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外交战略：从商务羁縻到商战抗夷

历史上，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是从通商开始的。就晚清初年的中西通商现状而言，绝大多数官僚士子普遍认为，西夷诸国对中国的丝织、茶叶和大黄等商品有着须臾不可脱离的需求。赵翼在《檐曝杂记》中言：“中国陆地产茶，无足异也。而西北游牧诸部，则恃以为命，其所食膳酪甚肥腻，非此无以清荣卫也……大西洋距中国十万里，其番舶来，所需中国之物，亦惟茶是急，满船载归，则其用且极于西海以外矣。俄罗斯则又以中国之大黄为上药，病者非此不治，旧尝通贡使，许其市易，其入口处曰恰克图，后有数事渝约，上命绝其互市，禁大黄勿出口，俄罗斯遂惧而不敢生事。”[41]这从他们进口贸易中的商品结构也可以看得出来，中国的物产已经使这些外商们获利三倍。这一事实导致清朝官员产生这样一种看法：外国对茶叶和大黄等产品的需求是如此之多，如果切断对其供应，“蛮夷”们将消化不良，肠胃病流行。据此，他们又一再想到了贸易制敌：以开放或关闭贸易市场的办法来控制远方的夷国。这是许久以来历代王朝行之有效、百试不爽的一种对待蛮夷的方略。

其实，这就是在朝贡制度下，长久以来即存在的商务羁縻战略。孔子说：“柔远人，则四方归之。”孟子也曾讲：“故善战者，服上刑。”儒家传统并不注重武力对敌的思想是历代王朝“怀柔远人”的理论依据，商务羁縻战略正是“怀柔远人”这种传统观念的一种并行不悖的选择。在清朝的对外观念中，对外关系等同于通商，通商即“怀柔远人”的重要手段，是给予蛮夷的恩惠，而对于蛮夷的抵抗，最直接的对策就是取消这种恩惠。这种不用兵戎而是采取断绝贸易的对外战略，大体上相当于今天的经济制裁，其基本策略是以通商和利润作为驾驭西方人的重要诱饵，实现安抚诸国以避免军事冲突的目标。商务羁縻所反映出来的观念有两个方面：首先是关注商务贸易的有效价值，换言之，这种战略在于充分地估计西方人的需求倾向，他们志在贸易，不以攻城略地为目标，从奕䜣、李鸿章、郭嵩焘，到左宗棠、王韬等人大都认识到了这一点，即西夷诸国不以夺取中国土地为目标，也无意推翻清政权，他们重在通商和得利，寻求市场和夺取原料。王韬的话颇具代表性：“西洋通商中国，就目前而论，其志在利不在于土地。”[42]郭嵩焘坚决主张在处理夷务时，人们应力图理解外国人的动机和考虑各种现实。李鸿章、曾国藩、曾国荃等人也附和郭氏的意见，断然认定处理对外事务的最好办法是“羁縻”[43]。

其次，商务羁縻所反映出的观念也隐含着晚清初年对西方诸国社会文明、经济、道德的低程度估计，晚清之前，士绅阶层仍将夷狄跟各种动物类比，习惯于用狄、蛮或其他名词来称呼非中国的族类，从上述名称的汉字部首来看，这些族类与动物相通。驯服、驾驭动物的基本手段是用大棒驱赶役使，循于此，对“蛮夷”也仿照此法用肉骨头和大棒驾驭，此即“羁縻”的本来含义。商务羁縻观念所反映出来的外交意识根源于世界中心主义地理观念的局限性，它说明晚清初年中国社会对西方的漠然无知以及对自身文化道德优越性的自负虚骄心态。这种对外战略观念在鸦片战争前后显得更为充分，针对中英两国在鸦片问题上的冲突，清廷大员基本上以“天朝”的逻辑来思考应对既已出现的冲突。虎门销烟以后，道光皇帝不断收到林则徐的奏折，看到数不清的“夷务”等待其处理，深感“殊属不成事体”，于是他提出一项一劳永逸的办法，“即 咭唎国贸易停止”，什么具结交凶、续缴鸦片等事项，统统不再与其追究下去，至于这次商务羁縻决断所引出的后果，他仅仅看到税银减少这一项，对此他也并不顾虑：“区区税银，何足计论！”[44]这种处理，在道光皇帝看来，犹如快刀斩乱麻，割断了中英当时唯一联系的渠道——通商贸易，此后，西夷决不会再来纠葛大清政权，再也不会有什么冲突矛盾，恰如井水河水互不侵扰。

从商务羁縻到商战抗夷的战略转向，是伴随着中国国势衰微以及民族主权日益遭受西方帝国主义侵略而出现的。因为商业贸易利润是促使西方人来到中国的重要原因，前已述及，晚清士人认为西人在华“图利而不图土”，所以他们便想到了“以牙还牙”，这既可挽回民族既失权利，又可遏制西人膨胀起来的贪欲。商务羁縻在鸦片战争期间证明已失去价值，取而代之便是采择“以贸易为武器”的新战略，这便是商战抗夷的来由。

晚清时代清王朝屡战屡败的耻辱，使得一大批新兴的官僚士子从“天朝大国”的逻辑结构中醒悟过来，睁眼向洋关注夷人夷事，终于发现了中西之间的差距裂痕扩大的原因。由最初的船坚炮利演进到商务贸易，由华夷之辨向华洋并举，从观念嬗变的角度看，这已经开始从虚骄自负走向现实恭谦。经世之风沐浴之下的士大夫群体已挣脱了商务羁縻的陈旧框框，较早涉足中西事务的某些士子官僚已酝酿并提出了“商战”思想，它是“洋务”外交理念状态下的一种新式思想，作为晚清制夷外交实践中的重要阶段，“商战抗夷”理应被视作同光新政时期最重要的外交战略。

“商战”一词较早地出现于曾国藩的书信中，随后丁日昌和薛福成也曾论证过商战问题。[45]“商战抗夷”演自兵战制夷，兵战不敌，主权渐被西方蚕食，“商战抗夷”这种战略才作为内政问题逐渐形成了。外交是内政的延伸，从这个角度看，与西洋周旋抗争的外交实践，也仅有“商战”一途可供采择。六七十年代，“与各国通商宜以商战”,“分洋商之利”,“以商敌国”,“寓兵于商”等较为普遍的舆情民意反映了社会观念的新变化，它是“商战抗夷”外交新战略的民意基础和思想来源。王韬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他说：“彼所患者，不在我兵力而在我之商力，盖恐我国以商力与之争衡耳。”[46]郑观应是“商战抗夷”思想最重要的倡议者，他对此作过较完善的论述，在其最负盛名的著作《盛世危言》中，特别地强调利用商业贸易作为制夷武器的必要性，主张兵战与商战并举，以制止军事侵略和经济蚕食。他认识到，西方国家不仅用枪炮作武器，而且也用商业作武器，其军事侵略和外交谈判都是在谋求经济利益，我们应将商战看得比兵战更有绩效。他设想，如果中国的商品能够卓有成效地与西方的商品进行竞争，洋商就不得不赔本，赚不到利润，他们自然就得回国，这是一个兵不血刃的隐性外交战略。[47]时至光绪四年（1878），湖广道监察御使李潘提出“以商制敌”的两项措施：外国所需于中国者，自行贩运；中国所需于外国者自行制造。“仿照外国凑集公司，前往贸易，收回权利。”[48]此为“商战制夷”外交战略的内政化韬略，它反映出清廷大员对此思想的广泛认同。

“洞察是改变观念唯一有效的方法。”[49]同光新政前后的“商战抗夷”论的提出，也是从经世派士大夫对西洋诸国最直观的洞察开始的。例如王韬60年代在英国生活一段时间，对泰西礼仪文明、经济外交均有较深刻的体认；郭嵩焘70年代赴英也对泰西的社情民意留有极深刻的印象；以办理洋务著称的李鸿章、徐润、丁日昌、恭亲王等人无不与西洋人打交道，知之甚多。这种洞察的重要价值在于较快地促成了中国晚清社会士子儒生阶层的思想分野和裂变。

尽管“商战抗夷”外交战略影响下的同光新政并未达到其制夷的目的，但在当时“士大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致所用非所学。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的社群心态下，[50]仍不失合乎国势世情并且带有经世务实色彩的一种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