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睁眼向洋第一步：世界地理的近代关注

在19世纪最初几十年，经世学派关注的焦点是国内时局问题的务实性改革。这个时期清朝国势已逐步迈入衰弱之路，当时兴起的白莲教起义更是给颓弱的国势和清朝政权以沉重的打击。经世学派关注的问题涉及镇压起义的方法和漕运、盐税全面改革等。

但是，随着西方列强对东南沿海侵扰的增加，到19世纪40年代后期，经世学派瞩目的焦点发生了重要变化，从内政问题转为关心“夷国”“夷人”的有关情况。著名的经世派人物包世臣早在1826年就曾有过预感，英国不久将从沿海对中国构成严重威胁，并关注海防问题的紧迫性。那时撰述的海防著作大多将注意力移向广东沿海一带。鸦片战争之前的1836年，著名的军事将领关天培曾编辑了《筹海初集》。战后，梁廷枏、俞昌会和李福祥也曾在海防问题上提出了重要的见解。[15]实际上，关注海防与了解擅长海战的西方国家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相比之下，经世派人物更注重“知夷情”“通夷闻”。通晓途径便是由翻译西报来达成“知夷”目标。还在1839年时，林则徐曾在广州命令翻译外国报纸，[16]并上奏建议设立一个官办译局。郭嵩焘在1859年奏请设立一个教授外语的官办学堂。[17]除报纸外，西方的地理、历史、法律和政治方面的资料都被看作是了解夷国情势的重要途径。在如上资料和著作中，具有初始价值和影响较大的要算是经世派人物所做的对世界地理的关注，这应算是近代中国人睁眼向洋、“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奠基性工作。

应该说，进入19世纪以后，以经世派为代表的晚清社会有识之士已经对皇朝的闭关政策颇有微词，他们希望能够了解夷国现状，单凭古书中那些“得之传闻无可验证，文人藻绩华而鲜实”的述奇志异之作根本无法满足。1840年，“天朝大国”与“日不落帝国”开启战争，英国的大炮轰开了清王朝封闭的大门，如此，才“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18]，这种接触始自经世学派对世界地理的近代关注。

首先应该提到的声名较小但是却有着早期影响的世界地理著作，当算是谢清高的《海录》,“中国人著书谈海事，远及大西洋外，自谢清高始”[19]。谢清高为广东嘉应州（今梅县）人，18岁时，从商人走海南，风覆其舟，为“番舶”救起，“遂随贩焉”,“遍游海中诸国”，后因双目失明，才结束海上生涯。1820年春天，杨炳南在澳门遇见谢清高，听其讲述在海外的见闻，觉得很有价值，将其记录成书，名为《海录》。地理学家李兆洛的《海国集览》《海国见闻》曾取材于《海录》所记的内容。1840年以后的几年，《海录》曾被多次翻印。1842年王蕴香辑印《域外丛书》,1843年郑光祖辑印《舟车所至》，潘士成所辑《海山仙馆丛书》，都收录了《海录》。该书原分为95则，次第记录了谢清高所述在95个国家和地区的见闻。《海山仙馆丛书》卷首有一目录，将其分为三章：自越南迄柔佛，题为“西南海”；自溜里迄妙哩士，题为“南海”；自大西洋迄开于，题为“西北海”。大体上，“西北海”为印度支那半岛和印度；“南海”主要指南洋群岛；“西南海”则是欧、美、非、大洋各洲的总称。在“西南海”一部分中，谢清高叙述比较详细的是大西洋国（葡萄牙）、咭唎国（英国）和咩哩干国（美国），而尤以大西洋国内容最多。该书也涉及以上诸地区中的贸易、工艺、人民生活。在地理科学上最具价值的是《海录》对太平洋岛屿和白令海地区自然和人文地理状况的记载，这不仅在中国是空前的，在世界上也算是较早的。[20]林则徐为了知晓英国情况，曾查阅过《海录》。[21]

1840年以后，清代文人学者逐渐开始注意世界地理问题，至1861年，已写出了22部以上的著作。[22]在林则徐的支持下，英国人慕瑞（Hugh Murray）的《地理大全》于1841年译成中文，定名为《四洲志》，有10余万字，这是在经世思潮影响下中国人最早翻译的一本世界地理文献。近代之初的经世学派人物中，关注西方，研究编辑世界地理著作的最具声名的代表人物是魏源、徐继畲和梁廷枏。

魏源本是一个学者，战前著有《默觚》《老子本义》《书古微》等学识深厚的著作。战争的炮声与经世思维的趋向牵引了他的思想视线。1841年8月与林则徐相会，收到了林氏组织翻译的《四洲志》等资料，开始了新课题的研究。1842年年底撰就《海国图志》50卷，1847年扩为60卷，1852年扩至100卷，计80万字。这是中国人自己编写的第一部介绍外部世界的地理历史著作。它所依据的资料有四个方面：（一）林则徐组织编写的《四洲志》;（二）历代史志；（三）明代以来我国士人和来华传教士地理著作；（四）西人报刊图表等，取材极为丰富。作为图志兼备的开创性巨著，它除了以国外地理内容为主外，还涵盖了科学著作、政史、历法、宗教、军事等各方面的内容。给天朝大国以重创的英国是该书着墨较多的部分（卷33—36），书中记道“绕地一周，皆有英夷市埠，则筹夷必悉地球全形”,“志西洋正所以志英吉利”。魏源曾在宁波参与审问英战俘广突德，据其供词，参考有关资料还撰写了《英吉利小记》一书，揭露英国资本主义“性贪而狡”的本性，并且，魏源已认识到英国侵略的主要手段，“不务行教，而专行贾，且佐行贾以行兵，兵贾相济，遂雄”[23]。在这一点上，魏源比因循守旧的天朝士子儒生们有着更深刻的认识。“天朝大国”独尊天下的世界中心主义观念由此开始崩塌。对于魏源，梁启超曾评曰：“好作经世谈，而最注意边事……治域外地理者，源实为先驱。”[24]

在人们普遍不知“英吉利”为何物的“天朝大国”,《海国图志》的功能和价值远非今日同类地理著作可以比拟。该书之所以闻名于世，序中“师夷长技以制夷”一语的精当之论，在成书以后，曾导引出一幕一幕的反帝自救的历史壮举，诚为史界共知。

关于世界地理的另一部名著《瀛环志略》，则是由福建巡抚徐继畲所编，于1848年出版。该书与《海国图志》同样是不同凡响的探求夷情的重要著作。作者徐继畲是一名学高务实的官员，鸦片战争时期任汀漳龙道，在福建漳州地区组织防御。后历任广东盐运使、广东布政使、福建布政使，1846年升至福建巡抚。1842年以后，福建厦门是第一批正式开放的五个口岸之一，很快就发展成为“华洋杂处”的码头。1844年，徐继畲办理厦门对外开放，发现自己对外部知识的无知，恰遇传教士雅裨理（David Abeel），得到外国地图册等资料，开始钻研新课题。此后他广泛搜集资料，精心撰述，反复修改，终于在1848年完成了这部高品质的地理学著作，全书总计10卷。它对外部知识的介绍，比《海国图志》更详尽准确，并较少附会臆测，此书对西方诸国的史地沿革、风土人情及社会变迁等作了较多的记载，并对西方的人文制度多有褒评。

还有一部著名的地理学著作不可漠视，这就是梁廷枏的《海国四说》。梁是一位著述宏富的广东名儒，曾入祁僡、徐广缙幕。这部于1846年杀青的著作，对美国和英国介绍较详尽，并涉及基督教的问题，对宗教问题的评判足见其功力。书中关于产业革命中诞生的蒸汽机的描绘，给懵懂的中国人以清新奇异的感受。

以费正清为代表的“冲击—反应”这一研究近代中国的典范（Payadigm），在美国虽早已被费氏的弟子或再传弟子视为过时，但是不可否认，“冲击—反应”确实是一个重要的历史现象。近代中国士人面临西学击荡，被迫做出反应，从而引出一系列文化、社会、经济、政治以及思想观念的大变化，这是不以历史评论为转移的。以“制夷”为出发点的近代地理观念的演进，即是一个合乎“冲击”说的重要开端。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资产阶级……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假使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25]半个世纪以后，万里长城内的青年鲁迅在《自题小像》的诗中以一句“灵台无计逃神矢”沉痛地应对了马、恩的话。对此，王汎森评曰：鲁迅的诗“充分道出清末民初知识分子在西方势力倾覆之下的困境”[26]。面对困境，鲁迅的誓言是“我以我血荐轩辕”，此即自救中国的共同质点。无论是经世之风的劲吹，还是近代地理观念的骤兴，单从自身方面寻求原因，恐怕难以获得合理的诠释。近代经世派士人是在既憎恨又无奈，既模仿又务实的心绪下，走上了“器物—政制—文化”这一“师夷”历程的，本文论题即是这个历程的开端。

这一开端的思想心理背景，即源于当时经世派士大夫济世、务实的思想风气。此时空疏、烦琐的经文考释在民族变局的刺激下，已渐趋失去往日的学术魅力。近代世界地理的人文关注在经世思潮的浸润下，已不单是纯学术问题，更浸染上政治救亡的色泽。魏源瞩目的焦点，无论着眼于战争抑或是和谈，其中心思想是“师夷长技以制夷”。同时期的清台湾道台姚莹也对世界地理产生浓厚的兴趣，“欲吾中国童叟皆习见闻，知彼虚实，然后徐图制夷。是诚喋血饮恨而为此书，冀雪中国之耻，重边海之防，免胥沦于鬼域”[27]。看来，他的愿望是能够使中国无论老幼都能获得其他国家的真正知识，并且希望中国免受耻辱，他着眼于加强海防和边防的方法，使中国避免被夷人征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