斐尔画家们的缪斯女神，是伯恩—琼斯的画作《天使报喜》中那身着一袭白裙的圣母玛利亚的原型……”是“维多利亚艺术之梦中不可捉摸、令人着迷的元素之一”[6]。朱莉亚的姨妈朱莉亚·卡梅伦是一名摄影家，被昆汀·贝尔认为“具有纯粹天才的特质”，以拍摄名人肖像而著名。卡梅伦为朱莉亚所拍摄的一张肖像，被奈杰尔·尼科尔森所著《伍尔夫》传记评价为“具有明显前拉斐尔派风格”。而奈杰尔·尼科尔森的母亲，被认为是伍尔夫曾经的恋人和最亲密的朋友。上述种种，可以看出朱莉亚的绝世容貌所蕴藉的风度和气韵。诚然，作家创作关乎才情性情，似乎与外貌无关。但正是母亲的基因，使得成年后的弗吉尼亚和姐姐范尼莎因其不凡才情和“纯然美貌”，在此后的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备受注目和欣赏。这大概也是这个才子云集的知识精英团体拥有魅力的一个原因吧。

母亲朱莉亚所给予弗吉尼亚·伍尔夫的，还不仅仅是呈现在伍尔夫身上的纯然美貌，当然，这种纯然美貌经过后天的书香浸染，后来演化为一种娴静优雅的书卷气质。朱莉亚所给予伍尔夫精神上的影响，是这位被认为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圣母同时又是最完美的女人”[7]的美丽、沉静与坚韧。在朱莉亚身上，有着被认为是完美无缺地被展现出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性风范”。在莱斯利眼里，她是“华兹华斯所讴歌过的理想女性”[8]，几乎所有的人都崇拜她，爱怜她，无论男性和女性。朱莉亚本来有很高的文化修养，懂得鉴赏艺术，对文学有浓厚的兴趣，尤其热爱司各特的小说。但如信仰一般充盈于其身体和心灵中的牺牲精神，让这位典型的“房子里的天使”，将自己大部分的精力投入为他人服务中。与莱斯利的爱好和趣味迥然不同的是，朱莉亚在第一任丈夫去世之后，在寡居期间养成了一种习惯，那就是她要定期去医院义务看护病人，参加社会服务事业。这对朱莉亚而言，不是一时的、可有可无的慈善冲动或偶一为之的行为，而近乎于一种信念，甚至有一种神圣的使命感，持久而坚定。在答应莱斯利·斯蒂芬的结婚请求之前，朱莉亚就郑重其事地提出过这个问题，而莱斯利则表示理解并尊重朱莉亚的这个习惯。婚后，在承担了全家十多口人的照料和管理职责的同时，即使负担沉重，即使全家都在度假休息的时候，朱莉亚也经常被召唤到病人的身边。朱莉亚身体力行的护理经历，最后凝聚为一本关于护理经验的书《病室笔记》。其中，凝聚着朱莉亚多年的护理经验，带有一定的专业性质。许多年之后，已经长大成人的伍尔夫，在自己的霍加斯出版社重印了这本书。以此方式，弗吉尼亚·伍尔夫表达了对母亲的怀念之情。

不可否认的是，朱莉亚对女儿的影响是矛盾而纠结的。一方面，当朱莉亚以一种牺牲精神，忘记了自我甚至忘记了家庭，常常奔波忙碌在病人床前的时候，对于家庭，对于孩子，肯定有意无意地有一种疏忽。成年后的伍尔夫在回忆起母亲时，也曾不无怨言。另一方面，朱莉亚独特的个性，其沉静中的力量，贤淑中的坚韧，影响着弗吉尼亚的人生追求，在其文学之路上，无论是终其一生的阅读还是写作的坚持和执着，都与母亲无形中的潜移默化不无关系。至于朱莉亚近乎信念一样的奉献与自我牺牲精神，在伍尔夫的代表性作品《到灯塔去》中，最终升华为慈爱并温和的拉姆齐夫人，代表着伍尔夫理想或者记忆中的感性、同情、母性的价值和人性的温暖，与拉姆齐先生所代表的理性、真理、普遍原则和冷酷无情相对立。虽然“伍尔夫承认，这部小说让来自她家族过去的灵魂得到安息”[9]，而且在传记作家哈里斯看来，拉姆齐先生对工作忘我的投入，也可以理解为伍尔夫自身的写照。但艺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尽管在小说《到灯塔去》中有父亲和母亲的灵魂，但已经是带着弗吉尼亚·伍尔夫对父亲和母亲的回忆、审视和反思，已经是对父亲母亲灵魂的超越和升华了。

朱莉亚对女儿造成一定影响的，还有她作为母亲在女儿教育问题上的观念。作为一位“全面证实了维多利亚时代女性行为的典范”[10]的母亲，朱莉亚是一位反女权主义者。在对于女性以及女性的教育问题上，她的态度和观念甚至比具有传统男权意识的莱斯利·斯蒂芬还要保守。在朱莉亚看来，女性的天职就是服务他人。至于女儿的教育，在朱莉亚眼里则显得无足轻重。这种态度，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这个家庭在儿女教育问题上的取舍和选择，对于弗吉尼亚姐妹的教育不可能没有影响。不幸而又有幸的是，在弗吉尼亚刚刚13岁、姐姐范尼莎16岁的时候，母亲朱莉亚，这位“房子里的天使”，这位“世界上最完美的女人”，因为长期的劳累和忧郁，在未及天命之年的49岁就因病去世。因此，在弗吉尼亚姐妹未曾成年之前，在她们作为艺术家和作家的人生走向还未曾确定之前，朱莉亚对女儿的的影响，就以一种令人伤感的方式结束了。

但母亲给予弗吉尼亚的是永远的记忆：“我进入不惑之年以后——具体的日期可以定位在我写《到灯塔去》的时候，但我现在真不想在这个日期上花费更多的心思——母亲的样子还会时时刻刻出现在我的生活里。我耳畔总能回响起她的声音，眼前也会浮现出她的形象。在日常的点滴中，我常想象如果母亲在场的话会怎么做，她会说些什么。母亲就是一个隐形的存在，在我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11]在弗吉尼亚看来，母亲的去世“称得上是一场灾难”：

母亲去世的那天早晨，我探出育婴室的窗户向外张望。我觉得那会儿大概是六点钟吧。我看到西顿大夫离开，他低着头走上了那条小路，双手紧紧地攥在背后。我看到鸽子飞过又静静地落下来，平静、悲伤、终结的感觉向我袭来。那是一个美丽的春天的早晨，天空蔚蓝，寂静无声。世界末日的情绪再次席卷了我。[12]

以上是弗吉尼亚·伍尔夫在其《存在的瞬间》中对母亲和母亲之死的回忆。时隔多年之后，当弗吉尼亚·伍尔夫在50多岁的年龄写作《往事札记》时，她仍然能够感觉到“母亲无所不在的形象，这一切造就了我那个拥挤但欢乐的孩提时代”[13]。所以，对她而言，母亲不仅是“最漂亮的女人，同时也是卓尔不群的一位。”可惜的是，“她的一生是如此匆忙，那些本应绽放、从容结果的人生经历全部压缩进去，注定了生命的短暂。”[14]在对往事的回忆中，流溢在伍尔夫笔端和字里行间的，仍然是无所不在的母亲形象，是母亲去世所造成的伤感和绝望。可以说，母亲的形象、品质和行为，已经深深植根于伍尔夫的记忆中，对其一生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当然，毋庸置疑的是，给予伍尔夫最大影响的还是父亲。伍尔夫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位作家，父亲的影响至关重要。正是父亲的有意熏陶与刻意培养，使得弗吉尼亚·斯蒂芬成为父亲所希望的人，成为读者后来看到的弗吉尼亚·伍尔夫。

关于父亲莱斯利·斯蒂芬，几乎所有熟悉伍尔夫作品的读者都知道，他是小说《到灯塔去》中拉姆齐先生的原型。《到灯塔去》被认为是“既是伍尔夫母亲的又是她父亲的幽灵，构成了小说的中心”。在作品中，拉姆齐先生是知识分子、哲学家、大学教授，有“卓越的脑袋”、理性但却不近人情。与作品中以伍尔夫母亲朱莉亚为原型的拉姆齐夫人所代表的感性、浪漫、温暖、善良形成对比。实际上，《到灯塔去》中的拉姆齐先生，的确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莱斯利的个性。

但是，现实不同于小说。真实的莱斯利·斯蒂芬不同于小说中的拉姆齐先生。一方面，莱斯利·斯蒂芬是奈杰尔·尼科尔森传记里的“一个足以让人敬畏的男人，一个性格坚强的登山爱好者”[15]；另一方面，在昆汀·贝尔的笔下，莱斯利曾经“是个神经质的娇弱男孩”，“热爱诗歌，为了它激动过度、太敏感，以致不能承受一个故事的不幸结局”[16]。温和，缺乏自信和不那么出众，是剑桥时代的莱斯利·斯蒂芬留给他人的印象。按照预设，莱斯利本来可能会是一位神职人员，但在剑桥大学三一学院获得了研究员职位之后，莱斯利却放弃了自己的信仰。就像他自己意识到的那样：“首先他是最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其次他是男人中最恋老婆的人。”实际上，“他逐渐发现自己多么渴望外面的世界，他一向是何等缺乏信仰”。当他结婚之后，“他发现自己其实是个非常热爱家庭生活的人”[17]。

在伦敦，离开剑桥的莱斯利开始了自己的记者和文学生涯。他成为编辑、文学批评家和历史学家，成为“举足轻重的知识分子，《大英传记辞典》的创始人和第一任编辑”[18]。作为学者，莱斯利受到“剑桥理性主义的熏陶和逻辑思维方式的训练”，这构成了他人格生成中的重要因素。同时，莱斯利既是伦敦雅典娜神庙的成员，又是阿尔卑斯俱乐部的成员。前者是1824年成立的致力于文学和科学的俱乐部，后者是世界上最早的登山俱乐部。对此，昆汀·贝尔版本的《伍尔夫传》里有特别记载。作为一个学者，莱斯利对剧院、画廊毫无兴趣，唯一喜爱的运动就是登山。从莱斯利·斯蒂芬在性情兴趣上的倾向可以看出，莱斯利是理性的，刻板的，有着浸润着清教精神的执着和斯巴达式的坚毅。

莱斯利的个性，尤其体现在他作为一个学者对于声誉和名望的追求上。像许多对学术功名有执着追求的学者一样，莱斯利十分在意自己的学术声名。他“尤其关注自己去世之后的声誉，究竟自己在文学史上会成为一个注脚还是能占据一段的篇幅”[19]。因此，即使是在他第二次结婚后，当弗吉尼亚的母亲朱莉亚忙于操持家务并且经常外出做义务护理时，在海德公园门那座高高的房间顶层的图书室里，莱斯利仍然会全神贯注地阅读和书写，不时有条不紊地用吸墨纸吸干一篇文章的墨渍，然后开始新的一篇文章的写作。正是这种执着、坚毅和全神贯注的追求，莱斯利·斯蒂芬虽然没有像自己曾经期望的那样，作为一名哲学家或文学家名留青史，但他以其对写作和学问的笃诚和虔敬，使自己成为在传纪、史学、文学评论、哲学诸方面的知名学者，著有《十八世纪英国思想史》《英国文学家》《科学与伦理》等著作，被认为是19世纪英国文化界的一位重要人物。他编辑的《英国名人辞典》，记载了英国伟大公众人物的生平成就，为此，莱斯利组织统筹并编辑了600多件稿件，并亲自撰写了其中的近400多词条。其工程浩大，被认为“是一座不朽的丰碑”[20]。

透过各种传记和回忆，呈现在读者和世人面前的，是一个矛盾的莱斯利。作为学者，一方面，严格、理性，对知识笃诚，具有剑桥出身的学者所拥有的崇高的学术精神，在意自己身后的功名；另一方面，又怀疑自己的才能和学问，且甚至曾经不无伤感地对聪慧的女儿承认自己“只有还算不错的二流头脑”。对此，美国学者哈罗德·布鲁姆这样评价：在弗吉尼亚的眼中，“父亲自私自利、孤僻自负，总认为自己是个失败的哲学家。她心目中的莱斯利·斯蒂芬演化为《到灯塔去》中的莱姆塞先生，是最后一个维多利亚时代的人物”[21]。的确，与智力超群、才情卓越甚至“才华横溢得令人不可思议”[22]的弗吉尼亚相比，莱斯利无论是才情还是成就，显然不可相提并论。

所以，作为男人，莱斯利·斯蒂芬，一方面，理性、严峻，具有清教徒式的性格和斯巴达人的气质，喜爱登山运动；另一方面，当和孩子们在一起时，莱斯利却又温柔单纯，充满了孩子气。作为丈夫，莱斯利虽是剑桥出身的知识分子，有非同一般的学养和正直淳朴的品德，但在对待妻子和女性的态度上，维多利亚时代的男权中心意识，不可避免地在他身上打下印记。这就是，一方面，他认为自己是最热爱家庭生活的人。在莱斯利看来，没有妻子朱莉亚的生活是不能容忍的，也是不可想象的。另一方面，又不能免俗地带有强烈的男权意识。实际上，莱斯利在与朱莉亚的相处中，有一种显而易见的人格矛盾或曰病态倾向，既有父权制家长式统治的屈尊、恩赐或者君临的姿态，又有单纯的大男孩式的脆弱、依赖和索取。这种家长式和大男孩式的矛盾性格，在朱莉亚去世之后，甚至转化为莱斯利和继女及女儿相处时的心理模式和行为模式。

莱斯利的矛盾人格，影响着作为父亲的莱斯利。自然，对弗吉尼亚·伍尔夫的成长，对其个性、兴趣及人生走向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实际上，莱斯利对登山运动的热爱，也或多或少地被弗吉尼亚所继承。对此，不同版本的伍尔夫传记都有所涉及：“弗吉尼亚常会独自一人或者跟别人一起骑自行车长途旅行，冬天会去滑雪，还经常进行一些高强度的远足。……通过这些运动，弗吉尼亚证明自己不愧是莱斯利的女儿。”[23]“她继承了父亲的斯巴达式的坚韧，能够徒步行走无尽头的许多英里路程，而且在旅行时能精神振奋地忍耐令人气馁的境遇。”[24]在儿女的教育方式上，尽管剑桥出身，尽管对知识和理性有着非同常人的热诚和尊重，但莱斯利仍然不可避免地遵循着那个时代的习俗惯例，带有维多利亚时代的男性中心意识。在此，有必要替莱斯利申辩一下的是，本来以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态度，莱斯利还有可能让自己绝顶聪明的女儿们成为那个时代的例外，让她们像男孩子一样进入学校。但因为妻子朱莉亚在女性角色问题上持有比丈夫更为传统和保守的观念，莱斯利也就顺理成章地接受了妻子的决定。于是，斯蒂芬夫妇将家庭中更多的资金资源用来给男孩子，为男孩子们提供了最优越最纯正的受教育机会。而弗吉尼亚和姐姐范尼莎，都是毫无例外地在家庭中完成其初级乃至全部教育的。

法国学者富尔曾经这样评价伍尔夫的父亲对子女尤其是对弗吉尼亚的教育方式，在此，可以看作莱斯利对弗吉尼亚·斯蒂芬精神启蒙、文学启蒙的概括和总结：伍尔夫的父亲莱斯利·斯蒂芬爵士，“是十九世纪末的某种自由主义、不可知论、理性主义和极端思潮中最伟大的人物之一。……这个热衷于精神世界的人，不让任何人插手她的子女文尼莎、索比、弗吉尼亚、艾德里安的教育。对于十三岁丧母，天性忧郁——这也是她日后自杀的原因——，体质虚弱的孩子弗吉尼亚，他尤其尽心。他唤起了弗吉尼亚对读书的兴趣，无限制地向这个小姑娘敞开丰富的家庭图书，这在《船长弥留之际》（1950）中得到了证实。他还将自己对知识的酷爱也传给了她。就在她的兄弟时常出入剑桥的时候，弗吉尼亚已经怀着热情涂涂写写，在她的日记中，开始了持续终生的这种内心探索”[25]。

父亲莱斯利·斯蒂芬对女儿弗吉尼亚的影响是无论如何估计都不过分的。尽管在妻子朱莉亚去世之后，他以过分的自怜和夸张的戏剧化的忧伤，让弗吉尼亚和她的姐姐斯特拉、范尼莎不胜其烦，甚至在从1895年到1904年，即从朱莉亚去世到莱斯利去世的9年时间，在弗吉尼亚和父亲的相处中存在着一种感情僵局。但在弗吉尼亚和父亲的关系中，一直有一种文人的联系。如同戈登所言：“使得弗吉尼亚比其他孩子同父亲更接近的那条不可消融的联系，乃是他作为文人的职业。”[26]莱斯利影响弗吉尼亚的，不仅是他对女儿的教育方式，还有他作为学者身上所具有的品格。这使得他们父女之间有一种“更单纯的感情纽带”。当然，更重要的是，莱斯利比谁都更清楚弗吉尼亚的才华和天赋。“正是父亲清楚她的才华资质，并坚信她将来会成为一位作家。”[27]从弗吉尼亚童年时代启蒙伊始，莱斯利就按照一个作家的品质来培养她。这样的慧眼识才并亲力亲为的教育方式，让弗吉尼亚在成为一个作家的过程中，几乎没有走过弯路。所有的启蒙、熏陶、阅读与文字训练，都是在朝着一个作家的路上走。心无旁骛，坚定不移。在这一点上，弗吉尼亚在几乎所有的女作家中，的确是绝无仅有的、得天独厚的。

很多伍尔夫的传记作家和学者都不胜详尽地探析弗吉尼亚与父亲莱斯利之间的精神联系。林德尔·戈登是牛津大学出身的学者，著名的传记作家。其副标题为“一个作家的生命历程”的《弗吉尼亚·伍尔夫》传记，被认为是“不以叙述生平或记载逸事为主，而是努力寻觅作家生命的成长轨迹，描绘其心灵历程”。为此，其传记“在生活和著作之间进行来回反复的印证”[28]。在戈登看来：“莱斯利·斯蒂芬对他女儿的影响，在我看来似乎还不是她从这位退休大学教师身上得到的任何正式教导，也不在于他允许她享有阅读的自由，而在于较为不可捉摸的、非正式的交流：即他的冒险精神（这更多地显示在他的徒步旅行和登山运动中，而不是在写作中）；他辨识真理的眼光；他捍卫真理的警觉性；他作为一个阅读者的敏感。对于弗吉尼亚来说，他一直是一种激昂地朗诵着英国文学的声音，仿佛他是英国文学的发言人一样：‘当他往后靠在他的椅子里，闭上眼睛说着那些美丽的词语时，我们觉得他不仅在说着丁尼生或华兹华斯的语言，而是在说着他自己所感受到和了解到的东西。这样，许多伟大的英国诗歌至今对我来说似乎还和父亲难以分割；我在里面不仅听见了他的声音，而且多少听到了他的教诲和信念。’”[29]

这就是弗吉尼亚·伍尔夫和父亲莱斯利·斯蒂芬内在精神上的联系。在这一点上，弗吉尼亚·伍尔夫的确得天独厚。很少有一位作家或者女作家，自启蒙时代起，就如弗吉尼亚一样受到来自父亲的悉心培养。更有甚者，在文学史上，不乏有些作家从创作伊始就遭到家人的强烈反对。单以女作家而言，与伍尔夫几乎同时代的诗人阿赫玛托娃，在开始诗歌创作时，就遭到来自父亲的强烈反对。这与弗吉尼亚深得父亲的悉心呵护和刻意培养，在写作之初的境遇上，可以说有天壤之别。有“俄罗斯诗歌的月亮”之称的阿赫玛托娃，是20世纪享有世界声誉的俄罗斯女诗人。甚至可以说，在20世纪的西方女作家中，俄罗斯女诗人阿赫玛托娃和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是女作家中少有的集不凡才情与绝世美貌于一身的两位女性。不同的是，弗吉尼亚·伍尔夫的美，蕴蓄着一种书卷气，优雅而沉静；阿赫玛托娃的美，则是惊艳的，带着俄罗斯女性的浪漫、奔放与女诗人的万种风情。与弗吉尼亚·伍尔夫一生平顺、生活优裕不同的是，阿赫玛托娃的一生，可以说是极度悲剧性的，既充满戏剧性的变故，“堪称一部个人史诗”，又集苦难与不幸于一身，无论是个人生活还是诗歌创作，几乎都是在备受挫折中度过。

与一生坎坷不幸的阿赫玛托娃相比，作为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无疑是极度幸运的。而幸运的源头，就是既是学者又是智者的父亲莱斯利·斯蒂芬。正是父亲的殷切期许和着力打造，造就了20世纪文学史上的一位著名作家，一位声望越来越高且焕发出永远光芒的文学大家，而且弗吉尼亚·伍尔夫文学成就的卓越，毫无疑问地，已经出乎并远远超出了父亲的期望和想象。

其实，不止父亲母亲，在父母之外，这个家庭给予弗吉尼亚影响的还有其哥哥和姐姐们。在弗吉尼亚的父亲莱斯利·斯蒂芬和母亲朱莉亚结婚之前，他们分别都有过一段婚姻。各自婚姻的结果是，莱斯利和前妻育有一个女儿劳拉，朱莉亚与前夫育有儿子乔治、杰拉尔德和女儿斯特拉。当莱斯利和朱莉亚带着各自儿女组成家庭时，已经是莱斯利鳏居3年、朱莉亚守寡8年之后。梅开二度的婚姻，让这个已经非常热闹的家庭又拥有了范尼莎、索比、弗吉尼亚和安德里安四个儿女。在弗吉尼亚同父异母以及异父同母的兄弟姐妹中，除却同父异母的姐姐劳拉心智不健全外，其他的如同母异父的哥哥乔治、杰拉尔德及姐姐斯特拉，同父母的姐姐范尼莎、哥哥索比，他们或者在心理乃至性心理上，或者在个性与艺术趣味上，都不同程度地给予了伍尔夫不同层面、不同能量但都同样深远的影响。

二 亲情的温暖与亵渎

斯特拉，是母亲朱莉亚与前夫所生，但在伍尔夫“同母异父姊妹们的生活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她是母亲的代理，虽然并不是母亲最宠爱的孩子”[30]。从外貌上看，斯特拉没有母亲那么美丽，也不是特别聪明，但在她身上，有一种“女性的智慧”，仁慈、文雅、安静，因而有“一种更亲切的可爱”和美丽。斯特拉是母亲牺牲精神和奉献激情的继承者，对母亲有着强烈的感情，希望为母亲分担负荷，并常常不无理由不无焦虑地担心着母亲的健康。当然，这种担心很快就应验了。在母亲去世之后，斯特拉像母亲曾经做到的那样负担起这个家庭的照料和管理，尽管其中的负担繁重而艰难，且斯特拉“苍白得像一株从来找不到阳光的植物”，但她“耐心、可靠、毫无怨言”。令人惋惜的是，在母亲去世两年之后，在刚刚品尝了新婚的欢愉和幸福之后，斯特拉的生命就永远地停在了最美好最盛开的28岁。那一年，弗吉尼亚15岁。但斯特拉留给弗吉尼亚的回忆美好而神圣，呈现在弗吉尼亚《前尘旧事》里的斯特拉卓尔不群，显现出璀璨光华：“她非常漂亮，远比照片上要漂亮得多，因为她身上有一种梦幻般的魅力，能够在举手投足间尽展无余——苍白但娇柔明丽的容颜；顾盼生辉的闪亮双眸；行动时如涟漪般展开的感染力。……她也是一件希腊艺术品。只是她的美丽属于希腊后期凋零颓微的时代，此时的艺术品线条更加柔和，形体更显慵懒，而魅力也更加平易近人。……斯特拉所有心满意足的成就感只是来自于她对母亲全神贯注的关心与奉献，……她那时才26岁，在那个如花的年纪，她就黯然地拱手让出了她整个生命中最美好的岁月，以及享受上天赋予她的各种人生的权力。”[31]

就对弗吉尼亚的影响而言，斯特拉远没有母亲朱莉亚那么深刻。但在斯特拉身上所表现出的对母亲精神的传承，对家人对他人的付出、奉献以及默默的隐忍，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弗吉尼亚此后对女性处境的看法。此外，在斯特拉与杰克·希尔斯短暂的爱情和婚姻中所体验到的那种喜悦和幸福感，斯特拉“过去苍白、麻木、沮丧”的脸上那种“容光焕发、满脸微笑”，使得伍尔夫在此后的岁月里，“以记忆中的斯特拉的爱情为一种计量杆”[32]。

正是从他俩的订婚以后，我对男女之爱开始有了美好的想象。我想象中的爱情浓烈深刻、激情振奋、销魂摄魄。那年冬天他俩的爱情在我眼里如红宝石般闪亮、绯红、透彻、浓烈。从此我知道了爱情的概念，确立了爱情的标准，从此我知晓了世间万事万物都比不上年轻男女的初恋，他们的爱情热情奔放，他们的爱情悦耳动听。偷偷摸摸的爱情、没有家人祝福的爱情不会带给我这样美妙的感觉，只有体面、正式的订婚才会如此。杰克和斯黛拉的爱情正如彭斯的诗里描绘的那样：“我的爱人像一朵红红的玫瑰，六月里迎风初放。”以后我只要听到有人订婚的消息就会有这种美妙体验，但听说风流韵事的时候就没有这种感觉。这种美妙体验是杰克和斯黛拉带来的。[33]

这是斯特拉的爱情所带给弗吉尼亚的感受，尽管无论是作为弗吉尼亚·斯蒂芬还是弗吉尼亚·伍尔夫，大概一直都没有体会到如斯特拉和杰克的那种快乐，甚至“她从不曾想过人类能品尝到这样的快乐”。但在她此后的生活中，弗吉尼亚·伍尔夫常常以斯特拉和杰克的爱情，作为琢磨一对夫妻爱情是否幸福的标杆。而且，伍尔夫意识到，斯特拉“要我们学会体验生活中的点滴爱意”。

在弗吉尼亚同母异父的兄弟中，乔治、杰拉尔德扮演了暧昧的、不光彩的角色。他们分别比弗吉尼亚大14岁和12岁。当弗吉尼亚正值豆蔻年华、正在成长为娉娉袅袅的少女的时候，乔治和杰拉尔德正是青春旺盛的年龄。在母亲朱莉亚去世后，乔治对弗吉尼亚所表现出的同情，明显地，已经超出了一个哥哥对妹妹的情感和界限。那些从教室发展到晚间保育室里的爱抚，那些拥抱中明显的肆无忌惮，带着强烈的性的冲动和欲望，让年幼的弗吉尼亚感觉惶恐而不知所措。弗吉尼亚姐妹所受的教育，使她们在害羞、拒绝、惶恐、不知所措的同时，表现出一种类似“无知的纯洁”和长期的沉默。尽管乔治和杰拉尔德的行为大概没有造成事实，但对弗吉尼亚的伤害和影响是毫无疑问的，也是长久乃至终生的。毋庸讳言，少女时代受到同母异父兄长带有猥亵性质的侵犯，影响了弗吉尼亚此后一生的心理、性心理以至于婚后和伦纳德的夫妻生活，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弗吉尼亚的性取向。正如昆汀所言：乔治“玷污了一个最神圣的春天，亵渎了她们最纯真的梦想”。本来应该是最美好最动人的男女之爱与被爱的初次经历，在弗吉尼亚这里变得沮丧、乏味、令人恶心。“弗吉尼亚觉得自己的生活还没有真正开始就已经被乔治毁掉了。”[34]

三 兄长索比的启示与引领

从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很多传记中可以看出，“在弗吉尼亚的童年中最举足轻重的人是她的父母、姐姐瓦奈萨（Vanessa）和哥哥索比”[35]。索比是莱斯利与朱莉亚所生，年长弗吉尼亚2岁。在伍尔夫的生命历程中，索比是一个短暂的存在。在年仅26岁的时候就因急性伤寒离开了人世。但在这短暂的时光中，弗吉尼亚看着“索比在我们眼皮子底下慢慢地从一个烂漫的小男孩长成翩翩少年，从翩翩少年变成英俊青年”[36]。索比的影响，就像星光璀璨般一直闪烁在伍尔夫生命的星空，影响着弗吉尼亚童年、少年乃至成年后的生活。“在弗吉尼亚后来的作品中，索比的形象一直挥之不去。”[37]对弗吉尼亚而言，索比是伙伴是知己。创办于1892年的《海德公园门报》是弗吉尼亚最初的文学尝试。实际上，一起参与这一行动的还有索比，在昆汀的传记里，索比是“这项冒险计划的合伙人”。

从文学接受的角度来看，索比对弗吉尼亚的影响至为重要。少年时代的索比和剑桥时期的索比，启发了弗吉尼亚对文学的兴趣，尤其是引发了弗吉尼亚对希腊文学的向往和憧憬。当弗吉尼亚和姐姐范尼莎在家庭中接受教育的时候，每当索比从学校回来，这个仅仅年长弗吉尼亚2岁的大男孩，就“以一种古怪的害羞方式……告诉弗吉尼亚有关希腊人、特洛伊和赫克托尔的事儿，还跟她谈起了一整个让她遐想联翩的新世界”[38]。索比还让伍尔夫“意识到希腊人属于索比和属于她的方式是不同的，它们构成了广阔的男性教育的一部分……”[39]而她和范尼莎被排斥在外。正是索比的影响，坚定了弗吉尼亚学习希腊文的决心。正像希腊文学是整个欧洲文学或者西方文学的源头一样，是索比不经意的点拨和启发，让弗吉尼亚意识到希腊文学的源头意义。这对于后来成为作家的弗吉尼亚·伍尔夫来说，也可谓文学启蒙的另一个源头。

索比对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影响，还体现在布鲁姆斯伯里团体的初创上。众所周知，布鲁姆斯伯里集团或曰文化圈，对于弗吉尼亚来说，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存在。正是布鲁姆斯伯里及其这个团体的才子才女们，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弗吉尼亚的审美趣味。而这个团体的参加者，除了弗吉尼亚和范尼莎外，其他成员多是索比在剑桥时的大学同学。当索比在人生最美好的时光26岁，因为意外的急性伤寒去世的时候，无论对弗吉尼亚还是对他剑桥的朋友，都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在弗吉尼亚和朋友们的眼里，索比“英俊潇洒、活泼开朗，极富个人魅力。他是弗吉尼亚的偶像。当他还是中学生的时候，她爱他；后来他上了大学，她更是仰慕他”[40]。甚至弗吉尼亚后来决定嫁给伦纳德·斯蒂芬，其部分原因是因为伦纳德“不仅是在面容上”让她想起了索比。尽管这样的原因令很多人感觉匪夷所思，因为“他们彼此不能再不相像了”[41]。但仅此一点，可以看出索比在弗吉尼亚心目中的地位。

因此，当1940年的那个奶油色的秋天，当伍尔夫停留在圣艾夫斯的回忆里，磨磨蹭蹭地不愿意再回到海德公园门的时候，部分原因是因为“索比在圣艾夫斯的画面我还有好几个没有提及”。在伍尔夫的回忆里，当母亲离世，生活的皮鞭任性而毫无征兆地鞭打在他们身上时，索比变得沉默寡言“但却真诚地与我们亲近起来”。兄妹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相互吸引：

我们都各自扩大了阅读领域，增长了见识。他在无人指导的情况下一个人通读了莎士比亚，然后就被莎士比亚深深迷住了。我们之间发生的第一次争论，就是关于书籍的争论，那次的争论很激烈。他当时用横扫一切的肯定口吻说，莎士比亚的作品包罗万象。索比说这话的时候一副一切尽在掌握的神态，我极为反感他这种神情，但是他在这场争论中大获全胜。[42]

在弗吉尼亚的兄弟中，索比所以让弗吉尼亚亲近的原因，不仅是因为他们两人同父同母，实际上，弗吉尼亚与同父同母的弟弟艾德里安的关系，一直处于不很和谐的状态。如同弗吉尼亚与父亲的情感更胜于与母亲的情感，精神的因素至关重要，与哥哥索比的情感亦是如此。共同的兴趣和热爱，让他们相互吸引相互激赏。晚年的伍尔夫在回忆起索比当初对莎士比亚的激赏时，《第十二夜》、福斯塔夫、《奥赛罗》、苔丝德蒙娜……仿佛莎士比亚已经潜移默化到索比的思想里。索比说到莎士比亚时的那份骄傲与愉悦，以及眼神里透露出的对人生定位了然于胸的淡定和沉静，许多年后，伍尔夫回想起来，都仿佛如同昨天，历历如在眼前。此后，索比成为伍尔夫两部小说《雅各的房间》《海浪》里主人公的化身。在戈登看来，“弗吉尼亚通过两部小说来追寻他未知的幽灵”[43]。

四 骨肉至亲与生命中的知音

在众多的兄弟姐妹中，弗吉尼亚与姐姐范尼莎的关系是最亲密也是最持久的。“两姐妹从一开始就热烈地喜爱着对方，而且终生都是这样。不过，她们感受或至少表达互相欣赏的方式颇为不同，很具有各自的特性。瓦奈萨在察觉到弗吉尼亚的早熟才华、她的机灵和对语言的掌握的同时，尤其震惊于弗吉尼亚的纯然美貌。……弗吉尼亚，在意识到瓦奈萨的秀美的同时，特别重视她姐姐那种镇定的诚实，对年幼者稳重地承担责任，悄然的无止境的仁爱，还有她的讲求实际和良好的判断力。……她不但爱她的姐姐，看来还爱着她们之间那种饱含深情的关系。就这样，对姐姐来说，外貌始终是世界上最迷人的东西，或至少当她爱的时候，爱向她呈现的是一种视觉形式。对妹妹来说，姐妹之爱的魅力完全在于彼此间的亲密交流，还有对对方性格特征的喜爱。从一开始，两人之间的瓦奈萨就注定了会当上画家，而弗吉尼亚会成为作家。”[44]

范尼莎长弗吉尼亚3岁，在弗吉尼亚以59岁的年龄告别世界之后，此后的20年时光，范尼莎经历了失去长子朱利安·贝尔的不幸，但仍然坚强地坚持绘画，最终以82岁高龄去世。姐妹两人在一起相伴的岁月长达59年，贯穿弗吉尼亚生命的始终。自童年时代起，她们就一起在家中接受教育，彼此依靠，始终相伴。尤其是在母亲和姐姐斯特拉去世之后，弗吉尼亚和范尼莎之间就形成了紧密的反叛同盟。“我们生活中有各式各样的男士，所以我俩形成了私密的核心……在这个大世界里形成了我们自己的小世界，形成了稳固紧密的同盟。”像所有早慧而且有所成就的才女一样，她们一开始就知道自己将来要干什么。在弗吉尼亚看来，从1897年到1904年的那几年，即她从15岁到22岁的整个青春期，是她生命中最不快乐的7年，“但仍然有一些快乐的事情值得追忆。这段时光是她和范尼莎亲密无间、相互理解的时光，这段感情使家庭生活不是那么难耐。”[45]

弗吉尼亚似乎一直清楚自己要成为一名作家，而范尼莎则知道自己要当一名画家。她们很早就清楚各自的选择，并且在她们各自选择的艺术领域里锤炼自我，使自己学有所长。有很多年，弗吉尼亚坚持用一个很高的写字桌，高得以至于她只能站着写东西，这使得她的写作多了几分仪式感，也为她的创作多注入了几分严肃和庄重，而且这使得她与范尼莎“同甘共苦”——因为范尼莎也要站在画板前作画。就这样，两个女孩在位于家中三楼的自己的房间中，一个小时接着一个小时地站着。她们俩坚定不移：她们要在自己选择的人生之路上有所成就。[46]

这是哈里斯《伍尔夫传》中所描述的少女时代的弗吉尼亚和范尼莎。实际上，从少女时代的相伴，到后来的布鲁姆斯伯里，范尼莎在弗吉尼亚的生命历程中，不仅是骨肉至亲的姊妹，更是“伍尔夫创作的动力、灵感源泉与表现对象”[47]。在弗吉尼亚和范尼莎的关系中，有一点同性之间过分的亲密，“混合着骑士式的迷恋和未成熟的依恋”[48]。因为在范尼莎生育第一个儿子朱利安·贝尔期间，弗吉尼亚与姐夫克莱夫·贝尔有过不无暧昧的调情。在后人眼里，弗吉尼亚的行为和克莱夫的行为一样“都是不可原谅的”。在意识到对范尼莎的背叛和伤害后，此后一生，弗吉尼亚都对范尼莎爱护有加。

弗吉尼亚写作于1907年的《前尘旧事》，记述了弗吉尼亚和范尼莎共同度过的童年及青春时光。在弗吉尼亚诗意而饱含温情的笔下，范尼莎柔和迷离的眼睛里含着淡淡的哀愁，在无忧无虑的幼小年纪，“天赐的美貌已经崭露头角，长大后必将拥有绝世的姿容。”在弗吉尼亚的回忆里：“我们的生活被安排得极其简单，也极其有规律，从没有熙熙攘攘的人来人往的繁杂与纷扰。从某种程度上说，那种生活处于极其天然的状态，以后的生活再也没有这样质朴过。我们的职责简单明了，而我们的快乐也都循规蹈矩、适度平和。大地满足了我们所有的需要。……我依旧记得育婴室的大桌子下面那片黑黢黢的世界，无比神秘，又无尽广阔。尽管我们在桌子下度过的时光其实并不是很多，可是那里却不断地上演着冒险传奇，一幕接着一幕。……我们就像在浩渺无垠的大海中飘荡的两叶扁舟，不期然地相遇了。”[49]

这是《往事杂忆》中的片段，以写给范尼莎的大儿子朱利安·贝尔的口吻展开，这使得记忆的开篇氤氲着一种温暖的情绪。这是弗吉尼亚关于姐姐的童年记忆。收录在弗吉尼亚·伍尔夫《存在的瞬间》里的回忆录，几乎每一篇，范尼莎都在弗吉尼亚的记忆中出现。后来成为艺术家且是美学家克莱夫·贝尔妻子的范尼莎，在风格和气质上虽然与弗吉尼亚不同，但同样地继承了帕特尔家族无与伦比的美丽。在回忆录《记忆俱乐部》中，伍尔夫曾经描绘过一个细节。当正值二八年华的范尼莎身着白色的绸缎长裙，颈上戴一串纯天然紫色水晶项链，头上别着蓝色的珐琅蝴蝶发饰的时候，在伍尔夫的眼里，范尼莎的美“令人窒息”，让人“怦然心动”。“但是，很不幸的是，范尼莎的内心与她可人的外表并不一致。在熠熠生辉的水晶项链和闪闪发光的珐琅发饰下隐藏着一颗狂热的心，一颗狂热地追求艺术的心。”[50]

很快地，范尼莎的个性显现出来。与弗吉尼亚的略带羞涩、矜持、书卷气不同，在范尼莎的心里，住着一个带有波西米亚性格的艺术家灵魂。即使在少女时代，范尼莎就“已经开始感受到内心涌动着的、未曾察觉的天赋，如同亟待描绘的美丽大海”。“她的艺术天赋是如此的灵敏，又是如此的生机盎然。”[51]与弗吉尼亚的柔弱相比，范尼莎更率性，更有担当。当然，其中不乏一位艺术家的叛逆与不羁。在弗吉尼亚看来，在范尼莎“平静的外表下面藏着许多座火山”。正是有一颗狂热的不羁的心，在父亲去世后，范尼莎就果断地带领着年轻的斯蒂芬们，从原来的由达克沃斯的子女们和斯蒂芬的子女们共同居住的家中搬了出来，由此开始了年轻的斯蒂芬们尤其是弗吉尼亚和范尼莎两姐妹的布鲁姆斯伯里时代。这样举动的结果，在范尼莎看来，“就好像一个人从黑暗中突然走进了阳光里。”尽管，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情趣氛围、美学观念的形成，与这个团体的每个成员有关。但范尼莎的率性热情、叛逆不羁及担当情怀，其与索比剑桥的才子朋友们不相上下的智慧，以及来自帕特尔家族的惊人美貌，使得范尼莎魅力四射，卓尔不群。自然而然地，范尼莎就成为布鲁姆斯伯里集团的核心人物。正如戈登所说：“对弗吉尼亚的巨大影响不是来自团体内的任何作家，而是来自她姐姐。除了她们实际生活上的相互作用以外，她们还以一种更微妙的方式成为合作者。假如两姐妹的确是布鲁姆斯伯里的源泉，那么由范尼莎·贝尔最后来画出团体的肖像画是很合适的，正如她妹妹在《海浪》里使这个团体获得不朽一样。”[52]所以，弗吉尼亚的姐姐范尼莎“则是在弗吉尼亚生活中的重要性与伦纳德平分秋色的另一个人物。而由于她作为‘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中女王的特殊地位以及画家的身份，她所给予妹妹的影响亦是长久而深刻的”[53]。

因为是骨肉至亲，是事业上相互影响并相互激赏的伙伴和知音，更因为同是艺术家且审美性情上的相通，在弗吉尼亚的生命历程中，范尼莎的伴随和影响，无论如何估计都不会过分。国内学者杨莉馨是弗吉尼亚·伍尔夫研究的专家，著译有多部关于伍尔夫的专著和译著。其《伍尔夫小说美学与视觉艺术》是研究伍尔夫小说美学的理论著作。在这部著作的“范尼莎拥有我渴望拥有的一切”这一章节中，既梳理了弗吉尼亚与范尼莎非同一般的亲情和依恋，又探讨了她们艺术及精神上的关联。“范尼莎是伍尔夫创作的动力、灵感源泉与表现对象，还通过提供帮助与合作、交流思想与供给创作素材等方式，给予妹妹的创作以启发、成为她创作背后不可或缺的智囊与支撑力量。因此，作为不同艺术形式的实验者与反叛者，范尼莎·贝尔与弗吉尼亚·伍尔夫以各自喜爱的方式水乳交融。”[54]这种姐妹之间水乳交融的亲密关系，既体现在伍尔夫的回忆录、日记和书信中，也升华为艺术形象，出现在伍尔夫的文学作品中。在伍尔夫处女作《远航》中，在《到灯塔去》《夜与日》《海浪》和《岁月》中，甚至在其小说《弗拉西》中，都有范尼莎的化身、处境和影子。正是这些形象的原型和背后的影子，“缄默、感性、充满母性、强大、慷慨和无可替代的范尼莎无论在现实还是小说中都承担起母亲、女神与保护者的角色，成为妹妹生命故事中永恒的主角”[55]当然，作为艺术事业上终生的知己和同伴，范尼莎还为弗吉尼亚20多部作品设计了封面和插图。这其中，既包含着两姐妹之间在艺术和审美趣味上的相互理解，更显示出她们在文学感受与绘画感受上的相互启发和相互提升。

正是因为有父亲莱斯利·斯蒂芬、母亲朱莉亚、兄长索比、姐姐斯特拉及范尼莎，弗吉尼亚的家庭，如其在《海德公园门新闻》中所描绘的那样，是“一个其乐融融、才华横溢并且风趣幽默的家庭”[56]。这个家庭中的几乎每一个成员，都以其各自不同的性格和行为方式，影响着弗吉尼亚生命历程中的每一段时光。正是在这样的家庭环境和氛围中，伍尔夫度过了她的童年、少年和青春时代，确立了此后的人生走向。可以说，对于伍尔夫来说，家，是她生命成长的地方，是文学启蒙的摇篮，是她人生的出发地，更是其许多文学作品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源泉。

五 像沃土一样深厚而宽广的爱

范尼莎引导弗吉尼亚走向了自由。不过说到爱，弗吉尼亚·斯蒂芬则要等待她生命中的另一位行动者，伦纳德·伍尔夫。[57]

他没有利顿·斯特雷奇的智慧、罗杰·弗莱的活力，也没有克莱夫·贝尔的亲切，但他的思想像沃土一样丰富并具有创造力。弗吉尼亚早已经因为他曾经爱索比而爱上了他。……很难想象这样一个身材瘦削、衣着不合身的男人竟会是个充满激情的爱人，但他确实如此。[58]

在弗吉尼亚·伍尔夫的生命历程中，除却哥哥索比短暂但深远的影响之外，在现实层面和精神层面上，给予她最大影响的两位男性，一是父亲莱斯利·斯蒂芬，二是丈夫伦纳德·伍尔夫。当父亲莱斯利·斯蒂芬在弗吉尼亚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时代，悉心培养了女儿对读书的热爱、对知识的热忱和对文学写作的热情之后，弗吉尼亚真正开始为书刊写作并发表作品，则是在父亲去世两年之后。尽管在弗吉尼亚的身边，一段时间内有哥哥索比的引领，终其一生中都有姐姐范尼莎在亲情和艺术上的陪伴和理解，有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中诸位才子如克莱夫·贝尔、罗杰·弗莱等在美学和艺术上的影响。但是，当父亲去世之后，当弗吉尼亚成年之后，无论是在男女情感还是在文学创作的理解和判断上，都需要一个忠诚而智慧、温情而理性的陪伴者，需要一位心灵伴侣。当然，对于年届而立的弗吉尼亚来说，这个陪伴者的要求很高，无论是在智力、视野和见地上，还是在精神的深度上和广度上，都要与其匹配和契合。而且，对于像弗吉尼亚这样一位才华横溢得不可思议、精神极度敏感的女作家来说，未来的这位陪伴者，还要有慧眼识才的眼光，懂得欣赏并珍惜弗吉尼亚的才情；要有温暖而深厚的胸襟，足以呵护并包容弗吉尼亚的极度敏感甚至神经质甚至时而精神疾病的发作。当弗吉尼亚接近30岁的时候，时间就到了这个节点。在弗吉尼亚的生命中，仿佛有一种不曾言说的呼唤，又有一种未曾期许的等待。这时，伦纳德·伍尔夫出现了。

实际上，在伦纳德·伍尔夫出现之前，在弗吉尼亚·斯蒂芬的身边，不乏其他的求婚者可以考虑婚嫁。但当弗吉尼亚先是拒绝了他人的求婚，接受又马上拒绝了剑桥学子、同属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的利顿·斯特雷奇的求婚之后，从锡兰回来并重新融入布鲁姆斯伯里的伦纳德·伍尔夫，开始进入弗吉尼亚的生活和生命中。与罗杰·弗莱的才华与激情、克莱夫·贝尔的活力与热情不同，伦纳德则显得羞涩，甚而阴郁。但在其理性的外表下，有一种充满激情的坚持，而且“思想像沃土一样丰富并具有创造力”。当伦纳德出现在布鲁姆斯伯里的时候，作为这个圈子里的人，虽然“弗吉尼亚·斯蒂芬后来认为伦纳德·伍尔夫是她哥哥那种类型的人，而将现实中的伦纳德·伍尔夫同这种看法相比较，会令人感到很奇怪”[59]。但实际情形也确实是“弗吉尼亚早已经因为他曾经爱索比而爱上了他”[60]。就这样，因为利顿·斯特雷奇的鼓励，更因为伦纳德本人对弗吉尼亚的欣赏，在被拒绝过一次并相处一段时间之后，弗吉尼亚接受了伦纳德·伍尔夫的求婚。

正如范尼莎对伦纳德的鼓励：“我认识的人当中，你是我唯一可以想象成为弗吉尼亚丈夫的人。”[61]在此一点上，浪漫而不羁的艺术家范尼莎，的确不愧为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中的女王，具有不凡的识人眼光。而弗吉尼亚·斯蒂芬最终决定接受伦纳德·伍尔夫的求婚，可以说是其一生中所作出的最智慧、最明智的决定。当然，人生是不能任意预设和想象的。对于才智非凡、敏感至极的弗吉尼亚·伍尔夫来说，除却伦纳德·伍尔夫，不能想象有伦纳德·伍尔夫之外的其他人来担当这位才女的丈夫。或者说，如果弗吉尼亚嫁给其他人的话，即使是剑桥出身、即使是布鲁姆斯伯里的学者才子，弗吉尼亚能否成为后来的那个写出了数篇意识流小说、近150万字散文批评随笔的弗吉尼亚·伍尔夫，答案的确令人迷惑。

英国传记作家林德尔·戈登在论及伍尔夫的作品《海浪》时，曾经探讨婚姻对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影响：“那么在她本人的生活中，婚姻又构成了怎样的部分呢——它是否影响了她的思想和价值观，爱情是否起了重要作用，或者说她选择伦纳德只因为他是个注重实际的文职官员，愿意给她安排生活并护理她度过疾病呢？”“这个问题的另一种提出方式可以从下述事实切入，即写作是弗吉尼亚·伍尔夫生命的核心。她的婚姻对她的写作是否产生了影响？或者它只是一个外围事件？显而易见的是，伦纳德·伍尔夫支撑了她写作生活的外部结构：他成立了一个出版社来出版她的作品；他使不受欢迎的来访者无缘接近她；他阅读她的最后定稿并作出公正的评价。不过，他是否影响到了他妻子为自己的作品所保留的那个自我呢？”[62]

设想、想象、猜测以及疑惑都是可以的，但过程和结局无可置疑地说明了一切。在弗吉尼亚的童年和少年时代，莱斯利·斯蒂芬独具慧眼，悉心启迪和刻意培养了弗吉尼亚作为一位作家的品质和品位；而丈夫伦纳德·伍尔夫，则是在更长久的时间里，珍惜并呵护着弗吉尼亚·伍尔夫的才华、情绪、敏感且易于受到伤害的身体和心灵，并非常周到地有规律地打理着妻子的生活和写作。众所周知，弗吉尼亚自少女时代起，就深受精神疾病的折磨。不时发作的精神疯癫，既给弗吉尼亚自己造成伤害，同时对其家人也是一种压力和负担。尤其是在婚前和婚后的最初几年，几次极度疯癫和狂躁的精神病发作，断断续续达两三年之久，令伦纳德身心疲惫，几近崩溃。而伍尔夫所以于1941年，在其艺术生命最辉煌的顶峰时刻自杀，也是因为感觉到疾病的即将发作，并且预感自己再也不会康复。其实，即使在不是精神疾病发作的时间里，灵魂极度敏感如弗吉尼亚·伍尔夫者，与其相处都是需要极大的耐心和智慧的。

当说到弗吉尼亚与丈夫伦纳德·伍尔夫之间的夫妻关系，一个令人遗憾并尴尬的事实是，他们几乎很少有两性之间的融合与交流。或许是心理的病态，或许是少女时代同母异父的哥哥乔治和杰拉尔德不无暧昧、不无猥亵意味的举动，给弗吉尼亚造成了莫名但显而易见的伤害，以至于成为其终生都挥之不去的心理阴影。在弗吉尼亚·伍尔夫成人之后，在其两性交流和心理取向中，男女之间的两情相悦并不能令其满足和欢愉。或者说，弗吉尼亚·伍尔夫一直对男女之间两性交融的幸福和快乐持怀疑态度，认为人们夸大了这种感觉和体验。相反，更让她心动的，是同性之间、尤其是才智对等的同性之间的倾慕和亲近。所以，尽管伍尔夫夫妇的爱情甜蜜而深远，他们相互来往的信件充满了炽热的爱意，但在最初的蜜月之后，他们的夫妻关系大抵不是两性意义上的相互拥有。这对伦纳德·伍尔夫来说，不能不说是婚姻生活中的严重缺失。

伦纳德·伍尔夫不是圣人，但难能可贵的是，在经过了婚姻之初最初的失望和尴尬后，在与弗吉尼亚的情感交流过程中，伦纳德逐渐升华了其情感中温情和神圣的一面。在婚姻的初期，伦纳德·伍尔夫曾写过小说《智慧的童贞女》，其中隐藏着对弗吉尼亚的潜在谴责和对婚姻生活的失望。在意识到对弗吉尼亚的伤害之后，从此，伦纳德对其夫妻生活保持了一种沉默。实际上，在伦纳德·伍尔夫这位理性而有点阴郁的犹太人身上，其“富有激情的性格对应着一种苛刻的清教主义”[63]。这位总是被纯净的女性心灵强烈吸引，对温和、微妙、敏感、高智力的女性品质和精神世界感兴趣的人，在经历了“从对性的极度轻蔑摇摆到情欲激荡的另一极端”[64]之后，在婚姻之初的急切、挫折、失望和狂躁之后，正如奈杰尔·尼科尔森在其《伍尔夫》传记中所归纳的：“在他们三十年的婚姻中，在一次又一次被拒绝后，伦纳德实际上一直过着单身生活，并最终将对弗吉尼亚的激情升华了。”[65]

当然，这样的升华需要一个过程。林德尔·戈登的弗吉尼亚·伍尔夫传记，是伍尔夫传记中对弗吉尼亚·伍尔夫与伦纳德·伍尔夫的夫妻关系探讨比较深入的版本。在其《弗吉尼亚·伍尔夫——一个作家的生命历程》中，曾专辟一个章节“爱的磨难”，结合弗吉尼亚和伦纳德各自的作品，从不同角度对伍尔夫夫妇的情感进行探讨。其中，特别谈到伦纳德对弗吉尼亚的最初印象：

伦纳德对弗吉尼亚·斯蒂芬的最初印象在某种程度上是理想化的和符合传统的。他把她看作一个漂亮的英国女士，疏远，不愿意被人接触。他第一次见到她是在她18或19岁时，在三一学院索比的房间里，她显得很娴静，穿着一身白色衣服，拿着一把女式阳伞，看来是“维多利亚时代年轻女士中最维多利亚式的”，然而他也注意到在这个安静的动物的眼光背后有一种神情，聪慧、苛刻和嘲讽，“一种警告我要非常、非常小心的神情。”当莱斯利·斯蒂芬从一个满怀崇拜的距离看到她母亲时——她的可接近程度对那个谦逊的大学导师而言大概就像西斯廷的圣母——因此在伦纳德眼里的斯蒂芬姐妹就像西西里岛的西格斯塔神庙一样精美高贵，当年他在大路上绕了一个弯看见那座神庙时曾使他屏住了呼吸。当他从锡兰回国时，这种审美观点虽历经11年却没有多大改变。在他那部具有实际背景的小说《智慧的童贞女》里，来自里奇斯特德的犹太求婚者（普拉尼）在卡米拉（弗吉尼亚）身上看到山岗和白雪的纯净与寒冷。他私下还有另一种幻想，觉得自己接近弗吉尼亚就像一个叙利亚流浪者造访俄林匹斯山。[66]

正如《纽约时报书评》中卡洛琳·海尔布伦所言：“《弗吉尼亚·伍尔夫——一个作家的生命历程》的想象性阐释既是慎重的，也是勇敢的。……林德尔·戈登在这本著作中所给予我们的东西，对于任何作家传记而言都是最本质的：分析那些缄默无声的内在体验。”[67]的确，在这部努力寻觅作家生命轨迹，并在作家的生活和作品之间来回反复印证的传记中，林德尔·戈登将伦纳德对弗吉尼亚的情感和弗吉尼亚对伦纳德的情感历程进行了合乎事实又合乎心理逻辑的探讨。从这种探讨中，读者可以看到，伦纳德对弗吉尼亚的最初印象是，沉静优雅的外表下，有一颗聪慧、苛刻，甚而戒备的内心。其外在形象与内在的精神气质，恰如为读者所熟悉的弗吉尼亚·伍尔夫。而伦纳德对弗吉尼亚情感的神圣性质，恰如当年莱斯利·斯蒂芬对圣母式的朱莉亚的情感的神圣性——精美高贵。当然，无论是弗吉尼亚还是其母亲朱莉亚，都当得起这样的至上美誉。

就这样，面对着敏感、病态，甚至时常疯癫的弗吉尼亚，伦纳德·伍尔夫做到了一位丈夫或男人难以做到的一切。他以其像沃土一样的深厚、宽广和仁慈，以其对弗吉尼亚的欣赏、理解与深沉的爱，以其非同寻常的悉心与耐心，陪伴、呵护、关照着美丽如斯、才情如斯的弗吉尼亚。可以这样判断，如果说是父亲莱斯利·斯蒂芬敏感地捕捉到了女儿的文学才华，引导弗吉尼亚走上了文学道路的话，那么，在更长久的时间里，伦纳德·伍尔夫则是以真切的守护与关照、温情的宽容与隐忍，以及智慧且理性的珍惜与包容，让作为妻子和作家的弗吉尼亚·伍尔夫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她的文学才华。作为一位智者，其对弗吉尼亚深情的爱以及对疾病的理性认知，让伦纳德认为：“弗吉尼亚的天才与她的不稳定的精神状况，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她的小说中，充满着创造性的想象力和联想，决非平凡心灵的产物。”[68]伦纳德甚至还用诗人德赖登的名言阐释弗吉尼亚的疯狂：“疯狂几乎与天才联姻”。因此，伦纳德在爱着弗吉尼亚的纯然美貌、爱着其绝世才华的同时，也就一并接受了弗吉尼亚的疯狂。

当然，伦纳德所以能够隐忍如此，宽厚如此，这与其个性品质有关，也与他对弗吉尼亚的情感和欣赏有关，反之亦然。“伦纳德的吸引力在于他对女性具有一种特殊的意识，对此他本人曾作过总结：‘我总是被纯净的女性心灵强烈吸引，就像被女性肉体所吸引一样。’”[69]实际上，在伍尔夫夫妇的相处过程中，不仅是伦纳德对弗吉尼亚，还有弗吉尼亚对伦纳德，都有一种在智力、才华、个性、行为方式上的契合与相辅相成。就性格而言，弗吉尼亚和伦纳德不是属于同一类型的人。但正是他们在个性气质上的参差和差异，才使得他们的相处因参差而互补，因差异而丰富。

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婚姻对她来说是至为关键的，但这与其说是基于伦纳德给她提供了生活保护这一理由，或者是因为他提供了文学创作上的条件，就像她父母为她的作品提供了题材一样，倒不如说是因为婚姻本身对她成为一个艺术家提出了一种补充性的挑战：要在私人生活中也富于创造性。她代表着这一类型的作家，他们相信创造力不一定是仅仅保留来写作品的。她给丈夫写的书信显示了她的婚姻的构成是多么富于想象性，多少语言技巧进入了她的日常行为之中。显然，这场婚姻熔铸进了弗吉尼亚·伍尔夫在性格刻画方面的鉴别力。伦纳德的贡献则不是那么显而易见了——这不是指他对作为女人的弗吉尼亚的贡献，而是指对艺术家的弗吉尼亚、特别是对他妻子的正确行为观念的贡献。[70]

在此，对弗吉尼亚和伦纳德的想象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好奇，也肯定不是出于对其夫妇生活的所谓兴趣。实际上，当很多的传记作家和学者在对伍尔夫夫妇婚姻关系的探讨中，关注更多的是作为作家的弗吉尼亚·伍尔夫，在与伦纳德的婚姻生活中，其个性、精神以及创作受到了什么影响。正如《弗吉尼亚·伍尔夫——一个作家的生命历程》所显示的，林德尔·戈登在其传记著作中，更多地融入了创作的因素、想象的因素，实际上也就是艺术家的因素。

实际上，弗吉尼亚也在以自己的聪慧和理解探讨一种新奇的婚姻。如前所述，在她的少女时代，同母异父姐姐斯特拉的订婚，使弗吉尼亚感受到一种特别美好的幸福。但随着两位同母异父哥哥的暧昧举动或曰亵渎，她的关于爱情的观念遭遇了挫折。这一切，影响着她对男女两性关系和婚姻幸福的看法和感受。自然，此后的病态是难免的。但伦纳德和弗吉尼亚毕竟是理性、聪明、充满智慧的人，所以，他们能够在观念和行为方式上不断探索、磨合并逐渐契合。不断增长的亲密使两人之间的关系变得充满温情而甜蜜。当然，两性之间尤其是夫妻相处是所有人与人关系中最隐秘的关系，他人的阐释难免有臆测之嫌。但“不论伍尔夫夫妇是怎样解决他们的分歧的，重要的事实是，大约从1917年起他们逐渐在彼此身上发现了‘神圣的满足’”[71]。“正是神圣的满足，而不是驯服的护理，铸成了这位作家的性格；在1925年春天当她构思她的两部最伟大的作品《到灯塔去》和《海浪》时，这种性格终于形成了。”[72]弗吉尼亚·伍尔夫在和伦纳德的关系中感觉到了他人所不能理解的幸福。

可以说，正是因为生命中两个最重要的男人——父亲和丈夫，才成就了后来成为20世纪文学大家的弗吉尼亚·伍尔夫。而在伦纳德和弗吉尼亚长期的婚姻生活中，伦纳德是丈夫，是兄长，是父亲，是挚友。更重要的是，他是弗吉尼亚·伍尔夫写作的第一位读者，也是一位最忠诚的读者和最有权威的批评家。众所周知，弗吉尼亚从少女时代开始写作时，就对他人的看法表现出非同一般的不安和紧张。甚至在编辑《海德公园门新闻》的时候，弗吉尼亚就表现出对他人评论的敏感：

当她父母走进客厅时，她几乎无法抑止自己的激动心情。报纸暂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后来茱莉娅终于拿起了它，开始阅读。她会说出什么意见来吗？那是个可怕的问题。当茱莉娅平静但清楚地对莱斯利说：“相当灵巧，我觉得。”女作家就一时间来到了天堂。[73]

由此细节可以看出，从写作伊始，弗吉尼亚就异乎寻常地在意他人的反应。这首先是因为其极度敏感的精神气质，但作为一个视写作为生命的人，这种在意，显示出弗吉尼亚最初的对于读者反应的敏感意识，尽管这种意识还没有达到自觉。实际上，在此后更长的创作过程中，即使是在她成为一位有名气、有影响力的作家之后，这种不安也未曾有所减弱。弗吉尼亚对于批评的敏感，一直延续到其整个创作生命中。如果说童年时代的弗吉尼亚对于批评的敏感，是因为初学写作的羞怯和不自信，成人之后的在意，一方面，可以理解为“弗吉尼亚对于别人对她作品的批评极为敏感，甚至可以说是一种病态的神经过敏”；另一方面，与其严谨的创作态度有关，“她不能容忍低于她本人的审美标准的作品存在”[74]。

另外，作为一位既是作者又是读者、既是作家又是批评家、既是文学作品的创造者又是文学作品的接受者的伍尔夫，其对于读者反应的敏感和在意，也是一位成熟的作家和批评家对于读者反应和读者接受的看重和考量。按照读者批评的观点，“文学作品是为读者阅读而创作的”，“意义是在阅读过程中产生的，读者对文学作品意义的实现具有决定性的作用”[75]。

20世纪兴起的读者批评，从以往传统文学批评的作者中心和作品中心开始向读者转向。读者批评主张把读者接受作为批评的主要对象，着重探讨读者与作家、作品的相互关系和相互影响。当然，弗吉尼亚·伍尔夫不是理论家，但其读者—作者—批评家的三重身份，使之对读者反应的看重，某种程度上与读者批评的观念不谋而合。如果更进一步说，实际上，作为文学作品的接受者，伍尔夫所有的文学批评随笔，已经自觉不自觉地带着自己的“期待视野”“召唤结构”以及“创造性阅读”。如此，才有其品位不凡、卓有见地、才情卓著的文学批评随笔。当然，作为批评家更作为读者，伍尔夫深谙读者反应的重要。如此，其对他人反应和批评的在意，一定程度上，大抵可以理解为，伍尔夫已经具有了读者批评意义上的敏感意识。

所以，难能可贵的是，面对着对读者反应如此在意的弗吉尼亚，面对着其不可思议的敏感和极易受到伤害，伦纳德的批评也绝非言不由衷地一味肯定和赞美，更不是没有原则的取悦或曲意逢迎。因为，伦纳德诚实的禀赋、剑桥出身学者特有的严谨和智性的认知，以及同时作为一位小说家的实践经验，使其在对伍尔夫及其作品阅读和评判的过程中，保有一位学者、一位智者，同时也是一位作家的见地和判断。正如伦纳德·伍尔夫对伍尔夫散文随笔的评价和判断：“即便是许多不理解、不喜欢甚或嘲笑弗吉尼亚小说的人，也不得不承认她在《普通读者》一书中所体现的非凡才能。”[76]

而弗吉尼亚在意和看重伦纳德的判断：

每当她写完一部小说，伦纳德就成了这部作品的第一位读者和最有权威的批评家。弗吉尼亚很关心布鲁姆斯伯里的朋友们对她的作品的意见，但只有她丈夫的判断才是举足轻重的。弗吉尼亚的创作态度十分严谨，她不能容忍低于她本人的审美标准的作品的存在。在写完一部作品之后，她往往忧心忡忡地等候她丈夫的判决：究竟这部作品应该出版还是销毁。弗吉尼亚把艺术置于高于一切的地位，当她殚精竭虑写完一本小说，极度的疲劳和精神紧张几乎快要使她发疯。但她相信丈夫的正确判断，因为他十分公正，既不溢美，也不夸张。[77]

弗吉尼亚对伦纳德的信任基于两个层面：其一，对伦纳德审美判断的信任；其二，对伦纳德公正心的信任。而这种信任正是由伦纳德·伍尔夫的审美智慧和诚实禀赋所奠定的。当弗吉尼亚作为作者、伦纳德作为第一读者和批评家相遇的时候，这样的一种关系，升华了伦纳德·伍尔夫和弗吉尼亚·伍尔夫之间的夫妻关系。这对于一位终其一生都以写作为生命追求的作家而言，这样的夫妻关系，可以说是可遇而不可求。这一点，伍尔夫夫妇与不是夫妇但却是终生伴侣的萨特与波伏瓦之间的关系有些类似。在文学史和思想史上，像弗吉尼亚·伍尔夫与伦纳德·伍尔夫、像让—保罗·萨特与西蒙娜·德·波伏瓦这样的夫妻和终生伴侣是非常罕见的。他们的才华、个性、智慧与相互欣赏，使之在创作了文学和哲学作品的同时，创造了自我也创造了对方。因而，他们创造出的是一个丰富而圆满的艺术世界和思想世界。能够达到这样层面的夫妻抑或伴侣关系，可以说是弥足珍贵。弗吉尼亚与伦纳德的关系达到了，萨特和波伏瓦也达到了。

注释

[1]瞿世镜编选：《伍尔夫研究》，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82页。

[2][英]弗吉尼亚·吴尔夫：《普通读者》Ⅰ，马爱新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3][英]弗吉尼亚·吴尔夫：《普通读者》Ⅰ，马爱新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4][英]昆汀·贝尔：《伍尔夫传》，萧易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3页。

[5][英]昆汀·贝尔：《伍尔夫传》，萧易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2页。

[6][英]哈里斯：《伍尔夫传》，高正哲、田慧译，时代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7—8页。

[7]伍厚恺：《弗吉尼亚·伍尔夫：存在的瞬间》，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4页。

[8]伍厚恺：《弗吉尼亚·伍尔夫：存在的瞬间》，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5页。

[9][英]哈里斯：《伍尔夫传》，高正哲、田慧译，时代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107页。

[10]伍厚恺：《弗吉尼亚·伍尔夫：存在的瞬间》，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页。

[11][英]弗吉尼亚·伍尔芙：《存在的瞬间》，刘春芳、倪爱霞译，花城出版社2016年版，第100—101页。

[12][英]弗吉尼亚·伍尔芙：《存在的瞬间》，刘春芳、倪爱霞译，花城出版社2016年版，第110页。

[13][英]弗吉尼亚·伍尔芙：《存在的瞬间》，刘春芳、倪爱霞译，花城出版社2016年版，第110页。

[14][英]弗吉尼亚·伍尔芙：《存在的瞬间》，刘春芳、倪爱霞译，花城出版社2016年版，第15页。

[15][英]奈杰尔·尼科尔森：《伍尔夫》，王璐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6页。

[16][英]昆汀·贝尔：《伍尔夫传》，萧易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0页。

[17][英]昆汀·贝尔：《伍尔夫传》，萧易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2—13页。

[18][英]奈杰尔·尼科尔森：《伍尔夫》，王璐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8页。

[19]易晓明：《优美与疯癫：弗吉尼亚·伍尔夫传》，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版，第21页。

[20][英]哈里斯：《伍尔夫传》，高正哲、田慧译，时代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9页。

[21][美]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江宁康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364页。

[22][美]桑德拉·吉尔伯特、苏珊·古芭：《阁楼上的疯女人：女性作家与19世纪文学想象》，杨莉馨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3页。

[23][英]哈里斯：《伍尔夫传》，高正哲、田慧译，时代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32页。

[24][英]林德尔·戈登：《弗吉尼亚·伍尔夫——一个作家的生命历程》，伍厚恺译，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76页。

[25]瞿世镜编选：《伍尔夫研究》，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83页。

[26][英]林德尔·戈登：《弗吉尼亚·伍尔夫——一个作家的生命历程》，伍厚恺译，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4页。

[27][英]哈里斯：《伍尔夫传》，高正哲、田慧译，时代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34页。

[28][英]林德尔·戈登：《弗吉尼亚·伍尔夫——一个作家的生命历程》，伍厚恺译，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译本前言，第2页。

[29][英]林德尔·戈登：《弗吉尼亚·伍尔夫——一个作家的生命历程》，伍厚恺译，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译本前言，第100页。

[30][英]昆汀·贝尔：《伍尔夫传》，萧易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40页。

[31][英]弗吉尼亚·伍尔芙：《存在的瞬间》，刘春芳、倪爱霞译，花城出版社2016年版，第33—36页。

[32][英]昆汀·贝尔：《伍尔夫传》，萧易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52页。

[33][英]弗吉尼亚·伍尔芙：《存在的瞬间》，刘春芳、倪爱霞译，花城出版社2016年版，第154—155页。

[34][英]昆汀·贝尔：《伍尔夫传》，萧易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48页。

[35][英]奈杰尔·尼科尔森：《伍尔夫》，王璐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5页。

[36][英]弗吉尼亚·伍尔芙：《存在的瞬间》，刘春芳、倪爱霞译，花城出版社2016年版，第183页。

[37][英]哈里斯：《伍尔夫传》，高正哲、田慧译，时代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21页。

[38][英]昆汀·贝尔：《伍尔夫传》，萧易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30页。

[39][英]昆汀·贝尔：《伍尔夫传》，萧易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30页。

[40][英]奈杰尔·尼科尔森：《伍尔夫》，王璐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36页。

[41][英]林德尔·戈登：《弗吉尼亚·伍尔夫——一个作家的生命历程》，伍厚恺译，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96页。

[42][英]弗吉尼亚·伍尔芙：《存在的瞬间》，刘春芳、倪爱霞译，花城出版社2016年版，第181页。

[43][英]林德尔·戈登：《弗吉尼亚·伍尔夫——一个作家的生命历程》，伍厚恺译，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76页。

[44][英]昆汀·贝尔：《伍尔夫传》，萧易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6页。

[45][英]哈里斯：《伍尔夫传》，高正哲、田慧译，时代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30—31页。

[46][英]哈里斯：《伍尔夫传》，高正哲、田慧译，时代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11页。

[47]杨莉馨：《伍尔夫小说美学与视觉艺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48页。

[48][英]林德尔·戈登：《弗吉尼亚·伍尔夫——一个作家的生命历程》，伍厚恺译，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9页。

[49][英]弗吉尼亚·伍尔芙：《存在的瞬间》，刘春芳、倪爱霞译，花城出版社2016年版，第9页。

[50][英]弗吉尼亚·伍尔芙：《存在的瞬间》，刘春芳、倪爱霞译，花城出版社2016年版，第232页。

[51][英]弗吉尼亚·伍尔芙：《存在的瞬间》，刘春芳、倪爱霞译，花城出版社2016年版，第14页。

[52][英]林德尔·戈登：《弗吉尼亚·伍尔夫——一个作家的生命历程》，伍厚恺译，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81页。

[53]杨莉馨：《伍尔夫小说美学与视觉艺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8页。

[54]杨莉馨：《伍尔夫小说美学与视觉艺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48页。

[55]杨莉馨：《伍尔夫小说美学与视觉艺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52页。

[56][英]奈杰尔·尼科尔森：《伍尔夫》，王璐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9页。

[57][英]林德尔·戈登：《弗吉尼亚·伍尔夫——一个作家的生命历程》，伍厚恺译，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85页。

[58][英]奈杰尔·尼科尔森：《伍尔夫》，王璐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64—65页。

[59][英]林德尔·戈登：《弗吉尼亚·伍尔夫——一个作家的生命历程》，伍厚恺译，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95页。

[60][英]奈杰尔·尼科尔森：《伍尔夫》，王璐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64页。

[61][英]奈杰尔·尼科尔森：《伍尔夫》，王璐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67页。

[62][英]林德尔·戈登：《弗吉尼亚·伍尔夫——一个作家的生命历程》，伍厚恺译，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86页。

[63][英]林德尔·戈登：《弗吉尼亚·伍尔夫——一个作家的生命历程》，伍厚恺译，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95页。

[64][英]林德尔·戈登：《弗吉尼亚·伍尔夫——一个作家的生命历程》，伍厚恺译，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12页。

[65][英]奈杰尔·尼科尔森：《伍尔夫》，王璐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71页。

[66][英]林德尔·戈登：《弗吉尼亚·伍尔夫——一个作家的生命历程》，伍厚恺译，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97页。

[67][英]林德尔·戈登：《弗吉尼亚·伍尔夫——一个作家的生命历程》，伍厚恺译，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封页三。

[68]瞿世镜：《意识流小说家伍尔夫》，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版，第30页。

[69][英]林德尔·戈登：《弗吉尼亚·伍尔夫——一个作家的生命历程》，伍厚恺译，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88页。

[70][英]林德尔·戈登：《弗吉尼亚·伍尔夫——一个作家的生命历程》，伍厚恺译，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06—207页。

[71][英]林德尔·戈登：《弗吉尼亚·伍尔夫——一个作家的生命历程》，伍厚恺译，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24页。

[72][英]林德尔·戈登：《弗吉尼亚·伍尔夫——一个作家的生命历程》，伍厚恺译，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26页。

[73][英]昆汀·贝尔：《伍尔夫传》，萧易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32页。

[74]瞿世镜：《意识流小说家伍尔夫》，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版，第28—29页。

[75]王先霈主编：《文学批评原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90—191页。

[76][英]伦纳德·伍尔夫：《一个作家的日记》序，见弗吉尼亚·伍尔芙《伍尔芙日记选》，戴红珍、宋炳辉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3页。

[77]瞿世镜：《意识流小说家伍尔夫》，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版，第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