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理论框架与研究设计

一 政治社会化研究回顾

政治社会化作为一个社会中政治文化的传递和延续现象自古有之，因此，在政治理论的初创时期便有了有关政治社会化的研究。西尔斯曾说：“从柏拉图经过卢梭到毛（泽东）的几乎每个时代，在政治理论上都预料到政治社会化这一领域。”（格林斯坦、波尔斯比，1996：2）从柏拉图开始，我们可以在西方传统政治理论中找到有关政治社会化方面许多精彩而深刻的论述。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对国民政治教育进行过独到的阐述。他认为，教育要与政治需要紧密结合，要以长期的公民教育来选择“卫士”和“哲君”，最终实现铜铁质的人（生产者）勤于生产，银质的人（军人）成为保卫疆土的勇士，金质的人（统治者）以智慧和正义来治理国家。亚里士多德也强调政治教化的重要性，认为人民的德性决定了一个城邦政体的好坏，要通过教育克服人性中自私邪恶的一面，培养人们形成适合于政体的品质类型。在后来的马基雅维利、霍布斯、洛克、卢梭、孟德斯鸠、密尔等人的著作中，也不乏关政治社会化的论述。他们都高度重视政治秩序的稳固，认为政治系统要维持其统治必须通过各种途径使其社会成员接受并形成合乎统治阶级要求的政治价值、政治信念。

传统政治学理论为政治社会化的系统研究奠定了初步基础。但作为学术用语的“政治社会化”的提出却是二十世纪之后才发生的事情。学科意义上的政治社会化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西方。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美国学者梅里亚姆（Charles E.Merriam）和威尔逊（Howard E.Wilson）开始了对公民政治教育问题的专题研究，此后，研究者又逐渐从公民政治教育研究中引入了政治社会化的概念，并于50年代末60年代初开始了对政治社会化的直接研究。1958年，美国学者伊斯顿（David Easton）首次发表有关政治社会化的研究论文。1959年，海曼（Herbert Hyman）出版《政治社会化：政治行为之心理研究》，首次系统论述政治社会化理论。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政治社会化研究已经成为西方政治学领域中一门颇具规模、影响较大的新型分支学科。颇具代表性的文献著作包括：赫斯（Hess R.D.）与托尼（Toney J.V.）于1967年发表的《儿童政治发展的态度》，格林斯坦（Fred Greenstein）和伊斯顿于1967年各自发表的他们关于学龄儿童政治发展的研究报告，道森（Dawson R.E.）和普鲁伊特（Kenneth Prewitt）于1969年出版的《政治社会化》，伊斯顿和丹尼斯（Jack Dennis）出版的《政治系统中的儿童》，阿尔蒙德（Gabriel A.Almond）和鲍威尔（G.Bingham Powell）于1966年出版的《比较政治学》，阿尔蒙德和维巴（Sidney Verbal）于20世纪60年代出版的《公民文化——五国的政治态度和民主》（The Civic Culture——Political Attitudes and Democracy in Five Nations），斯通（William F.Stone）于1974年出版的《政治心理学》等。从总体来看，迄今为止，西方政治社会化研究随着时代的变迁以及学术思潮中对“社会与个人关系”的反思，经历了从结构功能主义研究模式到建构主义研究模式的更替与发展。

1.结构功能主义研究模式

政治社会化历来被政治理论家们认为是维护政治系统稳定的必需途径而得到关注与重视。维护政治秩序稳定的功能是促使研究者研究政治社会化的最初动力，也是他们最初研究所站的基本立场，展开的所有研究都围绕着这一中心主题。以伊斯顿、阿尔蒙德为代表的早期研究者以系统论输入和输出的方式研究了政治系统与公民政治社会化的关系，认为政治系统通过政治社会化这一机制向社会成员输出政治文化，社会成员在这种灌输的过程中接受该政治系统的政治思想、政治规范、政治观念、政治标准，形成一定的政治态度、政治情感，并外化为政治行为模式，扮演该政治系统所需要的政治角色，按照该政治系统的目标行动，支持和维护该政治体系，即个体又通过政治社会化实现对政治系统的政治支持的输入。一向注重政治稳定研究的伊斯顿认为：“一个政治体系要得以维持，必须与它所处的社会环境进行必要的能量交换，这种能量交换在输入方面表现为求得社会成员对这一政治制度的普遍认同和支持。而这种对政治制度的普遍认同和支持正是通过政治社会化来获得的。”（戴维·伊斯顿，1985）基于这一立场，政治社会化的功能（如政治社会化对政治系统有什么功能？怎样才能更好地实现这种维护功能？）、内容（如哪些内容对一个政治系统的运行来说更为重要？个体特别是儿童在接受这些政治社会化要求过程中有什么阶段性特点？如何才能培养出政治系统所需要的政治品质？）、机构（如哪些机构在代表政治系统向人们输出政治文化？）等方面是研究者初期所关注的重点内容。

这一时期的公民教育论也是系统论的模式，认为政治社会化就是对社会成员的教化，通过逐步向他们灌输预期的关于公民身份的理想和实践而产生合格的公民。要了解社会成员政治社会化的方式就是回答一系列逻辑上相关的问题：教什么？教给谁？谁来教？怎么教？在什么条件下教？教出什么样的结果？政治动机、政治价值观、政治规范、政治角色、政治信息都应该被当做公民身份的内容来传授给社会成员。学校、家庭、青年组织、政党、利益集团、大众传媒都是对社会成员进行正式或非正式公民教导的重要机构（William C.Mitchell，1962）。

与这种研究模式与立场相对应的是，在个体的具体政治社会化过程中，研究者偏向于一种社会教化模式，将政治社会化视为社会组织和群体对该社会个体成员进行政治教育和灌输的过程，即认为在政治文化传递过程中，以政治社会化机构为代表的教化者是灌输、训练、教化的主导者，个体是接收、吸纳这种政治文化的客体。在这种政治影响中，社会让个体接受了他必须遵守的社会行为规范。因此早期政治社会化研究者研究的中心主要集中于社会对个体所施加的作用上，如政治社会化机构与个体政治品质的关系。

2.建构主义研究模式

20世纪后半期，随着旧式现代化的不断深入，以工具理性为主导的现代化进程带来了个人与社会的分裂后果，各种反思与重建现代化理论的思潮不断涌现，如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建构主义等。这些理论试图打破社会“结构”的桎梏，将重心放到个体“行动”这一极。如建构主义认为，世界是客观性的存在，对其理解和意义赋予则是个人的自我建构，个人总是以自己的经验及信念为基础来解释世界，作为主体的人的话语、概念、理论都参与了现实事物的建构。20世纪七八十年代，受后现代主义及建构主义思想的影响，政治社会化研究者也逐渐突破了系统论的研究模式，不再认为个体政治社会化是社会教育机构单方面灌输的结果，而更多的是个体主观对政治系统进行建构的结果。在这一模式中，原来作为政治社会化客体的个体转变成为政治社会化过程的主体。

对于具体的政治社会化过程，研究者也从社会教化论转向了个体学习论。如丹尼斯认为，政治社会化是个人获得政治取向和行为模式的发展过程（Gupte，Kalpana，1989：2）。其他类似的观点还包括“政治社会化是公民习得关于政治世界知识的历程”“是人们学习为现行政治体系所接受和实施的规范、价值、态度和行为的过程”（马起华，1985：239）等。研究的重点从“教什么”转向了“如何学”。例如，福洛曼（Lewis A.Froman）就说，“在政治社会化中首要的问题是‘孩子是如何学到重要的政治态度和行为的’”。个体政治学习的具体模式引起了研究者的兴趣。如罗伯特·赫斯提出了三种主要的模式——“单位加积模式”“人际关系转移模式”和“认知发展模式”，他认为每种模式适用于不同类型的政治学习。单位加积模式可能适用于如政治信息的获得这方面，人际关系转移模式可能适用于对与政治权威互动形式的学习，而认知发展模式则可能适用于像最高法院这样更为抽象的机构的态度的形成。学习论的研究者从个体角度出发研究政治社会化，充分重视个体的重要性，强调个体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选择性，认为政治社会化是个体经过自身意识的评价之后，内化、学习、建构和再创造的过程。如果说系统论的研究中心主要集中于社会对个体所施加的作用的话，那么建构论模式则试图观察个体的自我顺应和建构活动。正如丹尼斯所说，“这一研究模式（建构学习论）将‘自我社会化活动’提到了非常重要的位置，它可能会拒斥社会的社会化作用。与之不同，前一种更为普遍的研究模式（系统论）假设，社会化的所有一切都是社会施加给个体的，真正的问题就是去探寻什么样的社会化机构承担什么样的责任”（Jack Dennis，1968）。

在这一研究模式下，研究者们开始关注社会个体对政治系统的主观建构结果，即他们对政治系统的认同现状和特点。对于影响他们认同结果的因素，研究者们不再像以往那样将重心放在外在于个体的教育机构上（如家庭、学校、媒体等），而更加注重从个体身上寻找，如个体的思维特点、个性特点、效能感等。斯通是这一研究模式的重要代表人物，在其名著《政治心理学》中，他在汇集了众多政治学家的观点、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上，从人的个性角度来研究政治社会化。在他看来，对理解政治行为较重要的东西是人的性格，政治态度的获得首先是建立在个体性格结构的基础之上的。个人性格中的三个基本因素（认同因素、认知因素、情感因素）是有联系的，这些因素既决定了个体对他所在的政治世界的不同方面的信念的接受，也决定了他怎样将这些信念组织起来，形成信念和态度结构，这种态度结构构成了个人对他所在的政治环境的取向。总之，只有了解了个体的性格，才能理解他基本的政治定向。

受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的影响，政治社会化研究者又重新关注起政治系统、政治环境对个体的影响与作用。研究者们的注意力从个体微观环境中的政治社会化过程重新回到宏观政治环境中的政治社会化，对不同政治意识形态体系下的政治社会化进行了深入研究，也出版了一批很有影响的著作，如斯扎博的《匈牙利的政治社会化》（1989年）、克劳森的《东西欧青年的政治社会化》（1990年）、克斯佩利等人的《国家与公民：后共产主义东欧的政治社会化研究》（1993年）、法纳的《民族主义、种族特点和认同：多国比较分析》（1994年）、亨廷顿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传播》（1998年）、巴涅斯和西蒙德《后共产主义公民》（1998年）等。同时，也发表了众多的论文和调查报告，如国际社会调查项目（ISSP）于1995～1999年对中东欧23个国家的民主态度和信仰发展进行了大规模的学术比较调查，勾画出各国公民的政治态度以及他们对本国转型过程的评价的差异。

与20世纪五六十年代政治社会化研究初期的结构功能主义研究模式不同，受结构二重性理论、社会互动论等思想的影响，这一时期的研究试图在政治系统与个体之间实现一种调和，实现政治结构与行动者之间的和谐与互动，既研究政治环境、政治教育机构对公民施加的政治影响，又关注民众对政治系统的主观建构过程及认同特点，还重视民众对政治体系和政治环境的改造，如对政治参与的研究。研究者们正逐渐超越传统的研究局限，形成了新的理论和方法，如德克尔和迈耶伯格的政治社会化交互理论、米尔曼的政治社会化旁系理论、沃思伯恩的政治社会化生命历程模型等。

另外，随着世界政治、经济、文化交往的日益扩大和深入，近年来研究者们开始关注全球化与公民对国家观念的建构，传媒政治与公民的社会化，政治社会化对政治知识、政治态度、政治行为意向和政治行为模式的影响等问题，围绕变迁中的国际政治局势和政治价值普世化的背景，对主权国家的公民政治社会化展开宏观视角的微观探究与全面反思。

二 本研究理论框架

（一）研究理论视角

1.互构论的视角

随着20世纪末第三世界新型现代性的发展，一些敏锐的社会理论研究者开始了对旧式现代性的反思，尝试以新型现代性改变“西方式”传统现代性中个人与社会的割裂和冲突状态。郑杭生和杨敏教授提出的“社会互构论”便是这股反思与重建现代性之潮的典型代表。他们提出的“社会互构论”对社会与个人之间的关系问题进行了全新的解释，认为“个人”和“社会”同属于人类生活的共同过程，两者都表征了人类生活共同体的双重性，它们之间是互构和谐变的关系。互构即指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是相互建塑与型构的关系，谐变即指个人和社会的关系在互构过程中具有共时性和共变性。个人与社会在互构过程中既存在某种和谐和一致，也存在差异和冲突。一切现代社会生活现象，都是个人与社会互构共变关系的产物。无论是宏大的社会转型，还是细微的个人生活爱好，都与特定的个人和社会的互构相关。在谐变与冲突双向过程中，个人与社会都希望按照自己的理念规定和改变对方，然而结果是由对方型塑和建构了自己。现代社会生活过程就是多元社会主体的行动关联、互为主体和客体的互构谐变过程，也是以社会行动者的交互性建构和型塑为基础的转型变迁过程。交互性建塑和型构意味着互构的参与者作为社会行动主体，其行动有着特定的意义指向，在行动关联过程中实现自我行动的意义能量的输出，并输入其他参与者的行动意义能量，这一过程引发了互构参与者各自的主观意识效应，从而形成内在观念性状的变化，因此促成了参与者对自我行动意义的调试，对行动实践的样式、策略、目标等进行调整或修正、改变。在参与互构的行动者之间，主体和客体的地位不是僵死的、一次给定的，而是互换的、相互转变的，因而社会行动的建塑和型构不是由单极支配的单向度的过程，而是双向的或多向的同时共变性的行动关联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其基本情景不是指令的，而是探讨的；不是由某一行动者专断制定的，而是由参与者的沟通协商所达成的共识；不仅是社会和集体建塑、型构个人，同时也是个人建塑、型构社会和集体（郑杭生、杨敏，2010：151、526-527）。正如马克思所说，“正象社会本身生产作为人的人一样，人也生产社会”（马克思，1979：121）。

现代社会就其本质而言是个人与社会的相互构建的时代。单极化行动的合理性、合法性逐渐成为过去，个人与社会的互构共变成为一种难以拒斥的趋势。传统政治社会化研究中，不管是系统论还是建构论，都是对个体与政治系统这对基本矛盾中单方面一极的过度强调，而忽视了二者之间的相互建构，最终难以避免研究结果的片面性。

因此，本研究主要从互构论的视角，尝试突破传统政治社会化研究中系统论与建构论的片面性，突破在政治系统和个体之间做出非此即彼选择的两难境地，将大学生政治社会化视为个体与政治系统相互建构和型塑的过程。

首先，从互构的主体来看，大学生政治社会化是个体、政党、政府、家庭、学校、传媒、网络、社团、同辈群体等多元行动主体互构的过程。

其次，从互构的时空来看，大学生政治社会化是一个从小学、中学到大学时期，从家庭、学校到社会，从现实到虚拟空间范围的综合互构过程，具有互构时空的多维性。

再次，从互构的内容来看，大学生政治社会化是外在的政治系统及其政治信息与内在的主体政治认知图式二重性的统一过程。

又次，从互构形式来看，大学生政治社会化是大学生与政治系统（具体表现为政治社会化机构）互构共变的过程。这种变化具有共时性和共变性，其中既有正向谐变（如个体在与学校教育的互构过程中形成了体现主流政治文化的价值观），又有逆向冲突（如现在一些学生对于政治理论教育的“逆反”“拒斥”态度，对主流政治媒体的不信任等）。

最后，从互构效应来看，由于互构主体的多元性、互构时空的多维性、互构内容的二重性以及互构形式的多样性，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结果实际上是多元行动主体在多维时空中形成的“合力”，每一行动主体都有自己的行动意图，都希望按照自己的意念改变对方，而最后在型塑对方的过程中也被对方型塑，最后实现的结果是行动主体之间在不断调整和改变后达成的共识，而不是各自原有的意愿。这决定了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结果的不确定性与发展不可逆性、不可重复性。从互构论的角度来看，大学生政治社会化正是这样一个互构主体多元性、互构时空多维性、互构内容二重性、互构形式多样性以及互构效应不确定性的复杂过程。

根据这一研究视角，我们将政治社会化的定义表述为：政治社会化是社会个体在社会政治互动过程中，在社会政治文化及各政治教育机构的政治影响下，通过各种内化、建构机制，学习政治知识、政治技能、政治规范，培养政治定向与政治参与能力，完善政治人格的辩证过程。

2.全球化理论视角

当代，人类正阔步进入一个崭新的全球化历史时代，全球化正以不可阻挡之势冲击着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全球化不是单一的经济形态的全球化，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也会促使不同民族心态、文化、体制等发生变化，同时也改变着各国公民政治社会化的方向与内容。从政治认同来看，在以网络社会崛起为契机的全球化浪潮的席卷之下，政治价值普世化、政治主体和权威多元化、国际合作制度化、政治规则全球化等政治全球化特征，正在深刻地影响与改变着各国公民的政治认同，消解着公民对国家的原始忠诚，替代着传统的政治价值理念，使身份政治由边缘问题变成了政治的中心问题（D.J.Elkins，1997）。从文化认同来看，“宽容”成为全球化时代不同文化共处的关键词。诚如邓晓芒先生在论述康德的世界主义和全球化观点之于时代发展的意义时所指出的那样，“全球化肯定不只是经济上的全球化，而同时应当是文化心态和道德意识提高到可以相互宽容、相互协作的结果；也不应当只是‘多元并存’，而是谁最先意识到并且最能够做到文化宽容，谁把自己的道德意识提高到能够宽容其他文化，谁就能在多元中占据主导位置”（邓晓芒，2005：226）。从政治社会化的要求来看，面对日趋严重的全球性危机以及日益增强的全球合作治理的必要性，培养具有全球意识、全球价值观和全球责任感的“世界公民”成为当今各国公民政治社会化的一个重要目标。全球化时代，加强国际知识、国际理解、国际竞争、国际责任、国际合作意识以及“兼爱”和“共生”意识的教育，让身处某一具体国家的公民懂得人类的多样性和相互依存性，以及相互理解、共荣共生的相处原则，能够承担人类命运的共同职责中自己的一份责任，关心人类共同的利益，让他们形成全球化的视野、全球化的意识和全球化的胸怀，拒绝霸权主义、民族沙文主义、狭隘的地方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是全球化对当今各国政治教育提出的必要要求，也是衡量政治社会化结果的重要标准。

我们正是将中国大学生政治社会化放到了全球化的时代大背景中，从全球化的理论视角全面研究其社会化的结果、特点与过程。如在国家认同的研究中，我们根据全球化的背景和理论区分了传统式的国家认同与现代式的国家认同，还区分了建设性国家认同与非建设性国家认同，并深入分析了各种不同类型的对“祖国之爱”与对“世界之爱”之间的关系。又如，在对大学生政治制度认同的研究中，我们并没有把视野局限于他们对中国政治制度的认同上，而是站在全球化的高度对他们的中西政治制度认同两方面进行了比较研究以及关系研究。这不仅能够更加科学全面地测量出大学生对中国政治制度的实际认同水平，也能让我们了解在对外开放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新特点，帮助我们在今后的政治教育中（特别是国际政治教育，这一部分内容的重要性会随着全球化的深入日益凸显）正确处理中西政治文化的关系问题，真正做到有的放矢。

（二）研究框架

本研究的研究框架可以简略以图1-1表示：

图1-1 研究框架

首先，根据研究任务，本研究主要采用问卷调查法进行研究。当前政治社会化研究大多停留于单纯的概念辨析与应然的理论分析，而缺乏高质量的实证研究，这实际上是不符合政治社会化研究的发展规律的。政治社会化问题作为一个国际化、科学化的研究主题，更多的是需要严谨的科学研究方法。要了解当今中国大学生的政治社会化结果，不是靠主观判断或理论推演就能达到的，必须要采用实证的研究方法深入到大学生中进行广泛全面的调查。而与其他实证研究方法相比，问卷调查更能在有限的精力与经费条件下，更广泛、更全面、更便捷地收集到资料。通过问卷调查收集到的数据也可以帮助我们进行系统、深入的分析。

其次，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结果是本研究的重点与难点。首先我们要回答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结果调查研究的必要性问题。认识世界是为了更好地改造世界。从很大程度上讲，认识世界是改造世界的前提。同样，要加强和改进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首要任务便是实事求是地认识他们在长期政治社会化过程到目前形成的结果。大学生政治社会化是多元主体在多维时空中互构的结果，其结果是不可预知、不可重复的。这决定了对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结果的描述只能建立在实时的实际调查的经验研究之上，而无法在理论的世界中进行推理甚至缺乏实据的笼统判断，也不能重复利用以前时代的研究结果。目前，虽然已经有不少研究者对当代大学生的政治态度进行过测量，但是调查与研究的往往只是集中于某一方面的态度，如对政治体制的认知、对政治时事的评价、对政治参与的态度等，并未从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结果的高度来全面研究他们的政治认同结构以及特点，因此难以让人看到当今大学生政治态度的全貌。另外，已有调查研究对大学生相关政治态度的测量还缺乏层次性，有的以政治认知来衡量政治态度，有的则以政治评价作为政治态度的测量指标，忽视了政治态度的层次构成，也难以得到令人信服的结论。本研究希望从宽度与深度两个维度全面拓展对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结果的研究。从宽度来看，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结果主要表现为对政治系统的政治定向（政治认同）与政治参与行为。伊斯顿曾简洁而全面地对政治系统进行过分类，他将政治系统划分为三个主要的对象，即政府、政治制度和政治社群（政党）。本研究主要以伊斯顿的类型划分为依据来测量大学生的政治定向（政治认同感），将其划分为政治制度认同、国家认同、政党认同与政府认同四个部分。这四个部分的政治定向加上政治参与行为共五个部分，从不同角度测量了大学生的政治社会化结果。另外，我们将研究定位于全球化、信息化、社会大转型的时代背景中，不仅研究大学生对中国政治系统的认同情况，还从比较、联系的角度研究他们对西方政治系统的看法，以及他们对中、西方两种政治态度之间的关系。从深度即层次来看，本研究认为大学生的政治定向（政治认同）是一个包含了政治认知、政治情感与政治评价的综合系统，因此，在具体每一部分政治定向的测量中，都尽量从这三个层次进行指标设计，以期全面准确地展现大学生真正的政治认同。

再次，探索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内化与建构机制也是本研究的另外一个难点与创新点。如前所述，已有研究大多持结构功能主义的模式，完全站在政治系统的立场上，研究向个体灌输政治信息的途径与方法，而这些政治教育信息如何与个体的已有政治认知图式发生交互作用，个体如何内化与建构这些政治信息并未得到研究者的重视。本研究希望在全面了解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结果的基础上，从个体的角度尽量深入地研究他们如何在与政治教育机构的互动中，通过政治认知图式建构政治认同的过程。我们认为，作为政治社会化的主体，大学生对政治系统的建塑和型构主要表现为两种形态：一是在政治定向中对政治文化的选择性认同。他们最后形成的政治态度并非完全是政治教育机构灌输的政治信息所决定的，而是社会化机构塑造与个体自我选择相互作用的结果。二是在政治行为方面的选择性参与。作为政治定向的重要外在表现以及型构政治系统的重要方式，大学生政治参与的程度以及方式也都是他们在与政治系统互动过程中自我选择的结果或表现。个体对政治信息的内在建构机制表现出了个体作为政治社会化主体的能动性和主动性，而这主要是通过他们的认知图式得以进行的，如政治效能感、政治信任感、政治兴趣、批判性思维、政治价值观等。大学生政治认知图式对政治信息的主观建构机制与作用在第十章（《重大政治仪式对大学生的政治教育意义：效用与局限——以国庆六十周年庆典为例》）中通过访谈资料的形式得到了形象的阐释。在该研究中我们发现，对于进入仪式状态的大学生来说，他们与政治社会化机构之间形成了正向谐变的关系，原因在于原有的政治认知图式会助推着他们去选择仪式中政治性、中心性、肯定性的信息进行建构性的理解；相反，对于那些未进入仪式状态的大学生来说，他们与政治社会化机构之间则形成了逆向冲突关系，因为在原政治认知图式的作用下，他们会主动屏蔽掉政治系统输出的政治性、中心性和肯定性信息，而注意政治系统无意间表现出来的非政治性、去中心性和否定性的信息，并作解构性的理解。因此，在我们的研究中，个体政治认知图式是了解大学生主观建构机制非常重要的变量，关于个体政治认知图式方面的因素也都被设计在了调查问卷中，以期研究它们在个体建构政治定向及政治行为过程中发挥的作用。

最后，建立大学生政治社会化多元主体互构过程的结构是本研究的最终归宿。本研究认为，政治社会化是个体在社会政治文化及各政治教育机构的政治影响下，通过各种内化、建构机制，学习政治知识、政治技能、政治规范，形成政治态度、政治价值，完善政治人格的辩证过程。实际的政治社会化过程既有政治教育机构的政治影响，又有个体的主观建构；既有政治教育机构与个体之间的正向谐变，又有二者之间的逆向冲突，是个体与多元政治社会化机构相互型构和建塑的过程。因此，只有将二者有机联系起来加以研究，才能还原大学生政治社会化作用途径、影响因素的全貌。因此，在研究设计中，我们又尽量全面选择了大学生所接触到的主要政治社会化机构，包括家庭（父母的政治态度、政治关心度等）、学校（高中政治教育、大学“两课”教育、老师的政治态度）、媒体（接触频率、接触类型等）、同辈群体、网络、政党、政府等，希望了解这些机构在大学生政治认同形成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并在最后能建立起既有政治教育机构又有个体主观建构的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结果的多元主体影响因素模型。

三 问卷设计与施测

（一）问卷设计

由于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结果是一个包含了多项内容且具有多个层次的复杂系统，很难在一份问卷中进行完整的测量。为求测量的准确性、细致性、全面性与可行性，我们按照政治社会化结果五个方面的内容，拆分成了四份问卷，即政治制度认同问卷（共收集1207份样本）、国家认同与政党认同问卷（共收集1066份样本）、政府认同问卷（共收集1129份样本）和政治参与问卷（共收集1051份样本），根据不同的内容分别进行设计。此外，还有国庆庆典仪式态度问卷（共收集1350份样本）。问卷各量表设计过程中充分参考与借鉴了国外的相应量表，如政党社会认同测验（parisian social identity scales）和政党情感晴雨表测验（feeling thermometers），特别是国际社会调查项目（ISSP）中的相关量表，并结合中国实情对这些量表进行了本土化。所有问卷在形成初稿之后都进行了试测，根据试测数据对相应量表进行了因子分析，进一步提炼与优化量表结构与测量指标。

政治制度认同问卷主要测量大学生政治制度认同方面的四个问题：人大制度认同、政党制度认同、政治体制改革认同以及中西政治制度认同比较。根据前期的文献研究，我们对各制度的认同操作化为情感性认同、合法性认同、合理性认同、实效性认同和现实性认同五个子维度，并分别进行了指标设计。在自变量设计上，既选择了家庭、学校、媒体等社会化机构，又选择了个体方面的因素，如政治制度价值观、批判性思维、意识形态认同等，以期全面观察影响大学生政治制度认同的因素。

国家认同与政党认同问卷对大学生的国家认同与政党认同的测量集中到了一份问卷。国家认同的研究定位于全球化时代下中国大学生的国家认同现状及其与“爱世界”之间的关系。根据已有的国家认同相关理论研究，特别是参考国际社会调查项目（ISSP）中关于“国家认同调查”的问卷，结合初期的试测情况，我们最终将大学生国家认同操作化为国家认同标准、国家自豪感、爱国情感三个大的子维度。其中，国家认同标准又包括民族标准和公民标准两个维度，国家自豪感包括政治自豪感和文化自豪感两个维度，爱国情感包括身份认同、符号认同、建设性爱国和非建设性爱国四个子维度，同时，每一具体维度又进行了具体的操作化与指标筛选。“爱世界”主要以对外排斥度来进行测量。根据研究问题，自变量主要选择了人口统计学变量，包括专业、年级、政治面貌、家庭情况等。

政党认同部分也主要测量大学生政党认同的现状与影响因素。在参考与借鉴国外研究者应用较为广泛的两种测验——政党社会认同测验（Parisian social identity scales）和政党情感晴雨表测验（Feeling thermometers）的基础上，我们将大学生的政党认同操作化为对政党执政绩效的认可、政党归属感两个大的维度。其中，对政党执政绩效的认可又操作化为对中央发展国家的认可、中央处理各类关系效力的认可、对各级党组织的认可三个子维度，政党归属感操作化为去个性化认同、吸引力认同、建设性认同三个子维度。影响因素除了选择人口统计学变量之外，还选择了国家认同这一重要的个体内在方面的因素。

政府认同问卷将研究问题定位于社会转型背景下中国大学生对当前政府的认同现状以及内在影响因素。我们将大学生对政府的认同操作化为政府工作满意度、政府信任度、对相关政策的信心及参与意愿三个大维度。其中政府工作满意度又包含形式满意度、内容满意度两个子维度，政府信任度包含党政机构信任度、一般机构信任度两个子维度。在影响因素方面，主要选择了个体内在方面的因素，包括内隐政府角色（期望政府扮演什么角色）、对政府工作的了解情况等。

政治参与问卷充分考虑到信息化社会给大学生政治社会化带来的影响，从网上政治参与和网下政治参与两个大的方面了解大学生的政治参与现状和特点。影响因素除了一般的人口统计学变量之外，同样主要选择了个体内在的原因，包括政治效能感、政治信任感、政治兴趣等因素。

（二）抽样与施测

由于本研究的内容过于庞大，很难囊括于一份标准长度的问卷，我们共拆分和设计出了四份问卷对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结果的某一方面进行深入调查。按照理想的研究，应该通过抽样选择出一批大学生对这四份问卷一起作答，但考虑到四份问卷加起来的庞大题量已远远超过了作答者能容忍的最大极限，从施测的角度来看难度极大，并且即使让他们勉强坚持作答完也很难保证问卷的有效率与真实性，因此，我们对四份问卷进行了单独的抽样与施测。

本研究选择的是北京地区的高校大学生。首先，北京作为全国的文化中心，高校云集，汇集了众多优秀学子，是全国高校以及在校大学生人数最多的城市。其次，北京作为全国的政治中心，北京地区的大学生能感受到更浓烈的政治氛围，能更近距离地感受到国家重大的政治事件。因此，从研究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结果的角度来看，北京地区大学生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在全国大学生中都具有重要的代表作用。

为了尽量缩小抽样误差，克服分别施测带来的整体误差困难，我们对样本的抽样进行了严格控制，以期每一部分问卷的调查结果都能推断总体。在简单随机抽样情况下，我们将置信度设定为95%，总体成数为0.5，允许抽样误差控制在3.0%，根据样本规模（sample size）计算公式计算出n为：t²/4e²=1.96²/4×0.03²=1067。考虑到问卷的回收率和废卷等问题，我们将每一部分调查问卷的调查样本容量都确定为1300人。每份问卷都各自抽取6～8所北京高校进行发放。发放问卷时尽量保证文科与理科、男生与女生比例的平衡。

本研究的调查均采用自填式问卷调查方式，即把问卷发给学生，让其自行填答，然后收回。由于研究主题带有一定的政治性，如果以班级为单位进行集体施测，会让被调查者产生一些思想顾虑，影响调查结果的真实性。因此，调查员都是通过入宿舍调查的方式发放问卷，让被调查者随意填答，约过半小时之后调查员再返回回收。这一调查方式保证了调查结果的有效性与真实性。

（三）资料分析方法

为了提高研究的科学性，本研究主要采用SPSS18.0对数据进行初级的项目分析、探索性因素分析、信度分析、描述统计分析及虚拟回归分析，运用AMOS18.0等较高级的统计软件进行较为复杂的验证性因素分析、路径分析、多层线性回归分析等，以期全面、深入地挖掘各变量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