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礼记》成书考释（一）——论《礼记》具体篇目的作者及年代

成书问题，是《礼记》学首先要面对的，也最难解决的问题。蔡介民指出：“ 《礼记》一书成于鸠集，非出于一手，非出于一时，执其一篇而推论其全体，是犹生而瞽者之论日，宜其说之捍格不能通也。是以考究《礼记》成书之时代者，乃考其最后编定之人，最后编定之时，非考每篇之作于何人何时也。”[44]因此，《礼记》成书理应包括两方面：《礼记》具体篇章的作者及其年代与《礼记》其书的编者及其年代。先有其具体篇的生成、传播，然后才有其书的整理与编纂。东汉学者已对其部分篇目的作者有所讨论，然而时至今日仍众说纷纭。今罗列古今之说并辨析一二。

1.贾逵、马融等：周公作《月令》。

郑玄《礼记目录·月令》: “名曰‘月令’者……言周公所作，其中官名、时、事多不合周法。”[45]《月令》 “命太尉赞桀俊，遂贤良，举长大”，郑注曰：“三王之官，有司马，无大尉。秦官则有大尉。今俗人皆云周公作《月令》，未通于古。”孔疏曰：“俗人，谓贾逵、马融之徒，皆云《月令》周公所作，故王肃用焉。此等未通识于古，古谓秦以前，不知三王无大尉，是未通于古。”[46]汉以来，蔡邕、王肃，至清戴震、孙星衍、黄以周亦持此说。

2.卢植：《王制》是汉文帝时博士所作。

《礼记正义·王制》解题：卢植云：“汉孝文皇帝令博士诸生作此《王制》之书。”[47]其说源自《史记·封禅书》：文帝十六年（前164）,“夏四月，文帝亲拜霸渭之会，以郊见渭阳五帝。……而使博士诸生刺六经中作《王制》，谋议巡狩封禅事”[48]。后学遂多持此论。汉博士诸生所作《王制》与《礼记·王制》未必乃同一种文献，因为“同名之作古今多有，不经过比较，就无法鉴定它们的关系”[49]。

3.郑玄：《月令》抄自《吕氏春秋·十二纪》,《中庸》系子思所作，《儒行》为孔子作。

郑玄《礼记目录》: “名曰‘月令’者，以其记十二月政之所行也。本《吕氏春秋》十二月纪之首章也。”又曰：“名曰‘中庸’者，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孔子之孙子思伋作之，以昭明圣祖之德。”又曰：“ 《儒行》之作，盖孔子自卫初反鲁时也。孔子归至其舍，哀公就而礼馆之，问儒服，而遂问儒行，乃始觉焉。”又论《王制》成书，曰“孟子当赧王之际，《王制》之作，复在其后”[50]。

4.沈约：《月令》取自《吕氏春秋》,《中庸》《表记》《坊记》《缁衣》取自《子思子》,《乐记》取自《公孙尼子》。《隋书·音乐志》：

沈约奏答曰：“窃以秦代灭学，《乐经》残亡。至于汉武帝时，河间献王与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以作《乐记》。其内史丞王定，传授常山王禹。刘向校书，得《乐记》二十三篇，与禹不同。……案汉初典章灭绝，诸儒捃拾沟渠墙壁之间，得片简遗文，与礼事相关者，即编次以为礼，皆非圣人之言。《月令》取《吕氏春秋》,《中庸》《表记》《防（坊）记》《缁衣》，皆取《子思子》,《乐记》取《公孙尼子》,《檀弓》残杂，又非方幅典诰之书也。”[51]

5.刘瓛：《缁衣》,《经典释文》引曰：“刘瓛云，公孙尼子所作也。”[52]

6.陆德明：《释文序录》承卢植、郑玄、刘瓛等说曰：“《礼记》者，本孔子门徒共撰所闻，以为此《记》，后人通儒各有损益。故《中庸》是子思伋所作，《缁衣》是公孙尼子所制。郑玄云，《月令》是吕不韦所撰。卢植云，《王制》是汉时博士所为。”[53]

7.孔颖达：关于《中庸》《缁衣》《月令》《王制》四篇的成书，又承陆说。

孔氏对《礼记》成书的具体考释，本书《文本考释章》有专节讨论。

8.魏徵：“吕不韦止是修古《月令》。”

贞观十年（636），魏徵答唐太宗如何践行《月令》: “太宗曰：‘但为政专依《月令》，善恶复皆如所记不？’魏徵又曰：‘秦汉以来，圣王依《月令》事多。若一依《月令》者，亦未有善。……’太宗又曰：‘《月令》既起秦时，三皇、五帝并是圣主，何因不行《月令》?’徵曰：‘计《月令》起于上古，是以《尚书》云“敬授民时”。吕不韦止是修古《月令》，未必始起于秦代。'”[54]即认为《月令》起于远古，吕不韦只是整理者。

9.张守节《史记正义》承袭沈约说：“其《乐记》者，公孙尼子次撰也。为《乐记》通天地，贯人情，辩政治，故细解之。以前刘向《别录》篇次与郑《目录》同，而《乐记》篇次又不依《郑目》。今此文篇次颠倒者，以褚先生升降，故今乱也。”[55]

10.徐坚《初学记》承袭卢植、郑玄、刘瓛、孔颖达等说：“ 《礼记》者，本孔子门徒共撰所闻也，后通儒各有损益。子思乃作《中庸》，公孙尼子作《缁衣》。汉文时，博士作《王制》，其余众篇，皆如此例。”[56]

11.朱熹：《檀弓》恐是子游门人作；又将《大学》分为经、传，经是“孔子之言，曾子述之”，传是“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 《中庸》是子思所作。

《朱子语类》: 《檀弓》恐是子游门人作，其间多推尊子游。[57]

《大学章句集注》：右经一章，盖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按：由“大学之道”至“未之有也”）其传十章，则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58]

《中庸章句集注》：右第一章（按：由“天命之谓性”至“万物育焉”）。子思述所传之意以立言……其下十章，盖子思引孔子之言，以终此章之义。[59]

12.顾炎武：《大学》成于曾氏门人。

《日知录》: 《论语》之言“斯”者七十，而不言“此”; 《檀弓》之言“斯”者五十有三，而言“此”者一而已。《大学》成于曾氏之门人，而一卷之中言“此”者十有九。语音轻重之间，而世代之别从可知已。（《尔雅》曰：“兹、斯，此也。”今考《尚书》多言“兹”,《论语》多言“斯”,《大学》以后之书多“此”。）[60]

顾氏认为《檀弓》成篇在《论语》后，然不会间隔太久，或早于《大学》。顾氏以语言学方法推断古籍成书时代，提供了一种考证古籍时代的有效途径，具有方法论意义。不过，先秦典籍流传至后世，由成篇至成书往往是漫长的过程，且经过多次的传抄、改写、润色，若仅依此法又远远不够。

13.孙希旦《礼记集解》共讨论其中23篇的作者，可分为六类。

（1）周末儒者所记6 篇：《曲礼》 《少仪》 《内则》 《玉藻》,“皆周末儒者各以其所传习者记之”[61]; 《檀弓》,“盖七十子之弟子所作”[62]; 《礼运》,“陈氏澔曰：疑子游门人所记”[63]。

（2）荀子作《三年问》: “又见于荀卿之书，盖其所作也。”[64]

（3）汉儒作9篇：《王制》,“《史记》言汉文帝‘令博士刺《六经》作《王制》，谋议封禅巡守事’，则此篇作于汉时明矣”[65]; 《祭法》,“《礼记》固多出于汉儒，而此篇尤驳杂不可信”[66]; 《冠义》 《昏义》 《乡饮酒义》 《射义》 《燕义》 《聘义》 《丧服四制》等，“疑皆汉儒所为”[67]“皆据《仪礼》正经之篇而言其义，其辞气相似，疑一人所作”[68]。

（4）推断作者及年代4 篇：《月令》,“马融辈以为周公所作者固非，而柳子厚以为瞽史之语者亦过也”[69]; 《郊特牲》,“篇首言贵诚尚少之义，又似承《礼器》而发其未尽之义，疑一人所作”[70]; 《经解》,“盖记者杂采众篇而录之者也”[71]; 《儒行》,“此篇不类圣人气象，……盖战国时儒者见轻于世，故为孔子之学者托为此言，以重其道。……恐亦非荀卿以下之所能及也”[72]。

（5）质疑《乐记》作者：“《史记正义》以为公孙尼子所作，未知何据。”[73]

（6）认为出自古《仪礼》2篇：《奔丧》《投壶》“皆《仪礼》之正经也”[74]。

孙希旦充分认识到《礼记》既非成于一时，亦非出自一人之手，无疑是正确的。

14.丁晏：《礼记释注》“《礼记》六国时作论”条提出“六国时人所撰集”：

《礼记》非汉儒作也。盖秦火未焚之前，六国时人所撰集也。《记》引《兑命》《尹吉》《太甲》《君臣》皆百篇古书，非汉人所见。又引《君奭》 “周田观文王之德”，亦与汉博士读异，故知出于秦火以前也。……七十子当春秋之季，而其后学者，则当六国时可知矣。……夫《乐记》出于《公孙尼子》，而记子夏对魏文侯事，则为六国时明矣。孔颖达《正义》谓“檀弓在六国之时”“以仲梁子是六国时人”。《诗·定之方中·正义》引《郑志》:“仲梁子，先师说鲁人，当六国时。”《郑志》答临硕曰：“孟子当赧王之时，《王制》之作，当在其后。”又《王制》 “周尺”注曰：“六国时多变乱法度。” 《正义》引皇侃曰：“六国时，或将万为亿，故曰万亿。”是《王制》亦六国时作。……《月令》吕不韦所修，即秦庄襄相也。《中庸》子思所撰，则鲁缪公师也。《三年问》荀子所著，则楚兰陵令也。……邾娄考公之丧，穆公县子之问，皆六国时之君。故曰六国时人所撰集也。[75]

王锷指出，丁氏“将《礼记》四十九篇看作一个整体，是不对的”,“就每篇而言，基本是六国时即战国时期人所作，但四十九篇编纂成一书，非战国时人所为也”[76]。

15.吕思勉：《经子解题》讨论了《王制》等6篇的成书问题。

《王制》：案《史记·封禅书》: “文帝使博士诸生刺取六经作《王制》。”……卢说是也。[77]

《月令》：蔡邕、王肃以此篇为周公作，盖即以其出于《周书》。郑玄则以其令多不合周法……要之古代自有此种政制，各家同祖述之，而又颇以时制改易其文耳。[78]

《明堂位》：篇中盛夸鲁得用王礼。……此篇盖鲁人所传也。[79]

《哀公问》 《仲尼燕居》 《孔子闲居》：此三篇文体相类，盖一家之书也。[80]

吕先生论《王制》成书值得商榷，论其他5篇成书可从。16.王国维：大、小《戴记》源自“古文先秦旧书”。

《汉书·景十三王传》:“河间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案：《汉志》及《说文叙》皆云孔壁中有《礼记》，乃谓《礼古经》五十六卷。此既言《礼》，复言《礼记》,《礼》盖谓《礼经》,《礼记》盖谓《汉志》 “礼家《记》百三十篇”之属。……献王所得《礼记》，盖即《别录》之古文《记》。是大、小《戴记》本出古文。《史记》以《五帝德》 《帝系姓》 《孔子弟子籍》为古文，亦其一证也。[81]

王国维认为大、小《戴记》的作者是先秦学者。

17.郭沫若：《乐记》,“主要的文字仍来自《公孙尼子》”;《礼运》,“是子游氏之儒的主要经典”“是孔子与子游的对话”。

郭氏《公孙尼子与其音乐理论》曰，“今存《乐记》取自公孙尼子，沈约与皇侃既同为此说，大约《公孙尼》原书在梁时尚为完具。……今存《乐记》，也不一定全是公孙尼子的东西，由于汉儒的杂抄杂纂，已经把原文混乱了。但主要的文字仍来自《公孙尼子》 ”。并推测公孙尼子是孔子弟子公孙龙：“我疑心七十子里面的‘公孙龙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三岁’的怕就是公孙尼。龙是字误：因为有后来的公孙龙，故联想致误。尼者泥之省：名尼字石，义正相应。”[82]则《乐记》就与孔子关系紧密。郭氏《儒家八派的评判》认为，《大学》是“‘乐正氏之儒’的典籍”[83],《学记》也是“乐正氏所作”[84]；还坚信《礼运》出自子游后学，“毫无疑问，便是子游氏之儒的主要经典。那是孔子与子游的对话”,“那不必一定是子游所记录，就在传授中著诸竹帛也一定是经过了润色附益的。但要说孔子不能有那样的思想，子游也不能有那样的思想，那是把它的内容太看深远了”[85]。即认为《乐记》 《学记》 《大学》 《礼运》等皆为七十子后学所作。

18.沈从文：《礼记》成书于战国。

顾颉刚《新出土文物与文献之结合》曰：“沈从文……并谓所发墓葬，其中制度，凡汉代者，以《礼记》证之皆不合；凡春秋、战国者，以《礼记》证之皆合；足证《礼记》一书必成于战国，不当属之汉人也。”[86]以考古发现佐证《礼记》内容而推断成书年代，“不失为一种很有说服力的研究方法，但尚不能从文献本身来解决问题”[87]。而且，又将其成书与具体成篇混为一谈。

19.王梦鸥：《礼记今注今译》几乎于《礼记》每篇篇目之下论其成篇，主要观点是认为其大多数或系汉儒所作，或系汉儒所编。

（1）明言12篇成于汉代：《曲礼》,“汉代儒者收拾残余的文句和前人的传记合编为一”[88];《王制》,“汉代初年，有些学者鉴于秦朝的灭亡，想另拿出一套建国的纲领来替代秦朝的暴政，这当是其中之一”[89];《曾子问》,“篇中时用汉世《公羊》学者遗说，故亦可疑为汉儒杂剟古记，间又渗以当时议礼的文章而成者”[90];《礼运》,“疑其写作时代当在西汉时代”[91];《礼器》,“既引述《礼运》《郊特牲》之文，则其写作时代又当在后，不能与之同时而语”[92];《郊特牲》,“颇似西汉经师所为《礼经》章句之散策而汇辑为一篇者。……西汉自武帝至于昭宣之世，齐学称盛；其学说多涉及阴阳五行，本篇与《礼运》之所记者，殆颇近之”[93];《内则》“养老”部分，“显然是《王制》的复简”[94];《玉藻》,“唯上从‘冠’‘冕’下至男女衣服带韠之制度，自余饮食趋走坐立之仪文，疑为汉儒解说《曲礼》之传记所合糁者”[95];《丧服小记》,“似是有关丧服的散策被汇编于一处。自汉武兴学以后，说丧服的儒者有不少的专家”[96];《大传》,“列于《丧服小记》之后，且其中文句颇有相同者，故前人多疑其与《小记》有关，皆为《仪礼·丧服》篇之传记”[97];《乐记》,“大抵是汉世儒者杂剟先秦旧籍，将有关乐论的记述汇编为一。方其编入《史记》时，原文尚较完好，到了《礼记》则更显得错乱颠倒”[98];《深衣》,“所谓‘五法’之言，实受阴阳五行思想之支配，由此推测，此讲义之文，当不早于魏相时代”[99]（魏相曾任汉宣帝丞相）。

（2）据其说可推断为汉代者7 篇：《少仪》,“与《曲礼》 《内则》互为出入，且有雷同处”[100]; 《杂记》,“其中有与《檀弓》相类者，亦有似为《玉藻》脱简者”[101]; 《仲尼燕居》,“《家语》则两篇为一，说事皆同，而篇名‘论礼’”[102]; 《孔子闲居》,“其文亦收载王肃《家语》中，说礼而近于玄，颇为后人所诟病。但其中引诗，断章取义，文字往往与今传之《毛诗》不同，可从而看到汉代的《诗经》是怎样的”[103]; 《祭义》，篇名“早见于西汉韦玄成等人的奏议。但其文句，或存或不存，可藉以知此非古《祭义》之原文”[104]; 《问丧》,“其文辞有的仿自《檀弓》篇，有的仿自《杂记》篇，而语法又比那两篇来得繁些，可见是晚出的作品”[105]; 《昏义》,“ 《汉书》八十一载匡衡奏疏，极言人事与天文相感应之理，其大旨发自《礼运》篇。按匡衡与二戴同出于后苍，故此节言昏义，与匡疏如出一辙”[106]。

王氏讨论《礼记》成书，因受疑古思想的影响，认为多数篇成书于汉代。

20.钱玄：《月令》《王制》系秦汉人所作，其他“多数篇目大致撰于战国时期”。

大、小戴《礼记》中有明显为秦汉之作。如《小戴礼记》中之《月令》 《王制》,《大戴礼记》中之《盛德》 《明堂》 《保傅》 《礼察》等。……除可以确定为西周文字及秦汉人所作之外，多数篇目大致撰于战国时期，约公元前四世纪中期至前三世纪前期之间。即后于《仪礼》十七篇及《论语》的著作年代，而早于《孟子》 《荀子》的著作年代。[107]

钱氏论《月令》《王制》的成书时代值得商榷，而推断《礼记》其他篇成书于战国年代，大体值得肯定。

21.沈文倬：《略论礼典的实行和〈仪礼〉书本的撰作》将《孟子》《荀子》与《礼记》的相关文字加以比勘，认为二者抄袭《礼记》：

二《礼记》与《荀子》相同之文是荀况抄袭二《礼记》，二《礼记》礼类诸篇成书在《荀子》前。

《孟子》《荀子》书中都援引二《礼记》原文，他们手中都有单篇传抄的《记》文书本。《孟子》《荀子》的开始撰作即是二《礼记》撰作时代的下限。孟轲早于荀况，自当以《孟子》为准。二《礼记》礼类诸篇撰作时代的下限，不会晚于周赧王初年（鲁平公之世）。

二戴所辑《礼记》现存八十五篇，除了可以确定为秦汉人所作以外，政类、学类并《乐记》等三十多篇撰作较早，约在鲁穆公时；礼类三十九篇撰作较晚，约在鲁康公、景公之际。[108]

沈先生的论述符合先秦，乃至秦汉期间一般文献的写作特点，其推理方法值得借鉴。

22.任铭善：《礼记目录后案》考辨了18篇的作者或成书年代。

（1）认为汉儒辑录3 篇：《曲礼》,“盖出之西汉儒者之摭拾，且杂出汉人之制”[109]; 《檀弓》,“盖当为汉儒辑七十子之门人所尝记闻者，又颇采逸礼经记之文”[110]; 《学记》,“汉人所作，言学之义则精，考学之制则托古而难据”[111]。

（2）认为先秦3 篇：《王制》,“本之《孟子》,……此《王制》非文帝《王制》至明”[112]; 《月令》,“禁烧灰正商鞅刑弃灰之律，重马政而后黻冕，吕氏所著为秦人《月令》无疑”[113]; 《三年问》,“荀子所作，在《荀子·礼论》篇，为《礼记》者刺取而钞合之”[114]。

（3）推断作者、年代或成篇方式 7篇：《曾子问》,“皆曾子问于孔子者，而子游问一事、子夏问二事附之。盖曾子弟子所记也”[115]; 《文王世子》,“以诸篇官名考之，盖为《周官》之学者所记也”[116]; 《礼运》,“称仲尼而名言偃，疑子游所自记也”[117]; 《丧服小记》,“此篇是传注之体，盖前人治《丧服经》者随文为记。而‘别子为祖’一章，‘从服’一章，乃释子夏《丧服传》之文，明作者在子夏后。又有杂记虞、祔、奔丧诸礼，及刺取《大传》之文者，又后人所钞撮也”[118]; 《大传》,“是篇有直引《丧服子夏传》之文者” “有伸《丧服传》义者” “有条理《丧服传》文者” “是知《大传》之作在子夏后”[119]; 《祭义》,“黔首秦人语，则此记秦汉人所作也”[120]; 《大学》,“盖亦七十子门人所记”[121]。

（4）以《坊记》 《表记》 《缁衣》为一人所作：《坊记》,“此篇记文义例与《表记》 《缁衣》相同，……《表记》 《坊记》 《缁衣》通出一人可知矣”[122]; 《表记》，文体“与《坊记》 《缁衣》通为一人所作，而《缁衣》又《表记》之下篇”[123]; 《缁衣》,“既与《表记》为一，则记者通为一人”[124]。

（5）质疑出自孔子2篇：《经解》,“此篇所云六艺之政教，非孔子之言，而后人托之者也”[125];《儒行》,“末世儒者将以自尊其教，谓孔子之言，殊可疑”[126]10。

任氏论诸篇作者或时代，多言“盖”字，持论谨慎。

23.李学勤：“《中庸》一篇的确是子思的作品”,“《坊记》《表记》《缁衣》颇可能也出于子思，至多是其门人所辑成”。

李氏撰有《子思和〈中庸〉》《子思子》《〈乐记〉的作者》《荆门郭店楚简中的〈子思子〉》《释郭店简祭公之顾命》《先秦儒家著作的重大发现》《从简帛佚籍〈五行〉谈到〈大学〉》《郭店简与儒家经籍》《郭店简与〈礼记〉》《郭店简与〈乐记〉》《郭店楚简儒家典籍的性质与年代》等文，皆涉及《礼记》成书问题。《子思和〈中庸〉》曰：

《五行》的发现，证明了什么是《荀子·非十二子篇》所批评的思孟五行之说，并在《中庸》《孟子》书中找出这个学说的痕迹，由此得以确定《中庸》一篇的确是子思的作品。

《孔丛子·居卫》云子思困于宋，“于是撰《中庸》之书四十九篇”。据此，《中庸》又是子思著作的统称，可能是因为该书以《中庸》一篇冠首之故。[127]

李氏还认为沈约关于《中庸》 《表记》 《坊记》 《缁衣》皆取自《子思子》说“应有所据”，而且，“四篇作者是传述孔子而加以申论，其时代接近于孔子” “ 《坊记》 《表记》 《缁衣》颇可能也出于子思，至多是其门人所辑成”（《子思子》）[128]。并据郭店楚简，“推论《大学》确可能与曾子有关”（《先秦儒家著作的重大发现》）[129]。李氏结合新出土文献，采用“二重证据法”，打破以往单纯以传世文献互证的局限，极有说服力。

24.吕友仁：认为“从整体上来看，《礼记》应该定位为先秦的作品”[130]，并认为仅6 篇可确定作者：“目前学者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乐记》，公孙尼子作；《坊记》 《中庸》 《表记》 《缁衣》四篇，子思作；《大学》，依朱熹所说：‘经一章，盖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传十章，则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能够指出作者者，仅此六篇而已。”[131]

25.彭林：《礼记》各篇皆为先秦作品。

彭林将《礼记》分为三类：“第一类为传经而作”，包括《冠义》 《昏义》 《乡饮酒义》 《射义》 《燕义》 《聘义》 《投壶》 《郊特牲》 《祭法》 《祭义》 《祭统》 《深衣》等 12篇，“当作于先秦” “年代当与《仪礼》相左右”; “第二类为泛论礼意而作”，包括“郑玄所列通论十六篇”（《檀弓上》《檀弓下》 《礼运》 《玉藻》 《大传》 《学记》 《经解》 《哀公问》 《仲尼燕居》《孔子闲居》 《坊记》 《中庸》 《表记》 《缁衣》 《儒行》 《大学》）与《乐记》《礼器》，凡 18篇，“诸篇当作于战国”; “第三类记述《礼经》之外的礼制”，包括《月令》 《名堂位》 《文王世子》 《内则》 《曲礼上》 《曲礼下》《王制》 《少仪》 8 篇，“也应该是先秦的作品”[132]。然而，《曾子问》 《丧服小记》 《杂记上》 《杂记下》 《丧大记》 《间丧》 《服问》 《奔丧》 《间传》 《三年间》《丧服四制》11篇，彭氏未言归入某类，推测其意，当归入“第一类为传经而作”。

26.龚建平：《大学》 《礼运》 《乐记》 《学记》 《礼器》等皆有秦汉特色，其他篇多出于先秦：“除了《中庸》以及与其相关的《坊记》 《表记》《缁衣》三篇保有较多先秦色彩，《大传》 《丧服小记》等记宗法制度的作品，和相关礼的制度细节的记述以及阐释《仪礼》的诸篇如《冠义》 《昏义》 《乡饮酒义》 《射义》 《燕义》 《聘义》 《祭义》等篇，应出于先秦外，其余《大学》 《礼运》 《乐记》 《学记》 《礼器》等篇已有较浓厚的秦汉特色。”[133]

27.王锷：其《礼记成书考》将《礼记》的编纂成书与各篇的写作“成篇”分开讨论；认为各篇分别作于春秋末至战国前期、战国中期、战国中晚期和晚期三个时期。

（1）春秋末至战国前期文献14 篇：《哀公问》 《仲尼燕居》 《孔子闲居》《儒行》 《曾子问》 《大学》 《学记》 《坊记》 《中庸》 《表记》 《缁衣》 《乐记》 《曲礼》 《少仪》。其中，《哀公问》 《仲尼燕居》 《孔子闲居》 《儒行》是孔子的作品；《曾子问》 《大学》是曾子的作品；《坊记》 《中庸》 《表记》《缁衣》是子思的作品；《乐记》是公孙尼子的作品；其余3 篇作者不详[134]。

（2）战国中期文献19篇：《奔丧》 《投壶》 《丧服小记》 《大传》 《杂记》 《丧大记》 《问丧》 《服问》 《间传》 《三年问》 《丧服四制》 《祭法》《祭义》 《祭统》 《王制》 《礼器》 《内则》 《玉藻》 《经解》。《奔丧》 《投壶》,《礼古经》之逸篇；《丧服小记》 《大传》 《杂记》 《丧大记》 《问丧》《服问》 《间传》 《三年问》 《丧服四制》,“专门论述丧葬礼之作”; 《祭法》《祭义》 《祭统》,“论述祭祀礼之作”; 《王制》 《礼器》 《内则》 《玉藻》《经解》,“泛论先秦礼制之作”[135]。

（3）战国中晚期、晚期文献 13篇：《深衣》 《冠义》 《昏义》 《乡饮酒义》 《射义》 《燕义》 《聘义》是战国中晚期文献；《文王世子》 《礼运》 《郊特牲》是战国时撰写、至“战国晚期整理而成的文献”; 《檀弓》 《月令》《明堂位》是战国晚期的文献[136]。

王锷积极利用新出土文献作为“二重证据”考稽前贤观点，其说具有较高可信度，是此类研究的一部杰作。总之，《礼记》各篇成书问题的最终解决，虽然仍有待进一步的考证以及新材料的发掘，但可以确定的是：诸篇基本成于春秋战国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