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研究方法、创新之处及研究意义
本书借助言语行为理论研究叙事问题，属于跨学科研究，涉及语言学、叙事学、符号学等多学科领域。因此，在研究方法上必然涉及不同理论之间的横向比较和整合。
（一）研究方法及理论资源
罗兰·巴特在《叙述作品结构分析导论》中提出叙事研究必须采用演绎法：“叙述的分析注定要采用演绎的方法；它不得不首先假设一个描写模式（美国语言学家称之为‘理论’），然后从这一模式出发，逐渐潜降到与之既有联系又有差距的各种类型：由此具备了统一的描写工具的叙述分析只有在这些联系和差距中才能发现叙事作品的多样性及其历史、地理和文化的不同性。”[57]罗兰·巴特的方法对本书研究仍然适用。
本书首要的方法是演绎法。罗兰·巴特首先假定的“理论”是语言学——“按照研究现状把语言学本身作为叙事作品结构分析的基本模式似乎是适宜的”。具体地说，他借助的是索绪尔开创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由这一“理论”假定出发，去发现众多叙事作品统一的结构。与罗兰·巴特相似，本书首要借助的也是语言学理论，只不过是奥斯汀开创的言语行为理论。与罗兰·巴特不同的是，由这一假定出发，本书致力于挖掘文学话语对世界的建构作用。同时，本书还从罗兰·巴特的符号学理论、可能世界理论、接受美学等诸多理论中吸收养分，这些理论都是本书假定的理论前提。
其次是比较法。将言语行为理论与叙事学理论、罗兰·巴特的符号学理论进行横向比较，挖掘它们的共同点，从而找出其内部联系。同时也有纵向比较，将言语行为理论的三分法（主要是后二者）与叙事转向前后对比，发现其中的有机联系。比较法可以发现比较对象之间的联系，为论点提供理论基础。
最后是系统考察法。将言语行为理论、叙事学理论、罗兰·巴特的符号学理论各自看作一个有机整体，通过比较发现这些理论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说明叙事转向及20世纪整个文学批评理论转向的内在逻辑。
（二）创新之处及研究意义
国内外已经有众多将言语行为理论应用于叙事分析的研究，但并没有系统化。国外的叙事学家主要将言语行为理论应用于后经典叙事研究，而本书则试图将其引入经典叙事学。国内的相关研究才刚刚起步。因此，本书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创新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将言语行为理论引入叙事研究，把叙事看作言语行为，发挥了奥斯汀语言对世界建构性的观点，考察文本话语对故事和读者的建构功能，提出了叙事述行的基本理论框架。学界已经充分认识到言语行为理论对文学研究和叙事研究的重要意义，但并没有将叙事述行作为一个对象全面地、正面地进行研究，也没有对其进行理论构建，就此而言，本书具有创新意义。
2.从言语行为理论的视角出发，分析了话语对故事的构建作用，从故事的诸要素和文本语言形式两方面探讨了话语如何构建故事世界，突出了文本内的故事世界与文本外的现实世界的不同。叙事对读者的述行作用学界已有研究，但对话语在文本内的述行作用却很少探讨，本书比较细致地研究了话语对故事的生成作用（即述行性），有一定的创新意义。
3.为观照叙事转向提供了内在视角。论文密切关注言语行为理论和叙事研究的内在关联性，以叙事转向为背景探讨叙事述行在经典叙事学和后经典叙事研究中的体现。学界普遍从社会思潮的转变（即外部原因）来探讨叙事转向的原因，本书借助言语行为理论探讨了叙事转向的内在逻辑。
4.第八章回应国内学界关于建构主义和本质主义的论争。言语行为理论是建构主义思想的重要理论资源，而在这场论争中却没有被提到。本书探讨了言语行为理论的建构主义特征，以及它对建构主义叙事研究及文学理论的可能贡献。
5.根据言语行为理论与叙事研究的相关性，本书提出了一些新的术语，诸如言内规约、言效规约、叙述语力、修辞语力、话语场力等，对叙事分析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本书的研究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理论意义。论文的理论意义主要体现在三点。
（1）用言语行为理论构建“叙事述行”的理论框架，并将其系统化，为叙事研究提供了必要的研究视角。
（2）把叙事转向作为整体来研究，用言语行为理论来观照转向前后的有机联系，揭示了叙事转向的内在逻辑。
（3）将言语行为理论、罗兰·巴特的符号学理论、叙事学理论进行横向比较，分析三者之间的内在关系，为揭示20世纪批评理论整体转向的逻辑联系提供了参照系。
其二，实践意义。论文的实践意义主要体现在三点。
（1）叙事述行理论为叙事研究和叙事实践提供了理论指导。
（2）系统化的叙事述行理论为叙事分析提供了阐释框架，以具体文本为案例展示了其可操作性和实用性。
（3）回应国内文论界争论热点，有助于澄清建构主义与本质主义的分歧。
[1] 李泽厚、刘再复认为：“20世纪是一个否定的世纪，或者说是一个解构的世纪。在实践上，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机器便否定和解构了人，这是工具批判了人；在理论上，还有另一种工具否定、解构、批判人的现象，这就是语言对主体的解构，所以说，20世纪是语言学的世纪。”刘再复、李泽厚：《美学概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119页；许钧从语言学对20世纪美学、哲学、文艺批评理论等产生深远影响的角度，也指出“20世纪是语言学的世纪”。参见许钧等《文学翻译的理论与实践：翻译对话录》，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266页；杨大春指出：“就哲学和人文学科而言，20世纪是语言学的世纪，而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在这场革命中具有中坚的作用。”参见杨大春《文本的世界——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68页。
[2] 然而，叙事转向要晚于20世纪的整体理论转向，1969年叙事学才得以命名，但这时西方文论已经发生了理论转向，20世纪80年代叙事学才发生“后经典”转向。当然，在叙事学命名之前已经有以结构主义语言学为理论资源的叙事研究，如普罗普1928年问世的《故事形态学》、列维-斯特劳斯1958年的《结构人类学》等。
[3] Rice和Waugh在他们编辑的《现代文学理论读本》中谈到了界定后结构主义的困难，在人们面前出现的是众说纷纭的情况：有些人认为后结构主义是对索绪尔的更极端的阅读，另一些人认为它是结构主义自我反思的一个环节；有些人认为它是对结构主义的批评，另一些人认为它是对结构主义的发展；在某些情况下它与德里达开启的分析模式——解构理论差不多是同义词，在通常情况下则指德里达和后期巴尔特的工作，不太确定地也把福柯和拉康的工作包括在内。他们自己的看法是：后结构主义指的是一系列以结构主义为前提，但偏离许多重要特征的工作，在他们看来，后结构主义更激进地批判了正统的批评理论，而曾经作为革命形象的结构主义也被归入这一正统之列。并且他们认定，后结构主义是一种“后索绪尔主义”。参见杨大春《文本的世界——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9页。
[4] ［英］凯瑟琳·贝尔西：《批评的实践》，胡亚敏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3页。
[5] ［英］凯瑟琳·贝尔西：《批评的实践》，胡亚敏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1页。
[6] 本书的研究旨在表明，言语行为理论贯穿于叙事转向前后，叙事转向的内在逻辑通过言语行为理论得以说明。
[7] 顾曰国：《John Searle的言语行为理论：评判与借鉴》，《国外语言学》1994年第3期。
[8] Mary Louise Pratt，Towards a Speech-Act Theory of Literary Di Scourse，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77，p.86.
[9] performative有人译为“施为”“施行”“践行”“施事”“表演”等，当后来的学者使用时，“言语行为”“述行”“施事行为”三个概念常被交替使用，不作严格区分。本书采纳“述行”的译法。
[10] ［英］奥斯汀（J.L.Austin）编著，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顾曰国导读，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年版，第6—7页。
[11] 张瑜：《文学言语行为论研究》，学林出版社2009年版，第5—6页。
[12] J.Hillis.Miller，Speech Acts in Literature，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pp.1-2.
[13] 参见［法］拉康《关于〈被窃的信〉的研讨会》，《拉康选集》，褚孝泉译，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56页。
[14] 《爱伦·坡短篇小说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12页。
[15] ［英］马克·柯里：《后现代叙事理论》，宁一中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
[16] Wolfgang Iser，The Act of Reading：A Theory of Aesthetic Response，London and Henley：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1978，p.66.
[17] Mark Currie，About Time：Narrative，Fiction，and the Philosophy of Time，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Ltd.，2007，p.16.
[18] Lubomír DoleŽel，“Mimesis and Possible Worlds”，Poetics Today，Vol.9，No.3，1988，pp.475-496.
[19] Wolfgang Iser，The Act of Reading：A Theory of Aesthetic Response，London and Henley：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1978，p.64.
[20] Dijk.A.T.，Pragmatics of Language and Literature，North-Holland Publishing Company，1976，p.30.
[21] Michael Hanker，Beyond a Speech-act Theory of Literary Discourse，MLN，Vol.92，No.5，Compartive Literature（Dec.，1997），pp.1081-1098.
[22] 参见［美］M.H.艾布拉姆斯《欧美文学术语词典》，朱金鹏、朱荔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36—339页。
[23] ［英］安德鲁·本尼特、尼古拉·罗伊尔：《关键词：文学、批评与理论导论》，汪正龙、李永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31页。
[24] 参见王建香《当代西方文论中的文学述行理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9年版，第18—19页。
[25] Roman Jakobson，Verbal Art，Verbal Sign，Verbal Time，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5，p.149.
[26] Terry Eagleton，Literary Theory：An Introduction，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08，p.103.
[27] ［美］乔纳森·卡勒：《当代学术入门：文学理论》，李平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01—102页。
[28] Jacques Derrida，Limited INC，Evanston，IL：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1988，pp.1-21.
[29] 参见［法］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84—147页。
[30] Wolfgang Iser，The Act of Reading：A Theory of Aesthetic Response，London and Henley：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1978.pp.54-55.
[31] Gérard Genette，Fiction and Diction，Ithaca and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3，p.33.
[32] 赵寅德编选：《叙述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84页。
[33] Mieke Bal，Narratology：Introduction to the Theory of Narrative，Toronto Buffalo London：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Incorporated，1997，p.55.
[34] ［美］华莱士·马丁：《当代叙事学》，伍晓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31—237页。
[35] ［美］詹姆斯·费伦、彼得·J.拉比诺维茨：《当代叙事理论指南》，申丹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56页。
[36] 中文翻译成《文学死了吗？》，秦立彦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37] ［美］希利斯·米勒：《文学死了吗？》，秦立彦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7页。
[38] ［英］马克·柯里：《后现代叙事理论》，宁一中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99页。
[39] ［美］戴卫·赫尔曼主编：《新叙事学》，马海良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91—193页。
[40] Sandra Heinen，Roy Sommer，Narratology in the Age of Cross-disciplinary Narrative Research，Berlin：Walter de Guyter，2009，p.91.
[41] ［美］戴卫·赫尔曼主编：《新叙事学》马海良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02页；另见［法］罗兰·巴特《历史的话语》，李幼蒸译，［英］汤因比等著，张文杰编《历史的话语：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23页。李幼蒸的译文与上述引文有出入。
[42] ［德］J.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行为合理化与社会合理化》，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60—320页。
[43] 参见高辛勇《形名学与叙事理论》，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7年版。
[44] 孙爱玲：《〈红楼梦〉对话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页。
[45] 如梅美莲《文学批评言语行为意义观》，《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谢晓河、余素青《虚构话语：言语行为和交际性》，《外语研究》2005年第3期；余素青《言语行为理论与虚构话语研究》，《上海机电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等。
[46] 周宪：《现代性的张力》，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01—217页。
[47] 汪民安主编：《文化研究关键词》，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19、427页。
[48] 参见陆杨《意义确证：一个难解的结——解构言语行为理论》，《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2期；《言语行为理论的解构与批评——德里达评奥斯汀》，《学术研究》1991年第4期；《德里达与塞尔》，《外国哲学》2006年第11期。
[49] 张旭春：《德里达对奥斯汀言语行为理论的解构》，《国外文学》1998年第3期。
[50] 张旭春：《文学行动与文化批判——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角色定位》，《四川外国语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
[51] 张青岭：《论希利斯·米勒的解构批评》，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师范大学，2006年。
[52] 肖锦龙：《希利斯·米勒文学观的元观念探幽发微》，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师范大学，2006年。
[53] 郭艳娟：《阅读的伦理：希利斯·米勒批评理论探幽》，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师范大学，2009年。
[54] 梅美莲：《文学批评言语行为意义观》，博士学位论文，上海外国语大学，2004年。
[55] 参见王建香《当代西方文论中的文学述行理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9年版。
[56] 参见张瑜《文学言语行为论研究》，学林出版社2009年版。
[57] 赵寅德编选：《叙述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