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英语世界《楚辞》传播的特点

一 起步晚，传播慢

中国文学在英国的传播，可以追溯至18世纪初期，当时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的部分篇章、元杂剧《赵氏孤儿》以及其他的一些文学作品已经由法国传教士传入欧洲，并风靡一时。“法国耶稣会士杜赫德根据传教士们所提供的材料编成《中华帝国全志》，于1735年出版，该书收有《诗经》数首，《今古奇观》数篇及元杂剧《赵氏孤儿》的译文”。[83]中国通俗小说《好逑传》也在1761年由托马斯·帕西翻译成英文。而作为中国文学源头之一的《楚辞》走入英语世界，直到1879年汉学家庄延龄翻译《离骚》才出现第一个英译版本，比另一文学源头《诗经》晚了一百多年。

1879年，《离骚》被翻译成英文后，《楚辞》开始走入英语世界，进入一些汉学家的视野，然而它的传播极为缓慢。1884年，著名汉学家翟理斯编译《古文珍选》（Gems of Chinese Literature），里面收录了《渔父》《卜居》和《山鬼》三篇诗作。1895年，理雅各重新翻译《离骚》。1918年，阿瑟·韦利翻译《国殇》,1919年他又翻译《大招》,1929年，新加坡华裔林文庆翻译《离骚》,1949年出版的《白驹集》翻译了《九歌》《涉江》和《离骚》。从1879年到1949年70年的时间里，除了《离骚》翻译次数较多外，其他作品鲜受关注。直到1959年才出现第一个而且是唯一一个以王逸《楚辞章句》为底本的全译本。这说明楚辞在英语世界并没有被良好地接受，市场的需求决定了它的传播速度。霍克斯的全译本《楚辞》出版后，英语国家对《楚辞》的关注度才逐渐提高，关于《楚辞》的介绍性章节和学术性专著和论文才逐渐增多。

二 早期西传边缘化地位

在中国文学的发展史上，楚辞体文学一直是极受重视的，被视为中国文学的两大源头之一。从汉代开始，研究楚辞的大学者不断涌现，楚辞的各种注本也汗牛充栋，形成洋洋大观的楚辞学。汉武帝时淮南王刘安作的《屈原传》这样评论《离骚》:“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皦然泥而不滓。推此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84]可见，刘安对《离骚》及其作者都是极为推崇的。南朝著名文学理论家刘勰，在他撰写的《文心雕龙》著作中，单独写了一章《辨骚》，把骚体文学列为文学枢纽之一，与《原道》《宗经》《征圣》《正纬》相提并论。在这篇文章中，他是这样评价楚辞的：“故知楚辞者，体宪于三代，而风杂于战国，乃雅颂之博徒，而词赋之英杰也。观其骨鲠所树，肌肤所附，虽取镕经意，亦自铸伟辞”“故能气往铄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矣”。[85]虽然是中国文学经典，被中国文学界视为文学瑰宝的东西，在国外却备受冷落，既难以引起人们的兴趣，更难以融入异域文化。

当然，说到边缘化，这里是基于楚辞与其他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相比而言的，特别是与中国儒家经典著作相比，而不是楚辞与西方文学相比。说楚辞在中国古代经典的西传中处于边缘化地位，指的是楚辞与中国其他文学经典在西传的时间、深度、广度和在国外的影响度都处于劣势。中国古代经典可以简单分为以四书五经为代表的儒家经典（中国古代文、史、哲不分）、先秦散文、楚辞汉赋、魏晋南北朝诗歌、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我们如果严加考察这些不同时代的文学经典传播情况，会发现中国辞赋西传相对于其他经典来讲处于边缘化位置。

早在明朝万历年间，来华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就曾把《四书》翻译成拉丁文，开始了中国典籍的西译历程。1731年，法国耶稣教教士马若瑟在广州翻译了《赵氏孤儿》。1735年，英国一些学者把中国的《诗经》部分诗篇《赵氏孤儿》《今古传奇》等作品从法文翻译为英文。其中，《赵氏孤儿》在短期内就出现三个英译本，并不断地被改编，并在伦敦等大城市上演，获得极大的成功。说明《赵氏孤儿》在18世纪就开始在英国造成较大影响。《诗经》和《赵氏孤儿》同时传入英国，早期《诗经》英译都是以选译为主，1871年，由著名汉学家理雅各出版《诗经》全译本，这可以说是《诗经》传播史上的大事。此外，詹宁斯、阿连壁在这时期也翻译了《诗经》，但译文不如理雅各的译文受欢迎。哲理意味强的《老子》在国外更是大受欢迎。《老子》是唯一受到德国大哲学家黑格尔肯定的中国古典名著。据统计，迄今，关于《老子》英译本已达100余部，远远高于其他古籍英译。当然，这也有这部作品的篇幅本身不长的原因，最主要还是国外主要把它当成哲学著作来对待。东晋陶渊明的诗在英语世界也极受欢迎，通过中国国家图书馆检索，与陶渊明相关的英语博士论文有四篇，而与楚辞或屈原相关的只有三篇，说明陶渊明的诗歌在国外的认同程度也超过楚辞。此外，唐诗、宋词、明清小说在英语世界的传播均胜过楚辞。美国近代大文学家艾兹拉·庞德（Ezra Pound）对中国唐诗非常钟爱，美国重要的文学流派“意象派”就直接受到唐诗的影响。在唐朝不入流的寒山诗，传入美国后，还一度引起“寒山热”。清代名著《红楼梦》作为一部恢宏巨著，虽然晚于楚辞一千多年，但早在1830年就开始受到英国汉学家的注意，1893年，就有译者翻译了前面56回。此外，王良志、王际真等人也先后翻译了《红楼梦》的大部分章节。1973—1980年，经过近十年的努力，大卫·霍克斯和约翰·闵福德共同完成了《红楼梦》英译全译本。1978—1980年，中国著名翻译家杨宪益及其英国妻子戴乃迭也翻译了《红楼梦》全书。

由此可见，作为中国文学源头之一的楚辞在国外并没有得到良好的传播和接受。与其他一些文学经典相比，它处于边缘化地位。

三 受政治意识形态影响大

回顾楚辞的英译史，不难发现，楚辞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传播是缓慢的，而且是不系统的。从庄延龄1879年翻译《离骚》开始，直到1949年，英语世界都没有一个对楚辞作品比较全面的翻译，更不用说研究。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国际影响迅速扩大，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并以在朝鲜战场对美战争的胜利令全世界对这个新兴社会主义国家刮目相看，国际地位迅速提高。而且，当时中国轰轰烈烈的人民公社运动也令西方人充满好奇和兴趣。基于这一背景，外国学者对中国的态度开始有所变化，从自发研究中国文学到产生浓厚的兴趣，并自觉地投入到中国文学的研究中来。

另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也开始着手向世界推介中华文化，以增强中国人民的自豪感和自信心。屈原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早已成为中国文学的一个符号，因此，把屈原推向世界成为当时文化界的重要任务。在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下，终于成功地把屈原推向了世界，1953年的世界和平理事会把屈原定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这一定位具有重要的意义，一下子提升了屈原的国际影响力和知名度。正是在这一年，英国著名汉学家大卫·霍克斯确定了他的博士论文主题，专门研究屈原其人其作，不能不说与这次大会有一定的关联。也是在这次大会之后，英国著名汉学家阿瑟·韦利改变了他多年来对楚辞只介绍不研究的姿态，1955年出版了英语世界第一部关于楚辞研究的专著，即《九歌：古代中国的巫术研究》，而大卫·霍克斯的划时代的楚辞研究专著《楚辞：南方之歌》也在1959年付梓。这种种现象，我们不能把它视为巧合，而应该把它与当时中国的政治意识形态联系起来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