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引言

1.1 困惑：问题的提出

多年前，我在安徽省的一所省级示范高中做语文老师。那时的教学任务很重，我带两个班，每个班七八十人，有早自习、晚自习，周六还要补课。老师们从高一开始就围绕高考进行备课，考什么就讲什么。高三时，黑板前面会有高考倒计时的标志，提醒学生要更加努力。学生们早已习惯了这种高强度的学习，每日都在为分数拼搏。教师们也在为分数而教，因为教师的价值是通过学生的成绩体现的。每次高考过后，我都有放松的感觉，我常对别人说，“和学生一起高考”。因为我知道这些孩子中很大一部分都来自农村，他们把高考当作改变命运的唯一之路。印象最深的是在高三年级，有时上课的时候会有学生突然站起来，一开始我还会说，老师并没有让你们站起来呀。他们就说，老师我太困了，又不想睡着，错过您讲课，所以就站起来，防止自己睡着。看着学生们由于长期熬夜而略显疲惫的面容，我不知道说什么好，只好默许了这种行为。我知道，不让他们熬夜是不可能的，在那种氛围中，每个人都拼尽全力为高考，我有什么理由不让他们为自己的命运拼搏？那时候的授课完全以高考为目标，上课举的例子也是某某年曾经考过的题。高三的时候，我们会参考考试大纲来复习，只复习那些要考的，比如标点符号并不是年年考，那我们只在考的那年才复习它。

我自以为是一个负责任的老师，也是一个具有新理念、新思想的语文老师，在语文教学中也力争互动和趣味性，与学生的关系也非常和谐。因为我知道一个语文老师所肩负的是除知识以外的责任，我也实践着“大语文教育”的理念。但是高三的最后一个学期，那只是为高考而准备的，所有的时间都只用来复习，准确地说，我们不是在上“课”，而是在复习。高考考什么我们就复习什么，揣摩着高考要考什么，我们好准备什么。为了让学生得到一个好成绩，实现他们多年的夙愿，我也被迫研究高考的评分标准，比如在讲解作文时，会教学生一些技巧，目的是答案符合高考作文的评分标准，以求拿到高分。我想我应该是一个比较称职的语文老师，认真负责，勤于探索，并还在比较年轻的时候拿到中学高级教师的职称。但我总感觉缺了一点什么，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重复性工作让人困惑：教师到底要教什么？为了什么而教？

作为一名高中语文老师，我还有一个萦绕心中多年而无解的问题：语文是被打入冷宫的所谓主科，它的地位根本不能与英语、数学相提并论（虽然它们在高考中的分值是一样的）。英语作为一门外语，它的强势早已盖过了语文，这是一种大趋势，怨不得学生。可是作为一名语文老师，除了成绩，我更关心的则是学生语文素养的培养。语言的习得是一个长期潜移默化的过程，民族语言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家园。它是民族文化的根，有了这个根，一个人才不会成为精神上无家可归的流浪者。一位同学曾经直言不讳地说，老师，英语更有用呀！我想“有用”或许是这个看似无解问题的“答案”：大学生们只有通过英语四级才能拿到文凭；研究生们废寝忘食地在图书馆甚至专业课上手捧英语书，为将来的出国做准备；孩子们更是不能输在起跑线上，被父母逼着或领着上各种英语培训班；学者们的论文也是发表在英文期刊上的更有价值……现实生活中，英语好的人似乎更能挣钱，在单位好像也更吃香。这种“有用”就像磁铁一样吸引着社会各个阶层和各个领域的人，社会上少儿英语班如火如荼，英语培训机构更是遍地开花，甚至连某些老年大学里都开办了英语班——这种全民学英语的劲头不知是该喜还是该忧？而语文则是可有可无的东西，中国人谁不会说中国话呀！学生对它的不重视似乎也有了理由。作为一名语文老师，我常想：什么才是有用的知识？我们究竟要让学生们学什么？他们为什么愿意学？

对这些问题或说困惑的回答事实上要涉及教育的几个基本问题，即教育的本质和目的、教育价值观及教育与社会文化的关系。后来我离开中学教师岗位继续考研考博，由于做过多年教师，我始终对教育问题特别关注，但真正对教育进行深入思索则是上博士以后了。考虑到自己有多年从教的经验，对学校比较熟悉，所以就有意把博士论文的选题定在教育这个领域上。2013年的时候，一位朋友的孩子初中毕业以后不愿继续上学，辍学在家，要自己创业。他曾经对在大学做教师的父母说，我就是读书读到博士，不也就和你们一样吗？也没有很多钱，而我现在就要做生意赚钱。作为高级知识分子的父母并没有强势反对，在和孩子谈心后默许了他的决定，也愿意支持他创业的计划，他们的态度让我很受震撼。后来又在媒体上看到相声演员郭德纲让他上初中的儿子放弃中考，辍学学相声的报道，由此引起社会关注。有人担忧他违反了《义务教育法》，有人称赞他是为儿子打造了一条更适合成长发展道路的“好父亲”。还有更早更著名的“童话大王”郑渊洁自编教材，让儿子郑亚旗自小学毕业后就一直在家上学。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兴趣引发我上网收集相关资料，竟然发现在中国，最近十多年来，不让孩子去学校而自己在家教授孩子的家长已不在少数，他们还成立了“在家上学联盟”等多种形式的互助网站，大家互通资源信息，互相帮扶支持。像“孟母堂”这样的私塾、学堂更是遍地开花，遍布中国多个省市，它们又被称作“现代私塾”。而在国外，像美国的在家上学人数已超过两百万，达到一定规模并且有法律保障。我马上就被这四个字吸引，一系列疑问也接踵而来：是什么人选择在家上学？他们为什么会选择在家上学？在家上学这种教育形式在中国是怎样的？有什么特色或者说与国外不一样的地方？这种教育形式为什么会在当代中国出现？深层的社会、文化、时代因素是什么？它与中国古代私塾的异同是什么？等等。我的想法是，通过对它的研究可以从理论的高度对教育的目的、本质等进行探索，有助于解决我以前做中学老师时的困惑。于是我很快就决定把它作为我的研究对象——中国式在家上学。

确定了研究对象，接下来就是田野点的确定。我在收集文献的过程中发现，中国式在家上学有着与国外在家上学不一样的地方，即在家上学的定义在中国还处在概念不清、界定不明确的状态。“在家上学”（homeschooling）一词最早出现在美国教育家、作家John Holt的Growing without Schooling杂志中，也被称作“在家教育”或“在家学习”，它是指孩子们在家，主要由父母有时由家庭教师来进行教育，而不是在一所正规的公立或私立学校接受教育。而在我国却还有着另一种形式，民间自发组织在家上学联盟（又称“不上学联盟”或“非学联盟”）在2012年和2013年举行了全国性的交流会议，并且在2013年的交流大会上达成“中国在家上学北京共识”。共识认为，在家上学（homeschooling, home education）是指在正规的学校教育之外，儿童在家自学，家长自行教授或延师施教，家长组织微型学校、私塾等施行教育的形式，是一种非学校化的、家长自助的教育类型。可以看出，中国式在家上学除本义以外，还有另一类形式，就是以学堂、私塾的形式存在。熊丙奇认为，国外在家上学，是真正意义的“在家”，由孩子的父母（或其中一方）进行辅导、教学，且父母拥有相应的教学资格，父母不能教授的课程，则聘请家教，或者通过网上课程学习；而国内的在家上学，基本上还是学校形态，诸如私塾、学堂，是父母把孩子送到一个地方集中学习。据21世纪教育研究院的统计，截至2012年年底，中国大陆共有实体书院591家，网络虚拟书院100多所。华德福学校有119家，教会学校近200所。整个中国大陆非学校化教育形态（含幼儿教育）的总人数约在10万人以内。由于参与这种形式的孩子人数众多，且是中国独有的形式，因此我把它确定为研究的主要对象，并且给它定义为中国式在家上学，以区别美国原汁原味的教学形式。

我的田野点R学堂就是这样的一所小学堂。它本是一个4个孩子的家长互助式的在家上学，经过短短几年时间，迅速发展成一个两百多人的上规模学堂。这引起了我的注意：这所学堂的魅力或说吸引力是什么？为什么能吸引这么多家长？在下田野前，我的预设是这些孩子有可能是由于户籍原因不能上北京的公立学校，迫不得已家长才选择了这样一所学校，但调查的结果却完全出乎我的意料，107名参加调查的孩子（除去上幼儿园的孩子），除3人是国外户籍外（日本、澳大利亚和美国）, 84人是北京户籍，占比达79%，他们完全可以上一所公立学校，而上R学堂，是他们主动选择的结果。此外，在研究的过程中我还发现，这所学堂的学生没有学籍，完全靠家长自行解决或者挂靠在农民工子弟学校。这个发现更引发了我的好奇：这样一所非主流无学籍的学校靠什么让家长心甘情愿地把孩子送进来又能大力支持？为了回答这些，当然需要系统的田野调查和思考。显而易见，R学堂的名字具有明显的复古色彩，课程设置中又有许多传统文化的课程，如一到六年级都有的“经典诵读”课等，所以又有人称这类学校为“现代私塾”。但同时，无论是R学堂的创立人还是家长群体，都拥有较高学历，经济上衣食无忧，有一定社会地位，许多人甚至出国学习或生活过，属于现代社会中的中产阶层，而且他们逃避公立学校自设学堂或把孩子送到学堂又是因不满延续千年的、把考试成功与未来的成功及拥有金钱、地位联系在一起的教育目的观。一方面，热衷和继承着传统文化；另一方面，又在反抗着传统文化，这看似矛盾的背后究竟存在着怎样的制约因素，它是不是中国式在家上学的独特特征。因此，本书力争去回答的问题是：在“传统”和“时代”之间，文化的继承与发展在R学堂的产生发展过程中起了怎样的作用。由于目前在中国还没有人对这类“中国式在家上学”进行过系统研究，所以本书的研究就更有必要性和紧迫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