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研究结果分析

一 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结果分析

为了检验各量表的合理性，根据最终收集到的数据又重新对每一个量表都进行了探索性因子分析与验证性结构分析，进一步优化分析的指标与结构。政治制度认同问卷中的人大制度认同与政党制度认同均包含了情感性认同、合法性认同、合理性认同、实效性认同和现实性认同五个子维度；国家认同主要包含政治自豪感、文化自豪感、身份认同、符号认同、无批判性爱国与建设性爱国六个具体维度；政党认同包括去个性化认同、吸引力认同与建设性认同三个方面；政府认同包括对政府工作的满意度、对政府的信任度、对相关政策的信心与意愿三个大的部分；政治参与主要包括网上政治参与和网下政治参与两大维度。按照各量表的结构，可以将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结果的具体情况简化后如表1-1所示。

表1-1 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结果平均分统计

续表

（一）大学生政治认同总体上处于中等认同水平

大学生对于政治系统的四个方面均表现出了中等或中等偏上的认同水平，得分在54～72分之间。国家认同得分最高（72分），政府认同得分最低（54分），政党认同的得分也处于中等偏上的水平（63.7分）。政治制度认同总分为56.885分，其中政党制度认同得分较高（60.25分），人大制度认同得分为53.52分。根据总体认同得分，从性质方面来看，当代大学生在长期的政治社会化过程中建构起了对政治系统较为认同与支持的政治态度，其中对国家和政党的归属感、认同感尤为强烈；但从认同的程度来看，当代大学生的政治认同总体上还处于中等水平，作为即将进入社会建设的主力军以及未来政治发展方向的代表，他们的政治认同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与必要。

（二）大学生对政治系统运行的内容合法性认同较高，形式合理性认同较低

任何事物都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体，掌握政治权力、承担政治责任的政治系统也不例外。任何一个政治系统只有兼具了内容上的合法性与形式上的合理性才能最终赢得民心，保持政治秩序的稳定。合法性实际上就是政治系统的实质正义，指向的是这一政治系统的终极价值关怀，反映的是价值理性，如公正、平等、自由、公共利益等。合理性则是一种形式正义和程序正义，要求政治系统能够以一套公正、透明的程序来实现实质正义所指向的价值关怀，强调政治系统在行使政治权力过程中的形式、程序的规范性。内容合法性与形式合理性二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政治系统稳固运行的基础，其中内容合法性是根本与核心，形式合法性则是前提与保障。通过对具体认同指标分析，发现在涉及政治系统的合法性、工作的实质性内容方面，大学生的评价都非常高，而对于政治系统运行过程中的合理性、形式规范性等方面则给予较低甚至是负面的评价，正是形式合理性方面的低认同拉低了认同总分。

以政治制度认同为例，不管是对于我国的人大制度还是政党制度，在合法性、合理性、实效性、现实性四个评价子维度中，大学生对于这些制度的合法性认同都比较高（人大制度合法性认同为57.27分，政党制度合法性认同为61.22分），对于制度的合理性评价则处于四个子维度中最低（人大制度合理性认同为38.75分，政党制度合理性认同为55.61分），最终拉低了对于各政治制度的认同总分。大部分大学生都感受到我国政治制度的民主、正义性，比如，47.3%的大学生对“我国现在是人民民主专政国家”表示肯定，其中肯定的大学生比率是否定比率的1.9倍。对于“在我国人大制度的保证下，人民会越来越成为国家的主人”这一说法有44.2%的大学生表示肯定，其中肯定的大学生比率是否定比率的1.7倍。但是，他们也发现这些政治制度在运行过程中的不合规范性，比如，同样针对人大制度，有约58%的大学生对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的民主集中制更强调集中而不是民主”这一说法表示同意，41.9%的大学生认为“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只是一种形式，没有实际的权力”，52.7%的大学生认为在现实人大代表选举中，“人大代表并不是人民自己真正选出来的代表”。由此可见，正是政治制度在操作过程中的不规范性、不民主性，严重影响大学生对于制度的总体认同。

又以大学生对政府工作的满意度评价为例，他们对于政府工作内容的满意度要普遍高于对政府工作形式的满意度（t=25.007，p=0.000）。对于政府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领域所开展的实质性工作，大学生给予积极的肯定（满意度得分为55.81分），而对于政府工作的廉洁性、透明性、效率性等方面评价偏低（满意度得分仅为43.12分），最后影响对政府的总体满意度。

这一认同特点表明，从根本上看，大学生是我国政治系统忠诚的支持者，他们认为当前的政治系统从本质上是正义、公平、民主的，充分肯定了其合法性。让他们产生不满的主要是政治系统在运行中出现了一些形式上的不合理性与程序中的不规范性。因此，虽然当前大学生政治认同感总体处于中等水平，但只要我国政治系统按照现在政治改革方向与趋势发展下去，提高党和政府在执政中的规范性，大学生政治认同感会有明显提升。当今大学生还代表着未来政治改革与发展的方向，从他们这一政治认同特点可以预测，未来中国放弃现行政治体制的可能性极小，而会在继续现行政治体制下，继续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断提高政治运行的规范性与合理性。

（三）大学生理性情感认同高，感性情感认同低，政治认同呈现批判性与建设性的特点

形象地说，政治社会化就是要培养个体产生出对政治系统的一种“爱”，这种极具情感性的爱是政治系统将分散的社会个体凝聚到其政治影响下的黏合剂。我国青少年在长期学校学习过程中一直被各个时期的学生守则要求“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无论是入少先队、入共青团还是入中国共产党，都必须明确表达自己对党、国家和社会主义的爱。那么，基本上已处于学校教育终点的大学生是否真正培养起了对政治系统的真诚的爱了呢？

虽然极具情感性，“爱”依然是感性与理性的集合体，完全没有感性并不足以称之为爱，而缺乏理性同样会走向“爱”的反面。以对国家的爱为例，兼具感性与理性的爱是一种高尚的爱国主义，而如果走向感性极端则变成了对国家有害的民族主义。从调查结果看，不同于盲目、无条件的感性的爱，当前大学生对政治系统产生了一种批判性与建设性的爱。

在政治制度情感性认同的测量中，有两个分别偏重于感性与理性的维度，去个性化情感认同（如“当有人批评人大制度时，我感到就像在批评我一样”）代表了重于感性的“爱”，批判性情感认同（如“如果我批评人大制度，也是出于对她的爱”“我批评或反对人大制度中的一些问题，是希望人大制度能更加进步与完善”）则代表重于理性的“爱”。我们的研究发现，不管是对于我国的人大制度还是政党制度，大学生都表达出了强烈的批判性情感认同（人大制度批判性情感认同得分为61.11分，政党制度批判性情感认同得分为61.70分）；相反，去个性化情感认同得分均低于50分（人大制度去个性化情感认同得分为43.02分，政党制度去个性化情感认同得分为47.70分）。这一特点在政党归属感的测量中也得到了证实。在政党归属感的三个子维度中，建设性认同得分（71分）要显著高于去个性化认同（55.5分）。这说明，正处于思维活跃期的大学生更倾向于用理性、批判性角度去爱政治制度与政党，愿意以主人翁的态度为政治系统的改进提出建设性意见，展示出更为成熟的爱。

大学生这种理性、建设性的爱在对于国家的认同与支持方面也表现得非常明显。我们主要从两个方面测量了大学生对于国家的情感，即建设性爱国情感（如“我反对中国的一些政策也是因为我在意我的国家，想让她进步”“我通过支持其他国家的积极改变来表达我对中国的感情”）与无批判性爱国情感（如“中国实质上总是对的”“人们应该支持自己的祖国，即使国家是错的”）。建设性爱国情感是一种与国家的积极的情感联系，个体不会以绝对信任和绝对优越的态度来看待自己的祖国，而会为促进祖国的积极改变与发展不断提出建议与意见，这是一种真正的爱国主义。相反，无批判性爱国情感带有更多盲目的成分，表现为个体对国家的绝对忠诚，不能容忍任何针对国家的批评，反映了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优越感，这实际是一种虚假的爱国主义，发展到极端就会成为民族主义。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大学生表现出强烈的建设性爱国情感，得分高达78分，无批判性爱国情感则只有54.75分。当代大学生并不盲目地空谈爱国，而以强烈的主人翁精神理性地支持、维护国家的积极发展。

当然，我们也需辩证看待大学生的这一情感特点。大学生正处于批判性思维最为强烈的阶段，这一思维特征很容易让他们过于注意政治、社会中的消极现象与问题，进而产生某种偏激的不满情绪。

（四）大学生政治参与程度有待提高

政治社会化不仅要塑造个体对政治系统的政治定向，也要培养其政治参与的行为与能力。政治参与是个体政治态度的外在行为表现，是政治社会化结果的行为维度。西方政治社会化研究自开创之初就特别重视对公民政治参与行为的研究，特别是对选举行为的研究。伊斯顿、阿尔蒙德等认为，政治参与是公民向政治系统进行政治输入的重要渠道，根据政治输入的强弱，他们将各种政治文化下的民众划分为地域民、臣民与公民三个类型，前二者都没有政治输入，只有能够政治参与、积极与政治系统互动的民众才可以称之为公民。随着民主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以及网络社会的不断扩大，我国党和政府多次强调要积极鼓励与引导人民进行有序的政治参与，建立人民与政府的良好互动关系。在历史上，我国大学生一直都是政治参与最为活跃和积极的群体，往往充当引领一个时期社会政治参与“风向标”的角色。当代大学生在学校集中获得了政治知识的灌输与政治能力的培养，同时也是网络社会中的重要群体，了解他们的政治参与意愿与实际参与程度，无论对于高校政治教育者还是党和政府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我们的调查表明，从总体来看，大学生无论是在网上的政治参与还是网下实际生活中的政治参与的程度都较低，均在30分左右，即“以前没有做过，但以后有可能做”，过去没有实际参与的行为，但有进一步参与的意愿。对参与危险性、自我暴露性的考虑是阻止他们进行政治参与的重要因素。相比于网下政治参与（如为社会或政治组织捐款或募捐、参加政治集会或造势活动等），他们更愿意选择网上的参与活动（如参与网上投票、在网上发表政治观点等）。而不管是网上还是网下，相对于冒险性、暴露性较高的活动（如参加示威游行、给政府决策部门的意见箱留言或发电子邮件、组织策划网络参与等），他们更愿意选择保守、隐秘的活动（如抵制或特别购买某些产品、在网上评论或转发政治新闻、参与网上投票等）。

因此，从促进大学生政治社会化过程健康发展，政治定向与政治行为和谐统一的角度来看，当前大学生的政治参与还有非常大的提升空间。与我国一些研究者不同，我们并不认为调查显示的大学生的低参与就意味着他们的政治冷漠。从他们的参与意愿特点来看，大学生并不是不愿参与，而是因为安全感的缺乏，忌惮参与的潜在危险性而最终阻碍了他们的实际参与行为，对于自我暴露性及风险性较低的保守性参与行为他们均表示出较强的参与意愿。因此，如何提升大学生的政治安全感以及政治效能感是提高他们政治参与程度的根本途径。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大学生比较有意愿参与的都是规范、有序的政治活动，这为进一步引导他们进行有序的民主政治参与提供了契机。

二 全球化背景下大学生中西政治认同的关系分析

随着全球化的日益深入以及网络信息的广泛普及，人们的视野从本国扩展到世界，接收到的政治信息也不再受到地域的局限，这一时代背景必将给人们的政治认同带来新的变化。21世纪以来，对全球化与信息化背景下各国民众政治认同的研究日益成为政治社会化研究领域的时代主题。当代大学生出生并成长于我国改革开放时期，普遍享受到全球化、信息化带来的成果，不管是在学校教育还是日常生活中都接触到更为广泛、开放的政治信息，了解到他国的政治制度与政治价值观。在调查中，就有23.2%的大学生报告自己平时喜欢收听国外的广播电台，8.5%的人喜欢浏览国外网站。那么，他们在这种成长环境下对自己国家以及世界其他国家形成了怎样的一种政治态度呢？他们是否会因为“爱国”而拒斥“爱世界”呢？又是否会因为认同西方政治制度而否定本国的政治制度呢？这些现实问题一直都是党和政府、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者和实践者高度关心的问题。我们的调查研究发现，全球化并未给大学生带来狭隘的民族主义，也没有消解他们对本国政治系统的认同，在涉及中西政治制度的问题上，他们的政治态度呈现出开放性、包容性、接纳性的特点。

（一）“爱国”与“爱世界”的关系

在全球化背景下如何处理国家与世界的关系，是当今时代任何一个研究领域的研究者都无法回避的研究主题。有许多研究者从各个角度分析了爱国主义与融入世界的辩证关系，希望在二者之间找到某个平衡点。那么，在大学生的政治思维中，“爱国”与“爱世界”是非此即彼，还是可以和谐共生、相辅相成的呢？我们在研究中以对外排斥度来反向测量了大学生“爱世界”的程度，具体包括“中国应当限制进口，保护国家经济”“中国的电视应该只播放中国的电影和电视节目”“国际组织正在从国家政府中拿走太多的权利”等指标，对外排斥度越高则“爱世界”程度就越低。通过回归分析，“爱国”与“爱世界”的关系可以图1-2展示。

图1-2 国家认同、国家情感影响对外排斥度的回归分析

注：“＋”表示影响是正向的，即影响因素取值越高，大学生对外排斥度程度也越高；“－”表示影响是负向的，即影响因素取值越高，大学生对外排斥度程度越低；虚线表示没有影响。

一方面，传统式的对国家的爱会加强大学生的对外排斥度，消解他们对世界的爱。这种传统式的爱主要表现为以固有的民族特征如风俗习惯、祖籍、语言、儒家文化等方面来作为中国人的标准，并对自己中国人的身份以及中国的文化感到自豪，认为中国在各方面总是对的、优越的，绝对支持和拥护国家的任何做法，倾向于表现为非建设性的爱国情感。

另一方面，现代式的对国家的爱则不会提高他们的对外排斥度，甚至会增强他们对世界的爱。现代式的爱主要表现为以现代公民的标准如“尊重中国的政治体制和法律”来作为中国人的条件，对国家符号以及国家的政治制度感到自豪，以主人翁的态度理性、批判地看待国家行为，积极为国家的发展献言献策，表现为一种建设性的爱国情感。

从大学生爱国情感的特点来看，他们主要倾向于现代式的建设性爱国情感，无批判性爱国情感即非建设性爱国情感得分只有54.75分，而建设性爱国情感得分高达78分。以大学生这一主要爱国特点为依据，我们可以判断，在大学生的政治情感中可以让“爱国”与“爱世界”和谐共存。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到，传统式的爱在大学生的爱国情感中还占有很大的比重，这虽然让他们产生了对国家深切、忠诚的爱与自豪，但也会阻碍他们以开放包容的心态融入世界，最终影响到在全球化这一不可逆转趋势下国家的发展。

（二）中西政治制度认同的关系

全球化与信息技术的发展打开了大学生的政治视野，他们不再将本国的政治制度视为人类政治社会中的应然状态，而不断地与外国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制度进行联系和比较。改革开放之后，不管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者还是实践者，对这一问题都给予了高度关注，他们担忧大学生在这种广泛的比较中单纯囿于中西经济发展差距这一现象而迷失了政治方向与立场，在价值倾向上抛弃中国政治制度并完全倒向西方。因此，一直以来，在学校政治教育中，教育者对西方政治制度总是持一种防备的态度。那么，在当今大学生的政治思维中，他们对中西政治制度的评价之间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呢？我们的研究发现，这二者之间并不是非此即彼、此消彼长的对立关系，而是一种和谐共生、相互促进的包容关系。

首先，在价值倾向上，当代大学生更倾向于中国的政治制度。大学生对中国政治制度的认同显著高于对西方政治制度的认同，如在中国人大制度与西方议会制度的对比中，前者的认同总分为83.375分，后者的认同总分为77.75分：在中国政党制度与西方政党制度的对比中，前者的认同总分为82.93分，而后者的认同总分为77.43分。总体来看，当代大学生并不存在“亲近西方”的趋势。

其次，大学生对中西政治制度的认同之间是相互促进的包容关系。运用AMOS分别对大学生的中西政党制度认同以及中西政体制度认同之间的关系进行结构分析，如图1-3及图1-4所示。

图1-3 中西政党制度认同关系

图1-4 中西政体制度认同关系

总的来看，不管是政党制度还是政体制度，大学生对西方政治制度的认同都积极正向地影响到了他们对中国政治制度的认同。具体来看，在政党制度方面，相关分析结果显示，大学生对西方政党制度的认同与中国政党制度认同，以及中国政党制度情感性认同、价值性认同、工具性认同之间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196、0.193、0.212和0.155，显著值p均小于0.01，表明西方政党制度认同与中国政党制度认同及三个子维度之间存在较强而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大学生对西方政党制度的认同可以正向预测他们对中国政党制度的认同。在政体制度方面，大学生对西方议会制度的认同与中国人大制度认同，以及中国人大制度情感性认同、价值性认同、工具性认同之间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259、0.241、0.272、0.212，显著值P均小于0.01，表明西方议会制度认同与中国人大制度认同及三个子维度之间存在较强而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大学生对中西政治制度的评价之间的相容关系，也可以在调查问卷中另外类似的题目中得到印证。有高达64.2%的大学生认为“以后的中国也应该在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同时，不断吸收西方政党制度中有用的东西”。对于“将来的中国也应该采用人大制度，并吸收议会民主制中有用的成分”这一说法，有高达58.5%的大学生表示同意，只有9%的人表示反对。在大学生看来，两类制度之间应该是一种相互学习、相互吸引的关系，并不会因为肯定一方而否定另一方。

三 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影响因素分析

对于个体政治社会化的影响因素，西方政治社会化研究经历了系统论、建构论、互构论模式的更迭。系统论将外在于个体的政治系统以及政治教育机构（如学校、媒体、政党、家庭）作为影响个体政治社会化的主要因素；建构论则持个体学习论的观点，认为个体的思维特点、性格特征、认知图式等个体因素是影响政治社会化结果的主要因素；互构论综合了前两者的理论倾向，希望在二者之间实现一种平衡，认为政治系统与个体之间的相互建构共同导致政治社会化的结果。由于本研究主要采用问卷调查方式直接调查大学生的政治态度，由他们来回答自己的政治认同，最后测量的结果实际上就是他们自己建构起来的政治认同。因此，我们在设计影响因素时也更加注重从个体身上寻找，以增强研究的针对性与实效性。同时，我们也认为个体政治社会化是内外因交互作用的结果，因此，同样设计了外在于个体的系统变量，如家庭、学校、媒体等方面的具体影响，以期将系统方面的变量与个体方面的因素结合在一起，完整呈现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作用途径与过程。

（一）大学生内在政治认知图式是影响政治定向与政治参与的核心因素

“认知图式”是认知心理学中的重要概念，最早由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提出。他认为，个体认知的发展是个体与环境不断相互作用的一种建构过程，认知图式就是个体在接收环境中的新信息时表征、组织和解释这些信息的模式或心理结构，个体的认知经验又不断加入到认知结构中，形成新的认知图式。我们的研究发现，个体政治社会化同样是政治认知图式参与作用的结果，个体政治认知图式包括他们对政治系统以及政治文化的态度、政治效能感、政治兴趣、政治价值观、政治感受、政治信任、政治期望等诸多因素。

首先，大学生对政治系统各个部分之间的认同具有高度的相关性。也就是说，大学生对政治系统某一主体如政党的认同感，会帮助他们更加认同其他政治系统的主体。在我国，中国共产党作为唯一的执政党，国家与政党的关系一直是政治生活中的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现实中我们不乏听到一些思想偏“右”的人士认为，爱国与爱党是可以分离的，一个人可以爱国但不爱党，二者之间并不存在必然联系。而我们对大学生的调查数据显示，大学生对国家的认同与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之间有高度的正相关关系，即他们对国家的认同感越强，对党的归属感就越强，反之亦然。在具体情感方面，大学生在国家认同中越偏向于非批判性的情感，他们在政党认同中也更倾向于去个性化的情感认同；相反，如果他们更倾向于建设性的爱国情感，他们也会更偏重于建设性的政党认同。大学生对政党意识形态的认同与对政治制度的认同之间的关系也强烈证明了这一点。研究发现，他们对党的意识形态（如“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越认同，那么不管是对我国的人大制度还是政党制度就都越肯定。这说明，在大学生政治社会化过程中，他们对政治系统各个主体的政治态度之间是高度相连、互为因果的整体。对任何一个政治系统主体的政治态度都会融入他们的政治认知图式，成为他们衡量、筛选、解释其他政治信息的基础。

其次，政治价值观是大学生评价、认同政治系统的内在依据。稳固的政治认同感必须建立在对政治系统的认知与评价基础之上，而评价的标准则是政治价值观。从一定程度上说，不同大学生之所以有不同的政治认同，基本就在于他们拥有不同的政治价值倾向。在政治制度认同部分，我们研究了大学生对于什么是“好制度”的价值倾向同他们的制度认同感之间的关系。根据因素分析的结果，将大学生的政治制度价值观分为公正倾向、自由倾向、效率倾向、民主倾向与权力制衡倾向五类。研究发现，如果大学生更注重自由、权力制衡对于“好制度”的重要性，他们的人大制度认同程度就越低；如果他们认为实际产生的效率与效用是衡量“好制度”的主要标准的话，他们对于人大制度就有更为积极的认同。效率倾向最高的学生要比效率倾向最低的学生对人大制度的总体认同度高14.9个百分点，而自由权利制衡倾向最高的大学生比自由倾向最低的大学生的人大制度总体认同度低26.8个百分点。这一规律同样在政党制度认同的研究中得到几乎一致的印证。

研究还发现，大学生政治认同是他们将在实际生活中感受到的政治信息同他们自己内在政治价值标准进行比较之后的结果。以大学生对政府的认同建构为例，大学生潜在的政治价值观中主要有两类政府角色的标准，即传统型政府角色与现代型政府角色。现代政府的基本价值诉求为服务、公开、绩效和责任，传统政府则强调经济发展和权力控制。有的大学生倾向于认为传统型的政府才是“好政府”，而有的学生认为现代型的政府才是“好政府”。在建构政府认同的过程中，大学生要将他们实际感受到的政府工作信息（如民主情况、贪污情况）同他们内在的政治价值观（传统型或者现代型政府）进行比较，当他们感知到的政府工作绩效超过了价值观带来的政治期望时，便产生对政府的认同感，当感知低于期望时则产生不认同。这也解释了大学生政治制度价值倾向与政治制度认同之间的关系：社会主义民主专政的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应对机遇、挑战甚至是灾难的能力都明显高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让当代大学生们看到这一政体制度至少在效率方面是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的。因此，持实用主义倾向的人会因为期望与现实之间的“正差”而强烈认同该制度。但是，不可否认，我国的人大制度在具体操作、运行及相关细则方面还很不完善，在实践中出现了一些权力滥用、代表脱离人民群众等不规范行为，这些不合理的行为容易给人造成此制度不民主、不正义的感觉。对于那些看重正义、自由和民主的人来讲，他们对这些问题尤为敏感，期望与现实的“负差”会大大影响他们对于该制度的认同程度。

最后，大学生的政治效能感、政治信任感与政治兴趣是影响他们政治参与的主要内在因素。政治认知图式不仅影响政治定向，也是影响政治参与行为的主导因素，其中政治认同感、信任感、政治兴趣是政治认知图式中主要的影响因素。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大学生对自身参与政治的能力效能感能够正向预测网上和网下的政治参与水平，标准化回归系数分别为0.181和0.281；大学生的总体政治信任感与政治参与水平也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其中对官员的信任能够正向预测大学生网上与网下的政治参与水平，标准化回归系数分别为0.849与0.171，但对组织的信任则会负向预测大学生网上与网下的政治参与水平，标准化回归系数分别为-0.099与-0.092。这说明，一方面，大学生对官员的信任让他们更敢于表达自己的观点，能够降低他们对政治参与风险性的担忧；另一方面，他们对政府组织的信任则会使得他们更放心政府的作为而减少个体的参与行为。我们还分析了大学生政治兴趣与政治参与的关系。政治兴趣包括他们关注政治信息的频率与内容。研究发现，大学生的政治兴趣与他们的政治参与水平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与网下政治参与相比，政治兴趣更加能正向预测大学生的网上政治参与水平。与喜好关注正面的政治信息相比，喜好关注负面政治信息（如政治丑闻、社会事件等）的大学生更容易进行政治参与。

另外，其他的政治认知图式方面的因素在研究中也有涉及，如个体的文化认同、批判性思维特点等。研究结果均表明，这些内在的因素是影响大学生政治认同感的关键变量。说明政治社会化的结果是个体政治认知图式发展的产物。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就是个体主观建构的结果。

（二）大学生政治定向是系统方面的外在因素与个体方面的内在因素互构的结果

综合系统论与建构论的观点，在自变量的研究设计中，特别是在政治制度认同研究部分，我们既选择了个体政治认知图式方面的因素，也选择了系统方面的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大学生的政治定向是政治环境与个体政治认知图式交互作用的结果。

首先，家庭、学校、媒体是影响大学生政治社会化最重要的机构。

家庭方面，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的政治态度对大学生的政治认同有显著影响。我们以父母的学历及父母的职业四个变量合成了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指数。研究发现，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大学生越支持我国的政治制度，特别是政党制度。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与家庭政治态度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0.121，即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大学生家庭的政治态度就越积极。这种政治态度也对大学生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以政党制度认同为例，家庭政治态度越积极，他们对中国政党制度的情感性认同、合法性认同与实效性认同就越高（标准化回归系数分别为0.079、0.070和0.086），且最高与最低之间的认同得分分别相差7.8%、8.0%和9.5%。这一结果充分说明了家庭政治氛围对于大学生政治态度的熏陶作用，一个关心政治、支持政治体系的家庭更能塑造一个具有高度政治制度认同感的大学生。

学校方面，高中时期的政治教育对大学生产生了基础性的重要影响，大学教育的影响作用还有待提高。从调查研究的回归分析结果来看，对大学生政治认同影响最大的学习阶段依然停留在高中时期，高中政治教育对他们的政治定向产生了基础性与关键性的影响。高中时期，如果他们获得了更多的政治知识、对政治问题进行了更多的思考、参加了更多能了解国家和社会的实践活动，那么他们的政治认同程度就越高。以大学生对政党制度的认同为例，高中时期政治知识学习越充分，大学生对政党制度的情感性认同、合法性认同、合理性认同、实效性认同和现实性认同程度也就越高，标准化回归系数分别为0.094、0.076、0.09、0.092和0.054，且政治知识学习最充分的与最不充分的大学生在各维度的认同上分别相差7.6%、7.2%、9.4%、8.4%和4.7%。大学生在高中时期参与的政治活动也显著正向地影响到了其对政党制度的合法性认同和合理性认同，标准化回归系数分别为0.07和0.08，且在高中时期参加政治活动最多的要比参加政治活动最少的大学生的合法性认同和合理性认同分别高8.4个和6.6个百分点。

与高中政治教育的明显效果形成强烈反差，大学教育主要通过专业课老师与同伴群体影响到大学生的政治认同，而“两课”老师与“两课”教育作为政治教育的主角与主阵地发挥的作用不明显。这一点也可以从不同年级大学生的政治态度反映出来。现在大学的公共政治理论课程基本集中在大一到大二两年，按照常理，刚接受完系统政治理论课程教育的大二学生应该比其他年级的学生拥有更为积极的政治定向，然而研究发现，不管是国家认同、政党认同、政府认同、政治制度认同还是政治参与，二年级都是得分最低的阶段。这也从另外一个方面说明，在大学阶段，隐性教育比显性的“两课”教育更能起到政治教育效果。学校是一个思想政治教育的大系统，要积极发挥各种因素，包括专业课老师、课堂气氛、同辈群体等多因素，配合“两课”教育，从直接到间接、隐性到显性的课程和活动潜移默化地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媒体方面，媒体报道的客观度、接触媒体的类型对大学生政治定向产生了显著影响。媒体报道的客观度，即媒体报道与客观事实的一致度。如果大学生认为国内媒体在报道有关事实时更真实客观，那么他们对政治系统的认同度就更高。相对于媒体信任度，大学生对于各类媒体的使用频率并未明显影响到他们的政治认同。这提示我们，要通过媒体这一载体来提高大学生的政治认同感必须注重质量而不是数量，要在提高新闻、评论的客观性与可信度上下工夫。

另外，大学生所接触的媒体的类型也是影响他们政治认同的重要变量。以大学生对人大制度的认同为例，大学生接触的主流媒体，即正面宣传中国政治体系的媒体数量越多，他们对人大制度的认同度就越高（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070），越觉得人大制度是有效率的（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072）。与我们的预期相反，国外媒体对大学生人大制度情感认同也产生了正向的影响作用（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082）。大学生接触国外的媒体越多，他们对人大制度的吸引性情感认同和批判性情感认同度就越高（标准化回归系数分别为0.062，0.099）。这提示我们，不要谈外媒而色变，大学生能够带着对我国政党制度的爱护去阅读和收听批判性的信息，这些信息最后强化的是大学生理性、客观而深刻的“爱”。

其次，外在机构的政治教育通过与个体内在政治认知图式的交互作用影响大学生政治定向。

在大学生实际的政治社会化过程中，不管是外在因素还是内在因素，对大学生政治定向的作用都是多角度、多方位、多路径的。为了从整体上把握内外影响因素对大学生政治定向的作用路径，尽量还原大学生与政治系统的互构过程，我们尝试着在AMOS中建立了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路径分析模型。以大学生政党制度认同影响因素的模型（见图1-5）为例，我们发现，学校教育等外生变量主要通过个体政治认知图式这一中介变量而最终影响到大学生的政治认同，个体政治认知图式通过重新建构、组织外在的政治教育影响而形成大学生的政治认同。

图1-5 大学生政党制度认同影响因素标准化模型

由图1-5可知，不管是学校教育还是家庭教育，外在教育因素都通过直接影响与以个体政治认知图式为中介的间接影响两类路径最终影响到大学生的政治认同。如果说外在教育因素对个体的直接影响就是政治系统对个体的建构，那么，有个体政治认知图式参与的间接影响路径便是个体对政治系统的建构。大学生的政治定向正是双向建构的过程。

个体政治认知图式通过筛选、吸收、内化等主观建构机制加强或减弱外在教育因素对个体政治认同的影响。如图1-5所示，大学生在高中时期参加的政治活动对他们政党制度认同的直接影响度只有0.09（标准化回归系数），但是通过个体政治认知图式（包括政治倾向、意识形态认同、政治制度价值观）的建构之后，其对大学生的政党制度认同最终产生了0.318的综合影响度。家庭影响也是如此，其直接影响只有0.06，但通过个体政治认知图式的一系列建构之后，最终达到了0.075。

在个体与政治系统的互构中，个体政治认知图式的建构对大学生的政治定向起到了更为重要的影响。同样以大学生政党制度认同为例，我们通过方程（郭志刚，1999）计算了外生变量与中介变量的偏确定系数来比较它们各自的作用大小，偏确定系数越大代表影响作用越大。最终计算得出外生变量组的偏确定系数R²_偏=0.042，中介变量的偏确定系数R²_偏=0.351，这说明个体内在因素等中介变量对大学生政党制度认同的影响作用要远远大于外生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