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社会角色流动

文馆文士的官职变化反映出社会角色的流动。以初唐孙处约为例，其曾任校书郎、著作佐郎、礼部员外郎、考功员外郎、骑都尉、考功郎中、给事中、中书舍人、少司成（国子司业）等官职，兼任五代史学士、弘文馆直学士、弘文馆学士，参与修撰《周史》《续贞观实录》《文馆词林》等文籍。[43]其文学成就与任职是密切相关的。文人职务迁转，是其社会阶层流动的体现。一般来说，由底层向上移动，五品是一个重要转折点。在唐代，五品以上官员的职务迁转由朝廷敕授，不再由吏部铨选。孙处约任考功郎中（从五品上）一职，是其社会阶层转变的一个明显标志。

官职变化促使角色转换，从而引起创作变化。以元稹和白居易为例。元、白任职秘书省校书郎期间，创作的总体特点是闲适。但在除左拾遗、历监察御史之后，元稹的诗歌风格发生了显著变化。元和四年（809），元稹任监察御史，曾作《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诗序云：“予友李公垂贶予乐府新题二十首，雅有所谓，不虚为文。予取其病时之尤急者，列而和之，盖十二而已。昔三代之盛也，士议而庶人谤。又曰：事理则词直，世忌则词隐。予遭理世而君盛圣，故直其词以示后，使夫后之人谓今日为不忌之时焉。”[44]“取其病时之急者，列而和之”，是元稹新的创作倾向。白居易在元和二年（807）至元和六年（811）任翰林学士，期间的创作亦改变此前风格，尤为关注社会和民生。元和四年（809）所作《新乐府序》:“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45]元、白新乐府诗，一诗议一事。这些关注现实、针砭时弊的诗歌，显然与他们的社会角色有关。元稹所任左拾遗承担讽谏职责，而监察御史则负责纠弹。白居易所任翰林学士也具有近侍进谏特点。[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