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研究视角

在对女主进行研究时，许多学者倾向于认为，她们属于“中国妇女队伍中的特权阶层”[59]，其生活环境是与普通女性截然不同的最高政治权力体系的中心，在这一场所里，充斥着日常生活的“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政治交易与政治斗争，将使得她们很快抛弃主流文化传统和性别体系赋予她们的女性气质和女性特征，从而彻底地转变为另外一种形象：“这些后妃一旦投身到宫廷政治生活的场景当中，就好似个个身不由己了。曾经是温良贤淑的闺中少女突然之间变得刚猛果敢、铁血无情，原本就暴戾妒狠者更是变本加厉。”[60]而在这种环境的冲击和塑造之下，她们甚至还逐渐异化成为一个个完全失去了性别特征的“权力机器”。[61]受这种观念的普遍影响，许多学者在对女主进行研究时，关于她们对父权父系制中一个“妻子”“母亲”所应当履行的职责、人生价值、最终归宿的自我认识，将对她们的基本价值取向、对待权力的态度和最终的权力归属产生多大程度的影响，则在很大程度上被刻意或下意识地淡化和忽略[62]。但是，这种做法不仅无助于真实、客观地理解女主政治的本质特征所在，而且还在事实上进一步加强了主流文化传统对于这些获得了政治权力的女性群体的刻板化印象，并再次固化了“女性不应参与政治”的主流观点。

基于同样的理由，专门研究中国古代社会性别史的学者往往倾向于将普通女性群体确定为主要的研究对象[63]，在这种主流研究范式的影响之下，与政治格局、政治生活密切相关的女主群体，则被潜在地认为是与理解帝制时代女性整体的历史并无太大关联，从而被普遍地排除在研究的主要视域之外。[64]而正是这种将女主与普通女性在很大程度上进行区分隔离的观念和做法，使得那些进入了男性占据绝对优势地位的政治领域的女主们，更加被概念化为一个个缺乏女性气质和女性特征的冷酷、无情、残暴的权力“攫取者”和“施行者”，从而进一步演化成为公共领域的政治主体——男性所应当予以不断警惕和严密防范的主要对象。

如上两种观点的存在，在客观上使得“男性的视角”成为长期以来学术界研究女主政治时的主流视角。但是，正如现代政治科学的研究已经表明的一样，女性自身所拥有的那种与男性不同的生活方式和经历，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她们的政治观点、政治取向以及在政治领域的实际作为[65]。换言之，从男性而并非女性自身的视角入手来对女主政治进行解读，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对于女性统治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只不过是男性经验和男性价值观在女性身上的再度普及和复制，在概念化了女性的同时，也导致了对于女主政治的一再“误读”[66]和“异化”。[67]在这种不断地误读与异化中，不仅这一贯穿帝制中国两千年历史始终的政治事件和文化现象难以得到真实、客观的解释，而且，长期存在于主流文化传统之内的性别偏见也被进一步固化，政治领域内部两性之间的对立关系也由此得到持续地再生产和再强化，从而使得女性在进入男性占据绝对优势地位的政治领域之时，不得不承受更为严峻的挑战。

从这个意义上说，从“女性的视角”入手，而不是在传统的男性经验和男性价值观下理解女主政治，将成为贯穿本书的基本研究视角。只有在贴近女性自身情感特征、价值诉求的女性视角的关照之下，女主作为一位“妻子”“母亲”所拥有的生命体验与本体认识，才不至于被一再地抽空和剥离；只有明白了她们对于自己在父系父权体制之下，作为一个“女性”所应当承担的职责、人生价值、最终归宿的自我认识和主动接受，才能理解女主政治与男性政治的本质区别所在，并最终解释为什么即便这些女主曾在不同程度上掌握了最高的政治权力，最后却毫无例外地选择了向男性政治的靠拢和回归，而始终都没有发展出独立的女性政治和平权政治的形态来。

换而言之，当我们立足于女主自身的性别立场和基本价值诉求，重新从她们的角度开始思考她们在参与政治事务时所必须要面对和处理的各种问题的时候，她们在历史中的形象，显然就将完全不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