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礼记》研究文献综述

自西汉戴圣编纂成书，其后刘向《别录》的分类，东汉马融《礼记注》、卢植《礼记解诂》、郑玄《礼记注》《礼记目录》的撰述与传授，《礼记》学逐渐走向繁荣。直至满清，《礼记》学著述汗牛充栋。

进入二十世纪，儒学尤其是礼学作为封建礼教的代名词，成为新文化运动的讨伐对象，《礼记》学遭受前所未有的挫折与挑战。不过，仍有一批著述值得关注，如钱基博《礼记约纂》、叶圣陶选注《礼记》、刘咸炘《礼记温知录》、蔡介民《礼记通论》、任铭善《礼记目录后案》等。至五十年代，出于政治、学术等原因，礼学遭大陆学术界冷落，几乎无人问津。所幸改革开放以来，学术事业繁荣发展，礼学日益受到重视，产生了一批高质量的成果，如沈文倬《略论礼典的实行和〈仪礼〉书本的撰作》（1979），杨向奎《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1992），钱玄《三礼通论》（1996），钱玄、钱兴奇《三礼辞典》（1998），沈文倬《宗周礼乐文明考论》（1999）等。新中国成立之前的礼学著作也得以整理出版，如顾颉刚《周公制礼的传说和〈周官〉一书的出现》（1979）、任铭善《礼记目录后案》（1982）、洪业等《礼记引得》（1983）。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一批研究生，以“三礼”为学位论文选题发表或出版了系列成果[61]。进入二十一世纪，以“三礼”为选题的学位论文大量涌现，以《礼记》为例，有龚建平《意义的生成与实现：〈礼记〉哲学思想》（2005）、王锷《〈礼记〉成书考》（2007）、曾军《义理与考据——清中期〈礼记〉诠释的两种策略》（2009）等。

据统计，由汉至二十一世纪初，古今中外学者研究《礼记》及其具体篇章的专著有八百余部，论文近千篇[62]，近二十年来，《礼记》研究愈加得到重视并取得丰硕成果。可从六个方面简要梳理《礼记》学成果。

1.对《礼记》诸篇的分类

《四库全书总目》曰：“案《礼记》诸篇之分类，自刘向《别录》首肇其端，……其后魏有孙炎，复改易旧本，以类相从。而唐魏徵亦以《戴记》综汇不伦，更作《类礼》二十篇，……至宋朱子尝与吕祖谦商订‘三礼’编次，欲取《戴记》中有关于《仪礼》者附之经，其不系于《仪礼》者仍别为记。其大纲存于文集。而晚年编次《仪礼经传通解》，则其条例与前所订又有不同。元吴澄作《三礼叙录》，别《投壶》 《奔丧》补《仪礼》之经，《冠》 《婚》 《乡饮》 《燕》 《射》 《聘义》为《仪礼》之传。其余三十六篇为通礼者九，为丧礼者十有一，为祭礼者四，为通论者十二。”（《礼记章句》十卷条）[63]大致梳理了清前《礼记》分类情形。明末清初，重编《礼记》的重要著作有刘宗周《礼经考次》、李光地《礼记纂编》。现代有梁启超将大、小《戴记》合并分类，还有王文锦《经书浅谈》、高明《礼学新探》、夏传才《十三级概论》的分类，对今日研究均有启发。

2.对《礼记》经文的注解，包括校勘、训诂、注音等

此为“ 《礼记》学研究的主流，成绩最为突出”[64]。代表性著述有卢植《礼记解诂》、郑玄《礼记注》、王肃《礼记注》、皇侃《礼记义疏》、熊安生《礼记义疏》、陆德明《礼记音义》、孔颖达《礼记正义》、卫湜《礼记集说》、陈澔《礼记集说》、王夫之《礼记章句》、阮元《礼记校勘记》、王引之《经义述闻·礼记》、孙希旦《礼记集解》、朱彬《礼记训纂》等。今人王梦鸥有《礼记要籍斟订》 《礼记斟订》、杨天宇有《郑玄〈三礼注〉研究》等。

3.对《礼记》思想文化价值的研究

时至两宋，探讨《礼记》思想的论文、论著逐渐增多，如论《大学》《中庸》《礼运》的政治思想、《学记》的教育思想、《乐记》的音乐思想等。朱熹《大学章句》《中庸章句》、康有为《礼运注》等为此类翘楚。当代学界主要从哲学、文化思想层面研究《礼记》者，如邹昌林《中国礼文化》（2000）、勾承益《先秦礼学》（2002）、龚建平《意义的生成与实现：〈礼记〉哲学思想》（2005）等。

4.对《礼记》成书的考证

《礼记》成书问题一直是关注的焦点。章太炎《经学略说》曰：“ 《礼记》最难辨别，其中所记，是否为古代典章制度，乃成疑窦。”[65]两汉以来，学界主要有戴圣编纂说、叔孙通编纂说、成于六国说、汉人伪托戴圣说、马融和卢植删定说、汉儒编辑说、河间献王之徒编纂说等。戴圣编纂说始于郑玄[66]，学界以此说为主流。杨天宇《论〈礼记〉四十九篇的初本确为戴圣所编纂》考据严密，力证戴圣编纂说[67]。关于大、小《戴记》之关系，则围绕戴圣有无删《大戴礼记》成《礼记》而众说纷纭。王锷《〈礼记〉成书考》结合新出土文献考稽传世典籍，将《礼记》成书与其单篇成篇分开讨论，认为分别作于春秋末至战国前、作于战国中期与作于战国中晚期和晚期，后由戴圣编纂成书。吕友仁《〈礼记〉成书管窥》（《〈礼记〉研究四题》）调查汉宣帝以前十部典籍征引《记》文情况以考辨《礼记》成书。

5.今人对《礼记》的校注、译注

二十世纪以来，对《礼记》的整理译注取得较大成就。杰作主要有叶圣陶选注《礼记》（1938），王梦鸥《礼记选注》（1968）、《礼记今注今译》（1978初版，1984修订），王文锦《礼记译解》（2001），钱玄等注译的《礼记》（2001），杨天宇《礼记译注》（2004），陈戍国《礼记校注》（2004），吕友仁《礼记全译》（2009修订）、《礼记讲读》（2009），丁鼎《礼记解读》（2010）等，有利于《礼记》的普及与研究。

6.关于《礼记》学史的研究

此类研究也推出了一批重要成果：高明《礼学新探》（1984）、杨天宇《经学探研录》（2004）、濮传真《北朝〈二戴礼记〉学》（2002）、李云光《三礼郑氏学发凡》（2012）、吕友仁《〈礼记〉研究四题》（2014）、潘斌《宋代〈礼记〉学研究》（2010）、《20世纪中国三礼学史》（2016）、瞿林江《〈钦定礼记义疏〉研究》（2017）、华喆《礼是郑学：汉唐间经典诠释变迁史论稿》（2018）、朗文行《民国时期〈礼记〉研究考论》（2019）等。

近年来关于《礼记》学资料整理出现了一批重要成果，如王锷《三礼研究论著提要》（2001初版，2007增订）、《礼记郑注汇校》（2020），林庆彰《民国时期经学丛书》（2008—2009），耿素丽、胡月平《民国期刊资料分类汇编·三礼研究》（2009），为研究工作提供了便利。此外，还有学者从文学、语言学、文化人类学、伦理学等角度进行《礼记》研究，也取得一批重要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