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持续的探索》：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要提出“民国文学史”

贾振勇

民国文学史及相关学术观念，比如民国文学、民国文学风范、民国视角、民国机制等，已经提出有些年了。近年来，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及其他学科的学者们，就这些学术观念及其实践的可能性，展开了广泛而热烈的讨论，并获得了初步的学术成果。任何一个学术观念的产生与提倡，毫无疑问都要由时代精神这只看不见的上帝之手来推动。任何一个学术观念都有自己的内涵、外延以及学术指向，同时也有观念自身所难以避免的疏漏与盲区。所以支持和怀疑乃至反对这些观念，是一种良性的学术互动与争鸣。这不但会使民国文学史及诸观念在查漏补缺中得以拓展、丰富与深化，无疑也会增益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2012年12月初，在北师大召开的“民国历史文化与文学”学术研讨会上，又有不少学者提出了疑问乃至反对意见。我作了《文学史的限度、挑战与理想：兼论作为学术增长点的“民国文学史”》的学术报告。之后又在第四场讨论的尾声阶段，就与会专家的疑问之声，主动要求发言，简略谈了为什么要提民国文学史。事实上仔细分析，产生质疑乃至反对的原因，除了质疑者秉持自我学术立场、理路与眼光外，正处于思考和探索过程中的民国文学史及诸观念的提出和支持者们，对相关的基本问题并未说明和阐发清楚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但是，不管未说明和阐发清楚的原因，是来自内部学术资源的不足还是外部社会环境的禁忌，都有必要向学术界回答：“为什么”和“做什么”的问题。

一

提出民国文学史及诸学术观念，是为了解决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存在的困局，更是为了秉持和追求“学术乃天下之公器”的人文理想。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在史料考释、诗学体悟、观念扩容、意义阐发、视野拓展乃至研究队伍等诸多层面，取得了毋庸置疑的成就。尤其近些年有关“重写文学史”潮流的再度兴起，更是从观念到实践等各个层面，带来了一番热闹的学术景观。但不容回避的是，在学术景观的热烈表象背后，掩盖不住的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们的深深忧虑：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遇到了自身发展难以逾越的学术瓶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创新能力已经踟蹰不前；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是否是一个成熟的学科都成了一个问题，而这个问题又是那么真切地刺痛我们的神经；乃至作为二级学科的地位问题，我们都不得不去思考。陈思和教授的《我们的学科还很年轻》[9]一文，是表达这种忧虑的代表性文章。至于文学史编撰的困境问题，我以为钱理群教授的判断简洁而有代表性：“原有的文学史建构已经形成了、已经稳定下来了，现在人们对它不满，又找不到一个新的东西来替代它。”[10]当然还有更多的学者撰文表达这种忧虑，只是本文无法将他们的真知灼见一一罗列。从自身知识谱系、价值秩序和意义系统等各个层面，诸多学者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存在的问题尤其是创新能力衰减的忧虑，所反馈的恰恰是一个我们不得不面对的学术匮乏的真实状况。事实上，面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困局，不少严肃而认真的学者，已经开始尝试学术突围之路了。这就是民国文学史观念得以提出的学术研究背景。

提出民国文学史及诸观念的学术动机，绝非是简单地提出口号乃至制造学术泡沫，更非不理智地呼应所谓某种社会思潮。民国文学史及相关诸观念的提出乃至提倡，首先是基于开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和文学史编撰的新局面这样一项严肃而认真的自身延续与发展的学术使命。毫无疑问，民国文学史及诸观念能否立住脚，以及能否带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创新能力的增值，最根本的当然是要以它现在的及其以后的学术成果来判定。质疑者要求提供扎实可靠的学术成果来验证这一观念，当然是出于真诚和良好的学术期盼，更是出于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敬业精神。这种质疑值得充分尊敬。但是稍微需要提示的是，当年梁实秋喊出“我们不要看广告，我们要看货色”时，鲁迅的回答，值得今天的我们深深回味。其实问题很简单，扎实可靠的学术成果的取得，当然需要提倡者、支持者们扎实的学术劳作和深厚的学术功力，但是一种学术潮流能否最终开花结果，不完全取决于学者们的学术伦理意愿，更取决于外部环境是否能够提供研究的自由空间。

这就涉及民国文学史得以提出的第二个学术动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尤其是文学史编撰，已经失去了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知识界、思想界曾经拥有的前沿地位和至今令人怀念的那份荣耀。如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正在渐渐丧失与社会现实进行互动和对话的能力，更不用说向社会发声这样的学术担当气魄了。问题正如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温儒敏教授所指出的：“学问的尊严、使命感和批判精神正日渐抽空。现代文学研究很难说真的已经‘回归学术’，可是对社会反应的敏感度弱了，发出的声音少了。”[11]笔者曾经也提出：“申告‘现代中国文学史负担’，目的在于如何确立起真正独立、自足的学术尊严和文学史尊严，从而既能满足学术本身的目的，又能促使文学研究实现对社会和时代的天职。”[12]当今现代文学研究的失落和症结，关涉的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得以安身立命的学术伦理和价值取向问题。尽管学术首先是自身范畴内的不断建构与延续，但是学术得以存在的最根本理由，乃是社会现实的真切需要。我们应高度肯定那些表面看似乎和社会没有直接关联的学术成果，因为他们在默默建构坚实学术堡垒的同时，也间接实现了其社会价值。问题在于，即使我们认为20世纪8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获得的那份荣耀只是出于特殊历史阶段的特殊需要，但是不可忘记的是：中国现代文学是呼应着我们民族追求独立、自由与解放的伟大步伐而成长起来的；它本身就是中华民族一百多年来艰苦卓绝、浴血奋斗的一面镜子，是坚忍而伟大的中华民族的心灵史；它不但未曾历史化和博物馆化，而且它的精神与风骨一刻也未曾抛弃过我们；它所憧憬的理想，依然是让我们在实现伟大民族复兴之路上怦然心动的精神动力。如果让它躲进小楼成一统，不管冬夏与春秋，不但是无视它真诚参与社会现实的主观战斗精神，而且是对中国现代文学那些创造者们的创造性成就的严重曲解与忽视。

尽管近30年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有一种倾向值得深思：本来是学术基础的实证研究，大有上升为实证主义之嫌。实证方法是治学基本功，扎实可靠的实证研究会带来学术的重大突破，实证的价值与意义也不容置疑。针对以往的空疏学风，力倡实证自有矫正学术弊端的莫大功劳。但问题是，当作为基本功和方法的实证，呈现独尊之趋势，成为绝对强势的学术话语权力，整体的学风就很容易陷入琐碎的考据主义，进而套上实证主义的枷锁，终至落入犬儒主义的泥坑；学术研究追求多元格局的梦想，很可能就此沦为纸上谈兵。民国文学史及诸观念的提倡，当然首先要建立在扎实可靠的实证研究基础上，但它更注重历史、社会、文化和文学的整体互动效应及其在当下的氤氲互生，致力于以创新性成果实现“学术乃天下之公器”的人文追求。因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不仅仅是一门学问，还承担着提升审美品格、凝聚社会意志、提振民族精神、增强文化认同等社会职能。中国古代先贤曾经喊出过“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中国现代文学的先贤们也从未失去过“位卑未敢忘忧国”的赤诚情怀。那么，曾经慷慨昂扬地展现于中国现代文学创造历程的那种积极入世精神，难道今天的我们只能冷漠地看着它的精神律动渐渐远行吗？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只能步乾嘉学派之后尘吗？

二

中国现代文学是在中国古典文学、世界文学和当时文学实践的共存秩序中脱颖而出的。它在与中国古典文学的抗争、对世界文学的借鉴过程中，实现了自我的创生，具有了自身“融汇古今、贯通中西”之后的独创性，实现了自我本质的确证。那是一个中国文艺复兴初步完成的历史阶段，可是它的风采与气度，却越来越淡出我们的视野。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民国文学史及诸观念要涉及那个历史阶段的政治、法律、经济、文化、教育乃至军事等各个层面，但它最终所致力的核心学术目标是那个时代的文学。那个时代已经离我们遥遥而去，留下的仅仅是历史的遗迹。有的提倡者强调：我们应该尽可能回到历史现场，去把握和体悟那个时代的文学。有的学者就翻出历史的另一面：历史已经无法归去，如何到达历史的真实？事实上两种不同观点的区别，只不过在于对把握历史的“度”的不同侧重。文学史与一般的历史所不同的，就是我们的研究对象是依然活在我们心中并参与我们精神世界建构的文学作品，即使所有有关文学作品的外围元素都不可考，我们也能凭借语言文字本身所蕴含的信息和经验，去体悟文学、感知过去、遥想未来。强调从政治、法律、经济、文化、教育等诸层面介入民国文学的历史，只不过是为了更加深入、细致、全面地去体验、认识、理解和阐发那个时代文学的精神气度与风采。

其次需要解释的是，民国文学史及诸观念的一个具体学术目标，是针对当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在文学研究和文学史命名方面的“名实不符”现象。关于我们的学术对象，已经有中国新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现当代文学史、20世纪中国文学史、现代中国文学史、汉语新文学史等诸多指称。仔细考究这些指称，尽管侧重点迥异，但绕来绕去总绕不过一个“现代性”。且不说这个概念本身就有的巨大含混性和虚拟性，它实际指涉的历史状态的各个阶段，就存在着明显的断裂性和重大的差异性。尽管现代性所指涉的历史状态存在一种连贯性和同一性，但这种连贯性和同一性是从众多的断裂性和差异性中辨析、概括出来的。钱基博心目中的现代性，自然有别于胡适之心目中的现代性；左翼文人知识分子的现代性是对五四新文学创造者们的现代性的反动；以往我们对学术对象的命名背后，对现代性的理解与阐发更是言人人殊。其实，不同时间段的人们对现代性的感知、体验、理解与判断的差异与断裂，正说明了一个基本事实：流动的现代性。所以，当学者们用现代性来归纳、概括和总结这一百多年文学的历史时，不可避免地让整体性压倒了差异性，让普遍性压抑了特殊性，让同一性掩盖了断裂性，让流动性变成了凝固性。文学的历史好像井然有序了，但井然有序下面复杂、微妙、矛盾、多元的原生状态，也往往被整齐划一了。目前学术界诸类以“现代性”为指标的对中国现代文学历史的命名与叙事，极易以理论和概念的名义抹平现代性所指涉的历史事实状态的多样性和独特性。而民国文学史及诸观念所致力的，正是对一个特定历史阶段文学的独特性及独创性的最大程度的观照、还原与追复。

更需要强调的是，民国文学史及诸观念之所以要致力于研究民国时代文学的独特性和独创性，乃是因为这是一个中国现代文学实现自我确证的时代。自从鸦片战争以来，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为谋求中国的自由、民主、繁荣和富强而抛头颅、洒热血，中国的文人知识分子们当仁不让地属于这个群体，只不过他们献身的领域在文化、在文学。犹如政治家们改变了中国的政体、国体，文人知识分子们在改善中国人精神世界的进程中也殚精竭虑、鞠躬尽瘁。尽管中国文化、中国文学的变革已经在晚清酝酿、发酵，但由古典走向现代的标志性成果是在民国期间完成的。民国时代的文学，是在告别中国古典文学、拥抱世界文学的过程中创生，并逐渐获得了独立性，难能可贵的是在很短的历史时段内它就赢得了独创性。需要注意的是，中国现代文学及其精神固然是我们的真命天子，可是中国古典文学的遗韵、世界文学的激励，何尝不回响在我们的心底？何尝不是以共鸣状态绽放在我们的文学天地？所以民国文学史及诸观念所面对和研究的，是一个由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古典文学和世界文学共同架构的一个文学共存秩序，而民国文学史及诸观念不过是对这一历史事实状态的追认、确证和重建。民国文学史及诸观念所指涉的文学对象，是在“融汇古今，贯通中西”的进程中获得了自足性和独立性，在碰撞、兼容中初步完成了中国文艺复兴第一阶段的使命，从而确证了自我不同于古今中外其他文学样态的本质属性。自然，重点考究和把握它的独特性与独创性，目的就在于如何延续和发展它的伟大人文使命，重建、恢复和发扬它曾经的光荣与梦想。

五四时代“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口号的辐射性和覆盖性，绝不仅仅局限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而是象征了自晚清以来直至民国时代中国文化、中国文学的精神气度。遗憾的是，这种精神气度被历史的战车所碾碎，被历史的尘埃所掩盖，我们似乎只能从历史深处侧耳聆听它的遥遥回响。如今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在实现大国崛起之梦的路途上，如何以历史为鉴，寻找那个失落的精神气度，打捞起我们曾经拥有的精神体验，为中华民族的文艺复兴聊尽绵薄之力，是后来者无法推卸的时代天命。西方的文艺复兴历经数百年才最终得以完型，而中国由衰落走向复兴的道路不过才一百多年；西方的文艺复兴中经几度波折，中国的文艺复兴遭遇中断当然不足为奇。因为我们依然处于梁启超所预言的“过渡时代”。尽管中国的文艺复兴尚未完型，迄今也还未产生出足以影响世界的重大原创性“轴心”成果，但是它在民国时代为人们打开了走向开放和创造的历史之门。我们将以此为支点，重温它的悲与欢、泪与笑，让它金声玉振般的精神气度与风采，重新焕发出创造的活力。这正是民国文学史及诸观念得以提出的历史和文化的根脉所在。

三

民国，是当时全体中国人的民国，不是国民党的民国；民国精神，是当时全体中国人民与国民党反动派在博弈中形成的一种可歌可泣的时代精神。民国精神是中国文学在民国时代的风骨与精神坐标。

针对民国文学史及诸观念的实践者重返历史现场、重建民国文学景观的学术研究，有的学者指出：民国也很脏、很乱、很残忍。历史事实的确如此。但是，这里可能存在一个潜在的误读：即民国文学史及诸观念的实践者们，可能是在美化民国。这正是民国文学史及诸观念的实践者们所要郑重加以说明的。

事实上，这种误读背后还有一个潜在的重大误读：将国民党统治民国，等同于中华民国是国民党的民国，即国民党等于民国。

从历史表象看，的确是国民党带领中国人民推翻了清朝专制政权，以民主共和的建国梦想，带领中国人民走向了民国时代。但是，国民党中的反动派并未真正继承孙中山“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政治遗训，反而背叛对人民的民主承诺和自由契约，将民主共和政体流于形式，其实际治国状态基本上一团糟，最终结果必然是走向衰败，正如著名民国史专家易劳逸所判断的：“这个政权是个独裁政权，建立在军事实力之上，并靠军事实力来维持。这个政权的领导人唯恐失掉他们的权力，不愿与他人分享权力和随之而来的额外所得；对于政敌和批评者则采取压制的态度。在一个现代化和民族主义愈益增强的政治形态中，公民必然变得更有政治觉悟，这种大权独揽的做法，一般地说是自我毁灭。”[13]

与政治上的专制独裁、军事上的拥兵自重、经济上的贪污腐败相配套的，必然是国民党反动派在文化上的腐朽反动。中国新文化、新文学自肇造至播撒宇内，是由社会各阶层最优秀的知识分子振臂一呼而云集响应的，国民党非但不是中流砥柱，反而时常与新文化、新文学相颉颃，更甚而责难、压制和破坏新文化。连“诤友”胡适之，都忍耐不住猛烈抨击“国民党是反动的”：“今日的国民党到处念诵‘革命尚未成功’，却全不想促进‘思想之变化’！所以他们天天摧残思想自由，压迫言论自由，妄想做到思想统一。殊不知统一的思想只是思想的僵化，不是谋思想的变化。用一个人的言论思想来统一思想，只可以供给一些不思想的人的党义考试夹带品，只可以供给一些党八股的教材，绝不能靠此‘收革命之成功’”，“现在国民党所以大失人心，一半固然是因为政治上的设施不能满足人民的期望，一半却是因为思想的僵化不能吸引前进的思想界的同情。前进的思想界的同情完全失掉之日，便是国民党油干灯草尽之时”。[14]这不但是犀利的批判，更是敏锐的预言。

民国的建立，是以一代革命志士“碧血横飞，浩气四塞”的壮烈牺牲为之奠基的；是以民主共和的梦想，召唤和动员全体中国人民的。但是国民党执掌政权后，以“训政”的名义实行“以党治国”，不但拒绝还政于民，更披着现代民主政体华丽而虚幻的外衣，实行专制独裁之实：权贵横行，暴力肆虐；愚弄民众，鱼肉百姓；无视人民陷于水深火热，漠视民族乱于动荡纷争；而民主则沦为权贵争权夺利的手段、统治者压榨人民的工具。对于国民党反动派的这一本性，罗隆基一针见血：“国家失去功用的理由，最大的是国家为某私人或某家庭或某部分人集合的团体所占据。他的功用已变了他的本性。他成了某个人，或某家庭，或某私人团体蹂躏大多数国民人权的工具。”[15]

与虎谋皮的胡适之和罗隆基，说的是何等透彻！事实上这个反动政权的最高统治者说得更好：“老实说：古今中外任何革命党都没有我们今天这样颓唐和腐败，也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的没有精神，没有纪律，更没有是非标准，这样的党早就应该被消灭被淘汰了！”[16]抱残守缺、“以党治国”的国民党反动派，很快就走向了人民的对立面。而人民这个中华民国的真正主人终于怒不可遏，在政治、军事、文化、法律等各个领域迅速揭竿而起，星星之火终于燎原！毫无疑问，在反抗国民党反动派专制独裁的行列中，中国共产党走在了时代的最前沿。它动员、集结一切爱好自由、民主、平等的中国人，为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的专制统治，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浴血奋斗了二十八年。而专制独裁、贪污腐化、鱼肉人民的国民党反动派，最终败走大陆、龟缩台湾，为“以党治国”这个开中国历史之先河的恶行付出了惨重代价。这是它咎由自取、罪有应得。

国民党背叛了人民，也就是背叛了民国。而民国的时代精神，是中国人民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法律、教育等各个领域追求民主、自由、繁荣、富强的艰辛历程中建构起来的，尤其是在与北洋军阀、国民党等反动派英勇斗争的过程中激发出来的。或者说，这种时代精神是包括各进步政治团体、文人知识分子、工农大众等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在与北洋军阀、国民党专制政治的博弈中形成的。这种时代精神，我们今天可以称之为民国精神。这种民国精神，属于中国人民，绝不属于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正是在这样的民国精神氛围中脱颖而出，赢得了民国时代大多数人的支持与拥护。中国共产党继承孙中山先生的革命遗志，在与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终于也创造了新的时代精神，带领中国人民进入了共和国时代。这自然是后话，另当别论。

显而易见，民国文学及诸观念的提出与实践，是建立在对民国精神深刻领悟的基础之上的。民国时代的文学，在展现和发扬民国精神方面，毫无疑问走在了时代前沿。民国精神也毋庸置疑地成了民国时代文学的精神风向标，成了民国时代文学的不朽的内在精神气质和风骨。之所以要阐明民国精神在民国文学现象中的轴心作用，是因为它既是民国文学史及诸观念立论的学术指南，又是民国文学史及诸观念实践的价值坐标。民国文学史及诸观念的提出与实践，最终的目的是为民国时代的文学重建那个被国民党反动派践踏过的、如今久已失落的时代精神和历史氛围，这就是代表和象征民国时代人的价值理想、道德诉求、人文风范以及社会运行内在机制的民国精神！

四

如果说民国精神是民国文学的内在风骨，如果说民国精神是民国文学史及诸观念提出与实践的学术轴心，那么民国文学史观念就是一个文学研究和文学史编撰的顶层设计，是自“二十世纪中国文学”“重写文学史”以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二次革命”。然而，路漫漫其修远兮。

之所以最后要强调民国文学史观念，是一个文学研究和文学史编撰的顶层设计，是自“二十世纪中国文学”“重写文学史”以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二次革命”，首先是考虑到这一学术预设的最终开花结果，可能需要数十年乃至上百年的艰辛学术劳作。这一过程，可能相当漫长乃至令人难以忍受，既可能涉及在外部环境缓慢变迁的情况下，我们的学术研究如何在沉闷中获得创新能力的问题；也可能涉及在外部环境骤然突变的状态下，我们的学术研究如何跟上时代精神急速发展的步伐问题。从文学研究和文学史编撰的顶层，铺展到广阔而深厚的底部，不但需要学者们在时间的延展中艰辛劳作，而且取决于难以预测的学术空间的自由度问题。

其次，强调民国文学史是“顶层设计”和“二次革命”，在于从提出这种学术预设到化为具体学术实践，不仅牵涉时间累积和社会发展进程问题；更涉及如何在相应的学术空间中将这种学术预设，分解为可操作的文学研究、文学史编撰的具体观念与思路，落实为具体而细致的学术命题。这种分解和落实，必然是在已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格局、框架和内在机制中进行并寻求突破点。正如有学者强调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和“重写文学史”的学术支点是文学性和审美自治，是向文学本身回归，是向学术本身回归。这种以文学性、审美自治为核心的学术运作的利弊得失暂且不论，但它的确实实在在地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开辟了一条生路。那么民国文学史观念以什么作为自身的坚实学术支点，从而开辟一条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创新之路呢？

问题正在这里。如果说“二十世纪中国文学”“重写文学史”的学术期待，是回归文学本身、回归学术本身，那么民国文学史观念的提倡与实践，恰恰是一条相反的学术路径。这条学术路径当然不是简单的二元对立式的位置互换，而是在前人丰硕研究成果和经验基础上力图创新之路；它已经不是以收敛的方式从文学的外部回归到文学的内部，而是以发散的形式去探求民国文学与文学外部要件之间的复杂互动，在中国文艺复兴的更宏阔格局中审视民国文学的作用、价值与意义，用文学的眼睛去审视历史、现在与未来，用文学的感觉去体验中国与世界，最后点亮自己——返回到适合自身栖居的处所。就目前所能意识到的内容来看，它不仅涉及文学研究和文学史编撰内在机制的嬗变与再生，而且必然涉及我们的历史观、社会观、价值观、政治观和文学观等一系列既成观念的重组与再造，而这些观念的重组与再造，不主要、甚至不可能来自观念自身的变革力量。因此，民国文学史观念所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学术支点，而是由多维支点支撑起来的一个综合性学术平台。由于人们对民国文学历史的想象的多样性，这个学术平台也必然是一个开放而多元的共存秩序。

就民国文学史观念所能触摸到的现实学术目标而言，它带来的首先应该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及文学史编撰的整体突破。然而仅仅是这一点，就何其难也。不要说文学研究与文学史编撰实现整体突破存在巨大难度，如前辈学者所期待的“建构一部逻辑结构严整的全景观的现代中国文学史文本”，[17]就是一些基本而具体的学术命题，已经或者将要困扰我们许久，比如近30年曾经一热再热的文学性，学者们上穷碧落下黄泉，仿佛重新发现了关于文学性的那个自律性和独立性的所谓本质特征，苦心经营后蓦然回首，却发现无论是研究还是创作，这个文学性都存在着让我们脱离社会现实的危险，而且在事实上已经让我们的研究和创作患上了某种程度的自闭症。再比如说中国的文艺复兴，这个问题是否能成为我们的问题意识，都还是一个疑问。中国新文化、新文学创始之初，五四前后的那几代人曾经那么雄心勃勃地将这个神圣的期许赋予自身。然而，俟河之清，人寿几何？生也有涯渐渐阻断了人们对这一历史长时段命题的愿景，时间之神也挟裹着层出不穷的现实问题冲淡了它的梦想。可事实是：民国文学正是在自我确证过程中为中国的文艺复兴立下了首义之功，中国的文艺复兴还在以各种有形、变形乃至无形的方式向前推进。所以，从一个后设的历史长时段视野来看，我们目前的学术研究，能否触摸到历史的脉搏、文学史的精神律动，都值得人们深入再思考。

民国文学史及诸观念这个学术预设，如何从口号分解和落实到我们具体的研究进程中，如何成为我们文学研究和文学史编撰的常态学术机制、内在学术习惯和共同学术理想，不但需要热心于民国文学史研究的学者们集群体之合力而渐次达成，而且最终要拿出货色来验证。而这个货色的拿出，还不能等待得太长，否则再高的热情也会在无望中慢慢消失。令人欣慰的是，民国文学史及诸观念从提出时的不被关注，到如今越来越多的学者加入研究与探索的行列，越来越多的具体学术成果问世，乃至质疑与反对之声渐起，都说明民国文学史及诸观念已经由可能性、可行性的论证阶段，转向了富有成效的实践和深化阶段。目前民国文学史及诸观念的学术实践之所以能呈现活跃景象，得益于一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知名学者的积极推动，比如张福贵教授、丁帆教授、张中良教授、李怡教授、陈福康教授等等，其中李怡教授尤为值得称赞。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诸多同仁的共同努力下，最近几年来有关民国文学史及诸观念的学术实践，从具体学术个案的探讨与分析，到集体性学术争鸣的策划与组织，呈现出了加速度增长的趋势。

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信心源于理想，理想的阳光要洒进现实，需要点点滴滴、踏踏实实的实绩。这需要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坚韧，更需要板凳一坐十年冷的耐性。

夜正深，路正长。但路已经依稀可辨。

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

原载《华夏文化论坛》2013年第2期